1626年春季，两军在台湾近海对峙，西班牙人见荷兰人与郑芝龙海盗集团人多期众，于是决定避实就虚，转而扬帆北上，占领了鸡笼，从此开始了对合湾岛北部的殖民统治。西班牙舰队刚走，郑芝龙的部下许心素就投靠明朝，当上了厦门水师把总，并垄断了中国和荷兰的丝绸贸易，令郑芝龙颇为眼红。

1627年，一批在台湾定居的日本侨民看到，荷兰与西班牙割据台湾南北两端，与中国海盗和原住民形成四股势力争霸台湾岛的格局，认为有机可乘，便勾结一个卖国求榮的高山族酋长，扮成“台湾使团”，到日本向德川幕府”献土归附”。没想到德川幕府不肯发兵，这个伪使团被迫返回台湾，结果一登陆就被荷兰人逮捕。可是，接下来发生了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总督纳茨由于大意，竟在审讯这些伪使团成员时，被日本侨民领袖滨田弥兵卫劫持，史称“滨田弥兵卫的逆袭”，“逆袭”一词从此在日本走红。结果，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迫允许滨田弥兵卫一伙坐船去日本，还与他…

（略去部份荷據 Formosa 片段…）

1628年，郑芝龙袭击厦门，杀死老部下许心素，并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去台湾开拓农田，令明朝政府十分棘手。

崇禎皇帝刚登基，就招抚郑芝龙，任命他为海防游擊將軍。由於升官，郑芝龙将妻子田川氏和长子郑成功从日本接到泉州家中居住。然而，“十八芝”中的刘香拒绝降明，返回台湾，继续与荷兰人合作。不久，另一位“十八芝”成员李魁奇叛变，袭击了郑芝龙，造成了巨大伤亡。1630年，郑芝龙联合新任荷兰驻台湾总督普特曼斯夹击李魁奇，将其杀死，事后郑芝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都受到明朝的表彰。然而，双方的蜜月没有持续多久。

与西班牙、葡萄牙这些老牌的殖民国家相比，荷兰严重缺乏海外殖民地，本国的人口和自然资源都很少。尽管商业经济和手工业发达，荷兰依然无法避免西班牙和葡萄牙面临的困境，甚至更加严重：由于缺乏殖民地提供补给，抵达东方的荷兰人往往精疲力竭、体弱多病；随着殖民活动的发展，荷兰逐渐无力提供荷兰东印度公司需要的船只，也无法提供足够的人员，只能从中欧和北欧大量雇人。很快，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东方的雇员就不再以荷兰人为主，而是以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为主了。结果，荷兰东印度公司变成了一支多国部队，雇员对荷兰没有国家认同感，都想着在殖民地尽快发一笔财就回家。军队素质参差不齐，军纪涣散，缺乏配合意识，称其为乌合之众也不为过。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占领爪哇岛和台湾岛等有限的几处岛屿以后，很快就停止了在海外的扩张，这又导致公司收入减少，陷入恶性循环。

163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由于经济压力过大，决定用武力迫使明朝政府开放通商口岸，普特曼斯总督奉命与刘香一同进军中国大陆。7月，荷兰䚀隊袭击了厦门港内的明朝水师，击沉了几十艘郑芝龙新造的军舰，明朝于是向商兰宣战。郑芝龙紧急备战，除赶造军舰以外，还特意把女儿嫁给澳門葡萄牙人，借机在澳门购买军火，同时在澳门收编了一批善于使火绳枪的黑人奴隶，因为他知道这些黑人奴隶*曾经在1622年的葡荷澳门之战中重创荷兰军队，令荷兰人闻风丧胆。从此，这批“乌鬼”就成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私人卫队。

10月，以郑芝龙为先锋的明朝水师在金门附近的料罗湾用火攻击败了荷兰舰队，荷兰东印度公司同意撤回全部要求，并停止与刘香的合作，郑芝龙则承诺恢复战前的贸易，但东海和南海的商船从此以后不得悬挂荷兰船旗，“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荷兰商人甚至称郑芝龙为“我们荷兰人的父亲”。郑芝龙因此很快成为世界首富，而普特曼斯总督只得返回台湾岛，专心镇压高山族土著，并于1642年将西班牙殖民者赶出鸡笼，独霸了台湾岛。与此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马六甲，为澳门之战报了仇。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与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被荷兰人掐断。

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41年占领马六甲，1642年占领台湾北部，对世界主要国家都造成了深远影响。

17世纪初，欧洲自荷兰独立之后的一连串小战争终于演变各个国家纷纷加入的大战，史称“三十年战争”。战争初期，由西班牙领导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在陆地和海洋上占有绝对优势，一度包围巴黎，并击毙盟军统帅、“北方雄狮”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但1638年后，形势逐渐开始对西班牙不利，由于军费枯竭，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在陆地和海洋屡战屡败，大半个德国都被盟军占领。西班牙被迫求和，于1648年签署了奠定近现代国际法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正式承认荷兰与瑞士独立，法国、瑞典与普鲁士获得了大片德国领士，荷兰获得了大片海外殖民地，神圣罗马帝国遭到肢解，西班牙从此沦为二流国家，其属国葡萄牙更是无力再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虽然也曾参战，但是时而加入神圣罗马帝国一方，时而加入同盟国一方，结果都遭失败，不得不早早退出战争，同时还与老盟友荷兰逐渐交恶。同时，由于查理一世派遣“库尔滕集团”到中国要求通商的行动没有成功，加之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了台湾和马六甲，英国几乎被排挤出东方贸易市场，只是由于莫卧儿帝国的特殊优待，英国东印度公司才得以在印度沿海保留了几个商站。英国国内经济危机严重，民众对查理一世日益不满，最终引爆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由于西班牙、葡萄牙、日本停止了向中国输入白银和高产美洲作物，崇祯年间，明朝经济完全崩溃，中国东南沿海的大批民众不顾禁令逃往菲律宾谋生，总数达到3.3万人之多，引起菲律宾当局的高度恐慌，于公元1639年发动了“第二次菲律宾屠华事件”，约1.9万名华侨遇害，进一步摧毁了明朝和西班牙的经济。

随着清军入关和南明溃败，东亚局势发生剧变，郑芝龙降清后，他的大部分部下都跟随其长子郑成功继续抗清。但在南京城下战败以后，郑成功集团在大陆的生存空间被目益压缩。由于军费紧张，郑成功不断提高外贸税率，甚至频繁向台湾华人征税，声称这是当年郑芝龙固有权利，引起荷兰东印度公司极大不满。

当时，台湾汉族的主要領袖是“十八芝”成员郭怀一与何斌。1652年，郭怀一组织台湾汉族发动抗荷暴动，遭到血腥镇压，郭怀一被高山族土著射杀，3000多名汉人遇难。领导镇压的荷兰驻台湾总督花碧和曾经盛赞汉族是“福尔摩沙岛上唯一酿蜜的蜂种，没有他们，（荷兰东印度）公司将无法在此生存”，但他指挥的屠杀使台湾经济崩溃，也引来郑成功的恶感，郑成功一度命令台湾汉族全部返回福建，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整年颗粒无收。

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迫将花碧和革职查办，而用瑞典人揆一取代。揆一派“十八芝”成员何斌去厦门与郑成功反复谈判，最后何斌瞒着揆一，承诺每年自费向郑成功缴纳“银五千两、箭柸十万支、硫黄千担”，郑成功才解除禁航令，允许汉族前往台湾。然而，日久天长，何斌再也无力支付自己许诺的巨额贡品，只好在他承包的外贸税收里上下其手，拆东墙补西墙，结果被荷兰当局发现，怀疑他贪污。何斌发现自己即将被软禁，便设法逃离台湾，到厦门去找已经对反清复明感到绝望的郑成功，劝他占领台湾。

