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魯閣族的文史工作耆老們，Yudaw Pisaw（田信德）、Yudaw（許通益）、Yuki（吳金成）、Jiru（高順益）、Ikuy（張永晃）等在南投地區近八年（1993-1998）的田野調查中 ，所收集之珍貴傳說資料記載：太魯閣族人上古時期是由南洋一帶坐船而來，登陸後定居於台中至台南的平原上，這就是最早的發祥地。後來在平原上因與平埔族不合而被驅逐追殺，被迫逐次向台灣中部高山地區遷移。

傳說中的遷移史，太魯閣族人的祖先，從台中平原一帶，經埔里西方名為Ayran（愛蘭）的地方，繼續向東遷移，經過幾個世紀，遷移了十七個地區位置，才到達易守難攻的Truwan（多羅灣）山谷，才保留了太魯閣族人的生存。其路線為 Ayran → Suwil → Smlaan Lukus → Puqan Rudux → Mujiyan → Bhbuh → Dgiyaq Towngan → Sbahu → Habun → Bungu Gsilung → Meebung → Gayus Beenux → Yayung Sabun → Pnawan → Pludux → Twanan →Truwan （現在的南投縣仁愛鄉合作村平生部落）等地區。

後來居住於 Truwan 地區的族人，因人口增加，耕地及獵區等生活領域空間不足，部分的族人才分散到今日的平靜部落至霧社高地。

住於平靜至廬山部落者，是居住於往返霧社的Ddaan（經過）的地方，族群稱為 Teuda 群。而遷居於霧社一帶的族人，因位於較為山上，而被稱呼住在山上 Daya 的人，簡稱 Tkdaya 群。因此 Truku群、Teuda 群、Tkdaya 群，實際上都是淵源於 Truwan（多羅灣）的 Truku 族人。

摘自：臉書《南島觀史》台灣平埔族群文獻中曾有過文面的紀錄整理

番社采風圖考：「台番以針刺膚，漬以墨汁，使膚完皮合，遍體青紋，有如花草錦繡及台閣之狀。第刺時殊痛楚，亦有傷生者。番俗裸以為飾，社中以此推為雄長，番女以此願求婚媾，故相尚焉。」

海東札記：「有能書紅毛字者，謂之教冊，凡出入數皆經其手，字體如蝌蚪文，削鵝管濡墨橫書，自左至右，非直行也。」

臺灣府志：「土番風俗」說：土番「身多刺記，或臂或背，好事者竟至遍體皆文，其所刺則紅彝字也。」

諸羅縣志：「山高海大，番人稟生其間，無姓而有字。內附輸餉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曰野番。醜怪髹黑，塗鹿脂以禦風雨。斷髮鬅鬠，束以韌草，或挽髻前後、或攢雙髻於左右；無髭髯，毛附體者盡拔之。文其身，遍刺蝌蚪文字及蟲魚之狀，或但於胸堂兩臂，惟不施於面。跣足；上體常裸，以幅布稍蔽下體前後，曰遮陰。文身皆命之祖父，刑牲會社，眾飲，其子孫至醉，刺以鍼，醋而墨之。亦有壯而自文者，世相繼，否則已焉；雖痛楚，忍創而刺之，云不敢背祖也。」

◆ 彰化 (半線社)
土番竹枝詞：「生來曾不識衣衫，裸體年年耐歲寒；犢鼻也知難免俗，烏青三尺是圍闌。文身舊俗是雕青，背上盤旋鳥翼形；一變又為文豹韚，蛇神牛鬼共猙獰。郁永河註解：半線以北，胸背皆作豹文，如半臂之在體。胸背斕斑直到腰，爭誇