郑成功于是在1661年率领大军渡过台湾海峡，本希望给荷兰东印度公司保留一座城堡用于通商，或允许荷兰人转往澎湖，但遭到揆一总督拒绝，于是双方交战。荷兰人虽然船坚炮利，但在兵力和将士素质上都远不如郑军，抵抗八个月之后被迫投降。

很多人都以为郑成功在生前就已经完全统治了台湾全岛，但事实并不如此。郑成功去世时，仅仅占领了台湾岛西部和南部地区，约全岛面积的三分之一。郑成功死后，荷兰人卷土重来，占领鸡笼，郑成功的继承人郑经多次派军队讨伐，损失惨重也没能取胜。不过，郑经在陆地上长期封锁鸡笼，阻止荷兰人获得台湾当时的主要产品——大米和鹿皮，并严禁华人进出鸡笼，导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北部的统治无利可图。1668年，入不敷出的荷兰人被迫放弃了鸡笼这一没有经济价值的据点，炸毁城堡离去，郑氏王朝终于成为台湾全岛的主人。

荷兰东印度公司失去台湾，并不是因为揆一总督指挥不力，而是因为这个欧洲殖民政权没有搞好与华人的关系。镇压郭怀一暴动以后，台湾经济每年都出现赤字，长期缺乏经费导致荷兰驻军武备废弛，士兵健康状况恶化。

同样，郑成功父子占领台湾以后，由于同荷兰人的关系一直无法修复，与菲律宾西班牙政权也长期敌对，在大陆统治已经巩固的清朝又历行海禁，导致外贸长期萎靡，进而瓦解了郑氏王朝的军事力量。虽然郑经后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通商，但规模一直不大。

三藩之乱期间，郑经虽然一再受到邀请，却始终无力派大军西征，仅占领了海峡西岸的几座沿海城市。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后，派郑成功旧部施琅攻打澎湖，郑氏王朝主将刘国轩起初取胜，但因为部队长期缺饱，多数士兵一个月没吃过饱饭，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惨败。主力军被歼灭的郑氏王朝只得向清朝投降，清朝前期的禁海令也因此被解除，中国外贸很快就重新快速发展。

明末清初，一些东南地方割据政权为了更快敛财，将外贸收归国有，于是出现了一些由王室直接委派的“王商”；其他向政府申请外贸特许经营权的民间商人被叫作“揽头”，他们开的外贸企业以中介公司（牙人）的性质注册，因此叫作“牙行”。王商由于出身贵族世家，缺乏商业经验和技巧，清朝初年又受到三藩之乱的打击，很快就没落了。所以，清朝初年的外贸企业几乎都是“牙行”。

公元1686年广东洋货行成立时，由于外贸特许执照的门槛太高，商户数量仅有几家，却仍然按照明朝末年牙行的传统，被称为“十三行”，后来数目不断变化，多的时候有二三十家，少的时候只有四家，但“十三行”的名称因约成俗，始终未变，这就是清朝享誉世界的“广东十三行”。

由于当时的西方语言不区分“广东”和“广州”，有些材料也称之为“广州十三行”，其实十三行全都建在广州城外，其活动范围不限于广州附近，而是遍布珠江三角，所以应该叫作“广东十三行”。

广东十三行因为王商的没落而兴起，但很快又将遭到另一批商人的有力挑战。（第二章 完）

以上摘自：羅三洋《古代絲綢之路的絕唱—廣州十三行》第二章 p.69~75

* 原書插圖註：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黑人火枪兵，身披锁子甲、腰插日本刀。應該是爪哇的 Arquebusier 火繩槍兵。

附錄：

原書目录
•
前言
当中国商人掌控世界贸易时/1
第一章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20
第二章
欧洲航海家与中国海贼王/39
第三章
“皇商”的失败与“公行”的兴起/77
第四章
“哥德堡”号的奇幻漂流 /102
第五章
一口通商的危与机/126
第六章
美国之父，欧洲之父1147
第七章
停滞的帝国，糊涂的使臣/187
第八章
当无限公司遭遇有限公司/202
第九章
宁为一条狗，不为行商首/224
第十章
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的商业巨子——广东十三行与天地会/251
第十一章
高价画家、廉价劳工与免费医生——广东十三行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278
第十二章
火烧十三行，越烧越排场/310
第十三章
青年富二代之烦恼 /330
第十四章
染血的红茶 / 353
第十五章
孽海花—罂粟的罪恶诱惑 / 383
第十六章
红与黑——林钦差与伍浩官的终极博弈 /420
第十七章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与广东十三行的解散 /443
第十八章
从旧金山到上海——广东十三行的转型 /486
尾声
辛亥革命与广东十三行的湮灭 /514

曾陪同鄭和下西洋做翻譯的馬歡在 1413年抵達爪哇，三年後寫下見聞成書《瀛涯勝覽》。此時距離1257年龍目島超級火山噴發已過了 156年。

瓜哇國者，古名闍婆國也。其國有四處，皆無城郭。其他國船來，先至一處名杜板 (Tuban)。次至一處名新村，又至一處名蘇魯馬益 (Surubaya)。再至一處名滿者伯夷 (Majapahit)，國王居之。其王之所居以磚為牆，高三丈餘，週圍約有二百餘步。其內設重門甚整潔，房屋如樓起造，高每三四丈，卽布以板，鋪細藤簟，或花草席，人於其上盤膝而坐。屋上月硬木板為瓦，破縫而蓋。國人住屋以茅草蓋之。家家俱以磚砌土庫，高三四尺，藏貯家私什物，居止坐臥於其上。

國王之絆，髼頭或帶金葉花冠，身無衣袍，下圍絲嵌手巾一二條，再用錦綺或紵絲纏之於腰，名曰壓腰。插一兩把短刀，名不刺頭，赤脚出入，或騎象，或坐牛車。國人之絆，男子髼頭，女子椎髻，上穿衣，下圍手巾。男子腰插不剌頭一把，三歲小兒至百歲老人皆有此刀，皆是兔毫雪花上等鑌鐵為之。其柄用金或犀角、象牙，雕刻人形鬼面之狀，製極細巧。

國人男婦皆惜其頭，若人以手觸摸其頭，或買賣之際錢物不明，或酒醉顚狂，言語爭競，便拔此刀刺之，強者為勝。若戳死人，其人逃避三日而出，則不償命。若當時捉住，隨亦戳死。國無鞭笞之刑，事無大小，卽用細藤背縛兩手，擁行數步，則將不刺頭於罪人腰眼或軟肋一二刺卽死。其國風土無日不殺人，甚可畏也。

中國歷代銅錢通行使用。
杜板番名賭斑，地名也。此處約千餘家，以二頭目為主。其間多有中國廣東及漳州人流居此地。雞、羊、魚、菜甚賤。海灘有一小池，甘淡可飮，曰是聖水，傳言大元時命將史弼、高興征伐闍婆，經月不得登岸，船中之水已盡，軍士失措。其二將拜天祝曰：「奉命伐蠻，天若與之則泉生；不與則泉無。」禱畢，奮力插鎗海灘，泉水隨槍插處湧出，水味甘淡，衆飮而得全生。此天賜之助也，至今存焉。

於杜板投東行半日許，至新村，番名曰革兒昔 (Gresik)。原係沙灘之地，蓋因中國之人來此剏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廣東人也。約有千餘家，各處番人多到此處買賣。其金子諸般寶石一應番貨多有賣者，民甚殷富。自新村投南船行二十餘里，到蘇魯馬益，番名蘇兒把牙 (今”泗水”)。其港口流出淡水，自此大船難進，用小船行二十餘里始至其地。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餘家，其間亦有中國人。

其港口有一洲，林木森茂，有長尾猢猻萬数，聚於上。有一黑色老雄獮猴為主，卻有一老番婦隨伴在側。其國中婦人無子嗣者，備酒飯果餅之類，往禱于老獼猴，其老猴喜，則先食其物，餘令衆猴爭食，食盡，隨有二猴來前交感為驗。此婦回家，卽便有孕，否則無子也，甚為可怪。

自蘇兒把牙小船行七八十里到埠頭，名章姑。登岸投西南行一日半到滿者伯夷，卽王之居處也。其處番人二三百家，頭目七八人以輔其王。天氣長熱如夏，田稻一年二熟，米粒細白，芝麻菉豆皆有，大小二麥絕無。土產蘇木、金剛子、白檀香、肉豆蔲、蓽撥、斑猫、鑌鐵、龜筒、玳瑁，奇禽有白鸚鵡如母雞大，紅綠鶯哥、五色鶯哥、鷯哥，皆能效人言語；珍珠雞、倒掛鳥、五色花斑鳩、孔雀、檳榔雀、珍珠雀、綠斑鳩之類。異獸有白鹿、白猿猴等畜，其猪羊牛馬雞鴨皆有，但無驢與鵝耳。

果有芭蕉子、椰子、甘蔗、石榴、蓮房、莽吉柿、西瓜、郞級之類。其莽吉柿如石榴樣，皮內如橘囊樣，有白肉四塊，味甜酸，甚可食。郞級如枇杷樣，略大，內有白肉三塊，味亦甜酸。甘蔗皮白麄大，每根長二三丈。其餘瓜、茄、蔬菜皆有，獨無桃李韭菜。

國人坐臥無床凳，吃食無匙筯，男婦以檳榔荖葉聚䖽灰不絕口，欲吃飯時，先將水嗽出口中檳榔渣，就洗兩手干淨，圍坐，用盤滿盛其飯，澆酥油湯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若渴則飮水，遇賓客往來無茶，止以檳榔待之。

國有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國為商，流落此地，衣食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是廣東、漳、泉等處人竄居是地，食用亦美潔，多有從回回藪門受戒待齋者；一等土人，形貌甚醜異，猱頭赤脚，祟信鬼敎，佛書言鬼國其中，卽此地也。人吃食甚是穢惡，如虵蟻及諸蟲蚓之類，略以火燒微熟便吃。家畜之犬與人同器而食，夜則共寢，略無忌憚。舊傳鬼子魔王靑面紅身赤髮，正于此地與一罔象相合，而生子百餘，常啖血為食，人多被食。忽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稱異之，遂推為王。卽令精兵驅逐罔象等衆而不為害，後復生齒而安焉。所以至今人好兇強。

年例有一竹鎗會，但以十月為春首。國王令妻坐一塔車于前，自坐一車于後。其塔車高丈餘，四面有窗，下有轉軸，以馬前拽而行。至會所，兩邊擺列隊伍，各執竹鎗一根。其竹鎗實心無鐵刃，但削尖而甚堅利。對手男子各攜妻奴在彼，各妻手執三尺短木棍立於其中。聽皷聲緊慢為號，二男子執鎗進步抵戳，交鋒三合，二人之妻各持木棍格之曰「那剌那剌」則退散。設被戳死，其王令勝者與死者家人金錢一箇，死者之妻隨勝者男子而去。如此勝負為戲。

其婚姻之禮，則男子先至女家，成親三日後迎其婦。男家則打銅皷銅鑼，吹椰殼筒，及打竹筒皷幷放火銃，前後短刀團牌圍繞。其婦被髮裸體跣足，圍繫絲嵌手巾，項佩金珠聯絡之飾，腕帶金銀聲裝之鑼。親朋隣里以檳榔荖葉線紉草花之類，粧飾綵船而伴送之，以為賀喜之禮。至家則鳴鑼擊鼓，飮酒作樂，數日而散。

凡喪葬之禮，如有父母將死，為兒女者先問於父母，死後或犬食，或火化，或棄水。其父母隨心所願而囑之，死後卽依遺言所斷送之。若欲犬食者，卽擡其屍至海邊，或野外地上，有犬十數來食盡屍肉無遺為好；如食不盡，子女悲號哭泣，將遺骸棄水中而去。又有富人及頭目尊貴之人將死，則手下親厚婢妾先與主人誓曰「死則同住」，至死後出殯之日，木搭高棰，下垜柴堆，縱火焚棺，候燄盛之際，其原誓婢妾二三人，則滿頭帶草花，身披五色花手巾，登跳號哭良久，攛下火內，同主屍焚化，以為殉葬之禮。

番人殷富者甚多，買賣交易行使中國歷代銅錢。書記亦有字，如銷俚字同。無紙筆，用茭蔁葉以尖刀刻之。亦有文法，國語甚美軟。

斤秤之法，每斤二十兩，每兩十六錢，每錢四姑邦，每姑邦該官秤二分一釐八毫七絲五忽。每錢該官秤八分七釐五毫，每兩該官秤一兩四錢，每斤該官秤二十八兩。升斗之法，截竹為升，為一姑刺，該中國官升一升八合。每番斗一斗為一㮏黎，該中國官斗一斗四升四合。

每月至十五十六夜，月圓清明之夜，番婦二十餘人或三十餘人聚集成隊，―婦為首，以臂膊遞相聯綰不斷，于月下徐步而行。為首者口唱番歌一句，衆皆齊聲和之，到親戚富貴之家門首，則贈以銅錢等物。名為步月行樂而已。

有一等人以紙畫人物鳥獸鷹蟲之類，如手卷樣，以三尺高二木為畫榦，止齊一頭。其人蟠膝坐於地，以圖畫立地，每展出一段，朝前番語高聲解說次段來歷。衆人圜坐而聽之，或笑或哭，便如說平話一般*。

國人最喜中國靑花磁器，幷麝香、銷金紵絲、燒珠之類，則用銅錢買易。國王常差頭目以船隻裝載方物進貢中國。

* 畫卷戲 (Wayang Beber)，兩卷原始彩繪樹皮紙 daluang 畫卷留存至今（英文網頁）；今日惹有專屬博物館。Developed in the Kediri Kingdom (928-1222 AD) in East Java, it was a significant court art before the rise of wayang kulit (shadow puppets).

參考：爪哇島-峇里島（Reid 東南亞史，2022）

安德列·科埃略 (André Coelho) 是 17世紀最初幾十年中在東方海上相當活躍的一位葡萄牙船長，其名字常常出現在當時來自東方的文獻中，但是，卻從來沒有關於他的翔實的傳記研究。他在 1621年呈給伊比利亞王室 (Coroa Ibérica) 的詳細報告中，試圖描述荷蘭人在經過二十多年對葡萄牙控制地區有組織的攻擊之後在東方獲得的勢力範圍。

與當時呈給菲利普 (Filipes) 王室的其它建議一樣，科埃略在這份報告中提出了以結束荷蘭在整個亞洲海上統治地位為目的的具體軍事計劃，即組建一支強大的葡萄牙–西班牙聯合艦隊，在馬尼拉集結，以便有步驟地打擊荷蘭勢力，不遺餘力地追擊低地國家的反叛船隻。但是，這個計劃最終沒能實現。

在此摘抄的部分來自安德列·科埃略的手稿*。現存於里斯本國家圖書館的這份手稿從未發表過，到目前為止，祇是在一篇有許多摘引的學士論文中被提到過，即瑪麗婭·馬努艾拉·索布拉爾·布蘭科 (Maria Manuela Sobral Blanco) 1974年 提交給里斯本大學文學院的《荷蘭人和東方葡萄牙帝國 1595-1641》 (Os Holandeses e o Impéri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595-1641)。

陛下應當考慮到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收復這些地區是多麼重要，應當派出一隻強大的艦隊去消滅佔領南方群島的荷蘭敵人，而這些荷蘭人不僅佔領了這些島嶼，還佔據了整個印度的大部分地區。⁽¹⁾ 應當注意到，這些叛軍在納加帕蒂南 (Negapatão)、聖多美 (São Tomé)、普里卡特 (Paleacate) 和默吉利伯德納姆 (Masulipatão)、Gergelim [胡格利 Hughli]、 孟加拉 (Bengala)、勃固 (Pegu) 和德林達依（Tenassarim，緬甸的丹那沙林）的整個海岸的許多港口都有貿易活動或者商棧，在這些港口，時常有荷蘭人和持有荷蘭人發放的許可證⁽²⁾ 的當地船隻航行，而荷蘭人用從可憐的葡萄牙人手中奪取的船隻進行防衛。葡萄牙人由於受到這些叛軍的恐嚇，已經不敢在那片海域航行了。從所有這些情況可以推斷 [印度] 國可憐而悲慘的處境。

摩鹿加群島 (ilhas Malucas) 的大部分地區同樣被這些荷蘭人 [佔領着]，尤其是丁香群島。特爾納特 (Ternate) 島上有四座要塞，分別為馬拉若 (Malajo)、 塔克美 (Tacome)、 塔洛克 (Taloco) 和卡拉馬塔 (Calámata)；陛下在該島擁有三座要塞: 我們的老要塞⁽³⁾、另一個叫東吉爾 (Dongil)，以及桑塔路西亞 (Santa Luzia) 要塞。在蒂多雷 (Tidore)， [荷蘭] 敵人有一座要塞，叫做大瑪利埃闊 (Mariequo Grande)，在魯梅 (Rume) [Rhun，班達群島]，他們還擁有一座要塞。在莫泰爾 (Moutel) [Motir] 島，荷蘭敵人還有另一座要塞，那裡有兩條通往山頂的道路。這個要塞是丁香 [群島] 的四個島嶼上所建要塞中最小的一座，而整個群島都被荷蘭人佔領了。

馬奇恩 (Maquien) 島是面積最大且丁香最多的島嶼，也全部被那些弗蘭德人 (Flamengos) 佔領，他們用四個要塞將其包圍，分別是塔伊法所阿 (Taifaçoa)、蒙法齊亞（Monfaquia）、塔波羅拉（Tabolola）和吉塔（Guita）。這四個島嶼之間幾乎遙遙相望，連成一線。在巴塔支那（Batachina）［哈馬黑拉（Halmahera）］和格伊羅洛（Geilolo）［哈馬黑拉（Halmahera）］以及伯克諾拉（Boconora）[?]，［荷蘭敵人］同樣擁有一些要塞，與位於巴強 (Bachao）［Bachan］上的要塞相同，這些要塞僅僅是用來進行糧食補給，而這種糧食稱之為西米。祇有當地人能夠把它當食物，歐洲人祇是在必需的情況下，而並非像當地人那樣必不可少。

在這些島嶼上，陛下同樣擁有幾座作用相同的要塞。這些荷蘭敵人佔據着安汶（Amboino）的所有島嶼和丁香群島的大部分，在這些島上他們建造了數座要塞和房屋：瓦拉努爾 （Varanul）、希托（Hito）、斯的卡貝洛（Sidcabelo）、納奧（Nao）和班納奧（Bemnao）。同樣，他們也成了班達**（Banda） 群島的主人，在島上建造了需要的要塞，例如龐大而堅固的普魯愛（Pulo Ai） 要塞，以及另一處同樣重要的要塞。

荷蘭敵人還統治着大爪哇 （Java Maior） 和小爪哇（Java Menor）⁽⁴⁾ 的整個海岸地區，設立了數個要塞和處理其事務、進行商業活動的據點。⁽⁵⁾ 在爪哇的海岸地區的阿迦薩因（Agagaim）［格雷西（Gresik）］、圖班（Tubao）、科利亞（Coria）［井里汶（Cirebon）？］和巴納魯卡（Panaruca）［巴那魯幹（Pamanukan）］，以及巽他（Sunda）的萬丹（Batao）［Bantam］，荷蘭人擁有一些商棧，那裡集中着他們的大商船，並且從那裡分別前往另一個依靠當地人建立起來的叫做加瓜圖拉 （Jaquatura）［Jacatra］的商棧各處。

在蘇門答臘（Samatra）整個海岸地區，荷蘭人在占碑（Jambi）和安德雷古伊（Andregui）［英得其利（Indragiri）］都設有商棧，而這些地區盛產優質胡椒。在帝汶 （Timor） 島，他們同樣有要塞，在索洛爾（Solor）島，他們從事運往交趾支那（Cochinchina） 的檀香的生意。

荷蘭人在整個占婆（Champa） 海岸都有商棧和貿易活動，他們和當地的國王達成協議，在這裡建造大商船、三桅船和小桅船，因為此處有取之不盡的優賞木材且給養非常豐富。他們在伯利薩（Beliza） 也建有商棧，而此處是我們往中國的船隊之來往必經之路。他們的商棧和商業活動遍佈渤泥（Borneu） 島，島上盛產不同品質的寶石。

荷蘭人組織大量的商船前往日本，在 1620年，大約有十二艘船停靠該島，與播磨（Harima） 和平戶（Firando）的國王達成協定，允許他們在當地以豐厚的報酬招募大約四、五千日本人以進攻我們在中國的城市［澳門］和另一座不知名稱的城市。

這些反叛者在暹羅（Siao）、東埔寨（Camboja） 和北大年（Patane）從事商業活動和建立商棧。最終，他們肆無忌憚地航行在西里伯斯（Celebes） 和棉蘭老 （Mindanao） 所有的島嶼間，既不懼怕馬尼拉的軍隊，也不懼怕上帝賜予馬尼拉政府取得的輝煌勝利。因此，他們通常在這些島嶼上等待來自新西班牙的和中國人的船隻，由於被荷蘭人大量的掠奪，受到驚嚇的中國人放棄了在這片區域經商，而將所有商業活動轉移到巽他，每年，大約有二十批泉州人（chincheus）在那裡停留，他們帶來大量的財富如麝香、金子和絲綢，以及其他許多重要的貨物。所有這些貨物都是印度和南方最好的產品，成為中國人經營的主要商品。

他們在印度國和葡萄牙人中聲名狼藉，在蘇拉特 （Surrate） 和雅克 （Jasques）設有商棧，並且與周邊的王國為敵，這些人給我們造成的苦惱就像摩爾人和異教徒給我們帶來的苦惱一樣。而以上這些問題都是源於我方長期以來的巨大疏忽，以及陛下的海關部門的無能和碌碌無為，這樣一來，海關職能形同虛設，從而導致了這些悲慘局面的發生，以及軍隊紀律渙散。

想要扭轉這樣的局面，需要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力量聯合起來，雙方組建一隻由二十艘戰船組成的艦隊，或者將能夠召集到的船隻全部集中組織起來，這樣我們就能夠用荷蘭人在巽他港口擊敗我們的方式打擊他們，從而使我們在這一片海域中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荷蘭人）在爪哇的一些港口戒備鬆懈，這對於我們是可乘之機，同時，當地的居民由於深受（荷蘭人的）欺壓，會起義以對抗荷蘭人，因為他們與我們的書信可以清楚地說明他們需要、同時也缺少我們的艦隊。

我上面所提及的艦隊在進行這場戰爭的時候可以前往馬尼拉，在那裡對船隊進行全面而充足的補給，以保證之後前往摩鹿加群島，在那裡與當地政府的精銳部隊聯合，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荷蘭人在那個地方已經取得了很多勝利，而當地的軍隊無力進行抵抗。

【註】
（1）事實上，1621年前後，荷蘭人已經佔領了亞洲海岸的主要地點，而早在 16世紀末期，葡萄牙人在沒有任何歐洲競爭的情況下在這些地方，尤其是因蘇林迪亞（Insulindia），已經捷足先登了。
（2）葡萄牙人已經在東方海上普遍採取了頒發許可證的做法，准許亞洲商船在指定的航線上航行。
（3） 自 1521年起在特爾納特島上定居的葡萄牙人於 1570年遷往鄰近的蒂多雷島，幾年後，特爾納特島上的要塞被西班牙人佔領。
（4） 事實上祇存在一個爪哇島，但是在歐洲古代文獻中常常會出現一個大爪哇島和一個小爪哇島，這些名稱一方面包含了爪哇島本身，另一方面還包含了蘇門答臘島和位於爪哇島東部的小巽他群島。
（5） Ms: de sente，無實際含義。

* 資料來源：
安德列·科埃略：〈非常重要的報告〉(Relação de muita importância) [里斯本國家圖書館，總文庫，編號 638]。在此摘抄的部分為首次公開發表，由佩德羅.洛雷羅 (Pedro Loureiro) 翻譯成現代葡語。

以上摘自 2010 澳門《文化雜誌》李菁 譯

** 班達群島的四座島嶼是肉荳蔻（nutmeg/mace）的原產地，在歐洲單價高於黃金（2小時深度報導）

參考：太平洋島嶼群&南島語族；葡船率先東來

為了掃除荷蘭殖民政府將「聯合東印度公司」（VOC）總督楊・皮特斯松・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於1619年 5月征服雅加達之日，認定為雅加達建市日期之殖民文化遺緒，印尼第三任雅加達省長拉登・蘇迪羅・哈佐迪薩斯特羅（Raden Soediro Hardjodisastro，1911-1992）於 50年代特別召集一群歷史學家、文化學者及資深記者等市政顧問，要求研提一個「去殖民化」又「符合史實」的日期，以利重新界定雅加達市慶紀念日。

印尼學者 Sukanto 博士（1956）《從查雅加達（Jayakarta）到雅加達》：

葡萄牙於 1522年 2月21日佔據「巽他椰城」（Sunda Kelapa，即雅加達）地區，並與印度教為信仰的巽他王國（Sunda Kingdom，即現今以茂物為中心的「巴查查蘭」*Pajajaran）締結友好條約。隔年 6月22日位於爪哇島中西部的井里汶（Cirebon）與淡目（Demak）蘇丹國，為對抗「葡巽友好同盟」的緣故，遂指派法塔喜拉（Fatahillah）擔任指揮官，率領 1452名戰士攻打巽他王國，同時肩負將「巽他椰城」及「萬丹」（Banten）等爪哇島北部沿海地區轉為伊斯蘭化的任務。

1521年 Demak 王 Patih Unus 親征葡據 Johor 港、鏖戰三天殉國後，爪哇島幾個蘇丹國轉向迎合葡萄牙；Demak 繼任國王逐一征服了大部。之後法塔喜拉成功擊敗盤據在「巽他椰城」的巽他王國守軍，並驅逐葡萄牙援軍，將該地名稱更改為「查雅加達」(Jayakarta)，成為伊斯蘭勢力首次進入雅加達地區的正式紀錄（英文網頁）。因此蘇干托博士「推斷」1527年 6月22日應為最接近史實的雅加達建市日期。

當時這份報告隨即送交雅加達市政委員會討論，並獲決議認定該日為雅加達建市之起始日，自此每年 6月22日雅加達市議會均循例召開特別會議，以茲紀念。

然而，根據《雅加達：一座被誤解的城市歷史》（Jakarta: History of a Misunderstood City）一書作者范德林德（Herald van Der Linde）表示：

「關於雅加達這座城市的誕生，其實沒有百分百的明確紀錄；法塔喜拉自麥加（Makkah）習成返回蘇門答臘的亞齊（Aceh）之後，因為亞齊當時仍處於葡萄牙統治之下，於是便繼續前往爪哇島效力於淡目蘇丹，其後並擔任指揮官率軍擊退據守在萬丹的巽他王國，同時在軍隊班師回程途中，順勢奪取『巽他椰城』，然將再將地名更改為『查雅加達』等一連串事件的確切發生日期已無從查考，惟更名之事確定屬實，因為在那之後，荷蘭人便經常稱該地為 Jakatra，但非Jakarta」。

印尼歷史學家阿道夫・海肯（Adolf Heyken SJ）則質疑，經考證被法塔喜拉軍隊擊敗的杜阿爾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艦隊，其實早在 1526年 11月底即擱淺在「巽他椰城」海岸，據此推測法塔喜拉征服「巽他椰城」的戰事應該是發生在 1526年 11月中旬，因此認為：

「所謂的『雅加達市慶日』只是一則童話故事，因為沒有任何文件提到『查雅加達』的名稱，即使其後 50年到 VOC 掌權（1619年）之前，這個地方仍然被稱作『巽他椰城』；另外，法塔喜拉是阿拉伯裔，而阿拉伯人顯然不太可能使用梵文為某地命名，但『查雅加達』就是梵文名稱，因此對於雅加達建市的確切日期，可謂是天方夜譚，即便如此，我（海肯）並不反對童話故事，只是我們必須誠實，童話就是童話，但童話不等於歷史。」

* 西元 14世紀以「巴查查蘭」為中心的印度教巽他王國位於「芝利翁」（Ciliwung）河上游，其下游河口的小漁港即為今日雅加達所在地，當時世界各地商人都會來此交換商品；自公元 397年以來，當時屬於印度文化圈的「塔魯瑪王國」（Tarumanagara）即已在此建立一座名為「巽他椰城」（Sunda Kelapa）的城市。《諸蕃志》（1178~1225）寫到新拖國；《南海志》卷七寫成孫絛。元馬歡則沒有記述到西爪哇的椰城。《順風相送》(1430) 也記述從Sunda 抱岸東行的針路，證明它指老萬丹港**。

** 順塔，或又作順嗒、順哈。《東西洋考》卷九，“下港〔即古闍婆，在南海中者也。亦名社婆，至元始稱爪哇，今下港正彼國一巨鎮耳。舶人亦名順塔，再進入為咖（口）留吧。〕”順塔和新拖、新條均為 Sunda 的譯音（今作巽他），但新拖等似泛指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的西部，而順塔據《東西洋考》和《順風相送》所載針路則僅為一港口，專指老萬丹（Banten lama）。另見《順風》苧盤往舊港並順塔針路條；《利病書》卷 93、120；《讀史紀》卷九九；《明史》卷 324；《續通考》卷 239；《嘉慶志》卷 560。

孫陀，又作孫陀羅、孫他。《島夷志略》重迦羅條載，“次曰諸番，相去約數日水程，曰孫陀，曰琵琶，曰丹重，曰員嶠，曰彭里”。據該書及《諸蕃志》所云，孫陀、孫他在蘇吉丹、重迦羅之東，則當位於印度尼西亞的東爪哇或指爪哇以東的島嶼，一說由英德（Ende）島北岸的 Sindeh 灣而得名。也有的把它混同於新拖，指為爪哇島西部的 Sunda (今譯巽他)。

參考：Jakarta 大事記（英文）; 印尼歷史 Timeline（英文）

Wonderful Indonesia 網站介紹 Old Jakarta

1754年的 Batavia:

Banten Girang “上萬丹”考古遺址源自 Sunda Kingdom era (932–1030)，位於今萬丹港南方 10 km 西冷市 Serang 的 Cibanten 萬丹溪河灣處（girang 意即上游）。

其顯著的遺跡為一 punden berundak (stepped pyramid)，及岩鑿石窟壁龕。

印尼國家博物館藏 10世紀許相關的 ”Caringin statues” 則是在 Caringin 村的 VOC 荷蘭僱員花園中被發現，據稱來自前述遺址西南方 Pulosari 火山口附近。其印度教風格與中爪哇的 Medang/Mataram 王國所見略同。

此聚落到 16世紀興起成為萬丹蘇丹國，疑為趙汝適完成於 1225 年的《諸蕃志*》所載胡椒產地的「新拖國**」（巽他）港。

1511年葡萄牙佔領麻六甲時，許多伊斯蘭商人遷到老萬丹 (Banten Lama)，隨即成為東南亞貿易的新中心。1522年巽葡結盟後，’27~79 萬丹分三波入侵 Pajajaran，最終併吞了印度教的 Sunda 巽他王國(723~1579)。1596 年荷蘭人 Houtman 率領四船抵達萬丹，首度打通東航（東印度）香料貿易的路線。而萬丹蘇丹國隨著 VOC 攻陷雅加達（1619）而被 Batavia 矮化，直至 1813年正式併入荷屬東印度。

老萬丹港的遺址：

上圖之圖例：
A: Royal palace;
B: Paseban [courtyard, square in front of the palace for holding audience];
C: Land gate;
D: Mountain gate;
E: Sea gate;
F: Barrier;
G: Tower;
H: Mesquita (Great Mosque);
I: Chinese settlement;
L: Residence of Banten’s captain, Pangeran Gebang;
M: River through the city;
N: Residence of Sjah-bandar;
O: Residence of the admiral;
P: Residence of Tjeti Maluku;
Q: Residence of the governor’s brother;
R: Residence of Senopati;
S: Residence of Panjang Jiwa;
T: Chinese market;
V: Residence of Andimon;
X: Our factory [i.e., Dutch warehouse].

1681年 VOC 石匠在皇宮外建成 Fort Diamond：

本世紀初考古發掘地圖：

大範圍的老萬丹地圖（顯示舊海岸線）：

* 部份取材自周去非 (1178)《嶺外代答》；後續則有元 (1304)《大德南海志》稱下港為”孫絛”（考釋）。

** 新拖國有港，水深六丈，舟車出入，兩岸皆民居。亦務耕種。架造屋宇，悉用木植，覆以椶櫚皮，籍以木板，障以藤篾。男女裸體，以布纏腰，剪髮僅留半寸。山產胡椒，粒小而重，勝於打板。地產東瓜、甘蔗、匏豆、茄菜。但地無正官。好行剽掠，番商罕至興販。

明朝末年中囯的外貿，与欧洲殖民者的”地理大发现”进程密不可分。

一切都要从十字军东征讲起。

公元 1291年，十字军在亚洲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卡被埃及军队攻占 ，大部分残余的十字军在圣殿骑土团的率领下撤回南欧。

1307年，觊觎十字军从东方带回的财富、急于摆脱巨额償务的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发动“黑色星期五”事变，建捕并烧死了圣殿骑士国的大部分成员，并迫使罗马教皇宣布解散圣殿骑士团。只有伊比利亚半岛的圣殿骑土团获得当地政府保护，后来被罗马教廷改组为隶属耶稣会的两个组织，即西班牙的蒙特萨骑士团和葡萄牙的基督骑士团。

1320年，葡萄牙王子恩里克（英语称他“亨利王子”）被封为第一任基督骑士团总团长，基督骑士团的徽章定为绯红色十字架。恩里克王子从此获得了巨大的圣殿骑士团财产，他强烈仇恨伊斯兰教，以十字军继承人自居。

然而，葡萄牙人口只有100万，是个缺乏资源的小国，距离中东圣地又太远，恩里克王子于是决定另辟蹊径。他在入侵摩洛哥期间，从俘虏的口中听说非洲腹地盛产黄金和象牙，又在古籍中看到古埃及人曾经环绕非洲航行、东方有强大的基督教国家等记载，于是策划派舰队绕过非洲，联合东方基督教国家攻打伊斯兰教的心脏地带。作为第一任基督骑士团总团长，恩里克王子很快用耶稣会和基督骑士团的庞大财产组建了几支远洋舰队，打着绯红色十字架的基督骑士团旗号，南下非洲海岸。

1445年，葡萄牙船队抵达佛得角，掠夺了大量黑奴和珍宝。
1453年，土耳其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穿过黑海的“草原丝绸之路”完全落入了穆斯林之手，基督教世界与东方的贸易从此完全被伊斯兰世界垄断。

1460年，恩里克王子去世，死后被誉为“航海家”。他培养出了大量航海人才，并在西非通过黄金、象牙和黑奴贸易赚了很多钱。他死后，葡萄牙一度放弃了劳民伤财的远洋航行，但日益昂贵的胡椒等东方产品迫使他们重拾恩里克王子的计划。

1481年，恩里克王子的侄子若昂二世登基以后，立即向西非再次派出舰队，同时派遣众多间谍渡过地中海，调查中东地区。
1488年，葡萄牙船队抵达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因风暴折返。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同年，西班牙完成“收复失地运动”，将穆斯林全部逐出伊比利亚半岛。
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划定“教皇子午线”，规定线以西的未知士地和商业权益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西班牙据此可以独占美洲，葡萄牙则获得向亚洲扩张的授权。
1494年，西班牙对“教皇子午线”不满，主动要求将线西移，以出让巴西为代价，获得介入远东事务的入场券。

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率领船队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抵达南印度最大的海港古里（69年前，郑和在此地去世）。一路上，葡萄牙舰队不断袭击穆斯林船只，古里等印度城邦由于袒护穆斯林商人，后来也遭到葡萄牙舰队的攻击。

1507年，葡萄牙首任印度总督阿尔梅达攻占霍尔木兹城，控制了波斯湾海域。
1508年，阿尔梅达在第鸟海战中大胜埃及与印度的联合舰队，葡萄牙从此成为阿拉伯海的霸主。

1510年。葡萄牙新任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占领了另一大南印度海港果阿，在南亚站稳了脚跟。当年底，儿艘葡萄牙商船抵达东南亚的咽喉马六甲，当地的穆斯林苏丹允许他们上岸贸易，但鉴于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对穆斯林的种种暴行，苏丹采纳其首相的建议，决定袭击葡萄牙商船。如果不是一位葡萄牙船长麦哲伦及时发现了阴谋，葡萄牙人险些遭到灭顶之灾，但仍然有数十人被俘。阿尔布克尔克总督闻讯，认为这是天赐的开战借口，立即率领舰隊扑向马六甲。声称“通过占领马六甲，穆斯林永远无法通过这条海峽获取他们必需的香料…我非常肯定，如果马六甲失守，穆斯林迟早也会丢失开罗和麦加”。

1511年年初，葡萄牙海军封锁了马六甲港。马六甲苏丹被迫处死首相，释放葡萄牙俘虏，但阿尔布克尔克仍然拒绝停战。苏丹不断向邻国甚至名义上的宗主国明帝国求援，但没有回音。马六甲的多数居民信仰印度教或佛教，并不支持穆斯林统治者，港口很快落入葡萄牙人之手。马六甲都城只有脆弱的木墙，但是港口和都城之间隔着一条河，葡萄牙人的海船吃水太深，几次尝试都没开进河，河上唯一的桥梁又被苏丹派重兵和战象守卫着。关键时刻，一位马六甲的中国商人告诉阿尔布克尔克河流的潮水规律，还为葡萄牙军队提供了一条巨大的内河船只，葡萄牙人这才得以乘涨潮渡过了河流。马六甲都城的木墙被迅速轰开，苏丹及其亲信连夜逃走。8月24日，马六甲落入葡萄牙人之手，从此成为葡萄牙人向东南亚和东亚扩张的战略基地。

欧洲殖民者踏足东南亚的第一战，就感受到了华人的力量。没有中国商人提供的信息和内河船只，葡萄牙人将无法顺利攻占马六甲。马六甲华人因此得到葡萄牙人的优待，葡萄牙人也随之了解到了从马六甲前往中国的航线。

1513年，阿尔布克尔克总督进攻亚丁失利，葡萄牙人从红海奇袭麦加的计划破产，回师后便向中国派出船只。
1514年，第一艘葡萄牙船只抵达广州，都被禁止上岸贸易。

1517年，马六甲的葡萄牙当局派皮莱资使团访华，抵达珠江口。由于葡萄牙在东南亚的扩张掠夺行为早已被报告给明朝，葡萄牙人发现，中国政府并不像南洋华人那样欢迎自己。事实上，当时中国由于经常被倭寇骚扰，正在执行海禁，允许葡萄牙人上岸经商已经是广东地方政府对他们的破例优待了。

1518年，麦哲伦在他的环球航行计划被葡萄牙当局拒绝以后，寻求西班牙当局的支持，西班牙急欲打破“教皇子午线”的限制，参与亚洲贸易，欣然批准。
1519年，麦哲伦克服葡萄牙的阻挠，率领西班牙舰队开始环球航行。同年，皮莱资使团通过贿赂宦官，获得了进京觐见明武宗的许可。…

摘自羅三洋（2018）《古代丝绸之路的绝唱》第二章 p.40~44

（繼續閱讀…2.02）

參考：印尼群島-葡船率先東來

1522年，葡萄牙占领了雅加达。同年，麦哲伦舰队的幸存水手驾船返回西班牙，完成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也大大动摇了葡萄牙对东方贸易和殖民权益的垄断。

1524年，瓦斯科•达•伽马再度远征印度，抵达古里之后病逝。

1529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萨拉戈萨条约），葡萄牙放棄大部分巴西的所有权，换得西班牙势力暂时退出东南亚。

作为第一个进入亚洲的欧洲殖民强权，葡萄牙通过战爭和贸易获得了巨大的财富，甚至胜过西班牙对美洲的掠夺收获。然而，地理大发现的本质其实是十字军东征的延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远洋舰队都是用耶稣会和圣殿骑士团的财富组建的，从一开始就要执行罗马天主教廷的反伊斯兰政策，并为已经衰微的十字军运动寻找东方的基督教盟友，例如欧洲中世纪传说的东方基督教统治者约翰王（原型可能是亲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国王或蒙古克烈部首领王罕）。

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没有遇到基督徒和穆斯林，但是葡萄牙人一进入印度洋，就发现到处都是基督徒*和穆斯林。事实上，瓦斯科•达•伽马能够从东非抵达印度，主要就是依靠阿拉伯领航员马吉德的帮助，他在西南亚也频频遇到来自地中海沿岸、熟悉葡萄牙人的阿拉伯商人。

瓦斯科•达 •伽马等葡萄牙航海家从罗马教廷和葡萄牙王室得到的训令非常清楚：消灭沿途的伊斯兰政权、寻找约翰王等东方基督教盟友，从穆斯林手中夺取香料之路和丝绸之路，毁灭其经济基础，在穆斯林阵线背后开辟第二战场，最后从印度洋穿越红海，扑向麦加、开罗和耶路撒冷，彻底铲除伊斯兰教。

换句活说，由恩里克王子创建、瓦斯科•达•伽马等葡萄牙航海家率领的不是商贸船队，而是从圣殿骑士团发展而来的海上十字军。结界，印度洋沿岸的每一个伊斯兰国家都遭到葡萄牙舰队的攻击，双方完全无法和平相处。战争给葡萄牙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但也造成了严重的损耗。据不完全统计，在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印度后的30年内，共有超过 8万名葡萄牙人登上远洋航船前往东方，能够返回故乡的却不到 8000人。

这样的损失对当时只有 100万人口的葡萄牙来说，简直是无法恢复的惨痛损耗。同样难以恢复的，还有大航海对葡萄牙这个小国自然资源的消耗。建造远洋帆船需要大量优质木材、金属配件和帆布，而葡萄牙本土的森林和矿产都很有限，无法长期提供为在东方进行殖民统治和贸易垄断而必需的船只，大大限制了葡萄牙在东方的扩张。在攻占雅加达以后，葡萄牙在东方的殖民扩张已是强弩之末。即便明武宗没有意外死亡，明帝国继续执行对葡萄牙友好的外交政策，葡萄牙也很难在东亚有所作为。屯门之战的失败，对葡萄牙人来说是迟早的事情。到了签订《萨拉戈萨条约》的 1529年，葡萄牙在东方的扩张已经陷于停滞状态。

与海上霸主葡萄牙相反，明帝国从不鼓励民众参与外贸。明太祖朱元璋起兵之初，曾经遭到张士诚和方国珍等东南沿海势力的强烈抵抗，朱元璋本人也不喜欢商业，一直执行严厉的重农抑商政策。1386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审理胡惟庸案时得知，原丞相胡惟庸曾经勾结倭寇谋反，于是下令重启元朝的海禁政策，沿海〝片板不得下海”，遭到沿海民众的激烈反抗。

永乐帝虽然多次派郑和等人下西洋，但都属于官方“贡赐贸易”，老百姓仍然不许参与外贸。和葡萄牙面临的问题一样，长期维持庞大的舰队，也消耗了明帝国大量的国力，仅仅是为了筹集建造船只所需的高档木材，就毁掉了中国近一半原始森林，民间怨声载道，“贡赐贸易”又是亏本买卖，到了永乐末年，郑和下西洋已经被朝野千夫所指，到了宣德年间被迫中止。相反，葡萄牙的海外扩张虽然也消耗巨大，而且连年不止，但因能赚大钱，因此可持续发展。

* 早期葡萄牙殖民者一直以为印度教黑天大神“克里希那”就是耶稣基督，因此把印度教视为基督教的一支。

以上摘自：羅三洋（2018）《古代絲綢之路的絕唱 – 廣東十三行》第二章 p.45~47

（繼續閱讀…2.02）

6月5日訪談台灣史專家駱芬美老師：

7.22 參與雲林縣史專家會議：

7.28 在左營參加培力共識營：

8.30 第一場專家講座（全程錄影/後製）：

10月南下高雄會晤原民音樂家：

10.25 赴清水 Gomach 牛罵頭考古遺址公園會晤 Babuza 族後裔乃老師：

11.22 第二場專家講座：

被北京玩弄的臺灣地主: 鹿港的富商當年為何以為可以從北京身上撈好處？

近日抽空重讀柯志明老師的《番頭家》，覺得鹿港富商想從北京那邊撈好處，但最終卻反被玩弄，實屬某種警世寓言，於是將自己過去的讀書筆記再做整理，以此為記。

這一段往事大概如此：清代的鹿港富商跟武官集團，出錢出力幫遠在北京的那些綁辮子的滿大人當打手，征服臺灣中部的原住民，得到了北京方面的承諾，這些鹿港富商原以為可以從中撈到龐大的土地開發利益，但誰知到了乾隆，清皇帝一改態度，將征服原住民部落取得的「逆番叛產」，移轉給了協助鎮壓的其他平埔番社，鹿港漢人富商賠了錢又折兵，而北京派駐臺灣的大官直達中央最高等級，地方武官的權力亦遭到了大規模的重組，最終形塑了新的「治台秩序」。

想要從北京身上撈好處？向來只有北京從你身上剝皮，沒有你抓他們辮子的份。

臺灣土地私有產權的起源

荷蘭統治的時候，王田基本上是東印度公司的，當時尚有一些私有的土地，但在鄭成功來到臺灣之後，差不多都變成了「官田」，民間或有私墾，但基本上沒有合法的私有土地產權。但到了清代初期，本有維持這種「圈地」的勢頭，卻很快的被清帝國反轉過來。

從施琅攻下臺灣之後，武官在臺灣一直有很大的權力。

圈地運動積極開展不說，地方的管事、莊頭，或許多地方菁英，很多說到底可能都是幾個攻台武官的人馬。

至於清帝國的皇帝，雖然依賴科舉出身的文官來壓制這些武官（包含前明鄭王國的將軍），比方說，在華南可能沒那麼積極的「請墾陞科」，在臺灣卻非常積極，也就是臺灣的地主、開墾者，墾成之後也鼓勵買賣。只要你看到一塊田，這個田基本上沒有人持有（當然原本都是原住民的…)，你就可以跟官府說好這塊田你來開墾，墾成之後繳稅便可以成為這塊土地的「業主」，當然事實上是大家早就跑在法規之前開墾了，只是後來「就地合法」者為多，因為你要阻擋武官持續圈田的方法，就是讓一般民眾都可以先自己把田合法佔起來，跟武官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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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國對臺灣的統治，有效的政治必須拉到中央最核心的層級

雖然前面說到，清帝國依賴文官壓制武官，但實際清帝國自己也不太信任文官，地方長官（縣官的層級）不能是本地出身的，自然只能依賴當地的胥吏，而鼓勵大家開墾的政策，自然也衝擊到原住民的生計，但清廷又為了能夠管理原住民的有關事務，又須依賴介在漢、番兩界之間「通事」，這些通事一直都是很奇妙的存在，有的通事是原住民從漢人手上買過來的「螟蛉子」，又有不少是游走兩道之間搏取自己最大利益的投機客，所以清帝國對臺灣的治理，既防又怕，須要武力鎮壓，但又不能依賴武官（到了乾隆朝，武官已不準在臺灣以自己名義置產），既要文官，卻有害怕其跟地方聯通一氣，既要漢人來臺灣開墾，卻又害怕他們成為獨立的政治勢力，既害怕衝擊到原住民的生計，卻擔心他們壯大起來與漢人合作。

在朱一貴事件爆發後，康熙雖有畫界，但這條「舊界」大底上是潦草的放些石碑，或有些工事，但並不認真。

大底上是朱一貴事件規模之大，讓雍正在上任之初的幾年，就有了三次的重大政策接連轉向，雖然改革了臺灣有關的地方官的人事，並將原住民也能夠像漢人一樣申請開墾自己的土地，並有免稅的優惠，但雍正七年已經放棄在臺灣實施類似「改土歸流」（或你可能比較懂的今日「新疆式建設」），想改成「以番制漢」的模式，而其要務就是要保障原住民的生存空間不能夠在短短幾年全部變成漢人的墾田，但在雍正的時期，「三層社會」的想法還不成熟，開放原住民的空間也可以開墾的結果，反而導致漢人跟原住民之間的衝突加劇，而且清帝國本身可能更是原住民感受到的壓迫者本身。

「番亂」爆發

雍正九年的大甲西社事件，是一切政策矛盾爆發的臨界點。大甲溪一帶的原住民不再被動抵抗，而是主動伏襲官兵、焚毀多處漢人墾庄。三個月過去，正規軍仍無法平亂，地方局勢失控到連北京都開始恐慌。主戰派主張徹底肅清、將「逆番」土地移交漢人開發；主和派則指出許多叛變源於官員先違背承諾、濫殺合作族群，甚至流傳出主戰派私下供給叛番軍火、以製造藉口的「暗黑兵法」。

退一萬步言，就皇帝當時看到呈上來的情報時，他必然明白這場混亂有許多人會得到機會。主戰派佔上了風，郝玉鱗被派為總督，王郡統籌軍事，帶著清帝國的優勢兵力，先是在鳳山消滅了朱一貴的舊部，從北上殺向鹿港，一路清剿，漢人們有不少自己武裝起來的武力加入了王郡的軍隊，鹿港的富商甚至提供大量的後勤支援。而王郡承諾，「逆番」的土地將會分配給他們。You know, it is a business.

而在這場大投資當中，有的番社投資了對的一方。在謎一樣的通事張達京的引薦之下，以武力聞名的岸里社加入了清軍，事後得到了臺中地區大量的土地。（岸里社也是最有名的番頭家。)

中部這些原本是「大肚王國」的部落，在這場清剿當中喪命了多少人，並不清楚。但最終被抓到的人有約一千名，下場也不太清楚，但大概很慘。而原本雍正初年就一直卡在中央的「攜眷渡台合法化」的案件，在這場事件之後，也很快就被雍正通過。但原本可能存在於當初「歡迎王師」的鹿港富商心中的「大開發時代」–也就是把所有番地都變成了墾地的投資機會–卻懸而未決，中央不同意主戰派的「把番地都變成了可以拿來炒地皮的開發案」的意見。這件事拖過了雍正一朝。

選錯邊的鹿港富商

雍正一朝結束前，清廷仍未鬆口；等到乾隆接手，方向竟完全逆轉。他要求所有屬於「逆番」的土地一律歸還原社，甚至推動戶部調查，將朱一貴事件後劃入漢人手中的界外土地全部清理，並正式落實「漢番分治」。

這消息傳出時，臺灣各地嘩然。若普遍還地，漢人將面臨大規模失業，而臺灣也會失去「消化華南人口壓力」的功能；但若全面開發，又等於扶植漢人勢力，同時重新點燃下一輪原住民反抗。乾隆決心以最高層級的行政力量壓制這些不確定性，因此一層層派出更高位階的官員，包括福建布政使高山的大清查、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的武官整肅，最後甚至動用了「無相而有相」的內閣大學士楊廷璋。

在這一連串中央集權的深度重組中，全臺土牛番界的建立逐步成形。清廷決定由「熟番」負責界內外的武力秩序，既防漢人越界，又防未被「教化」的山地原住民入界，並將界間土地重新分配給忠誠的熟番社群，以田租作為武裝的報酬。這種制度不僅確立了番界，也孕育了「番頭家」這個複雜的土地—武力—政治複合體。

故事走到這裡，鹿港富商終於發現他們「押錯邊」。他們以為中央會與地方資本結盟，推動一場土地大開發；但從北京的角度，臺灣土地政策永遠是政治安全的延伸，絕不會被地方商人主導。這個反差，恰恰彰顯清帝國的統治邏輯：臺灣並非一個可自由操作的經濟前沿，而是一個高度敏感、隨時可能失控的地緣政治邊陲。

好讀版全文：2025.11.21 Voc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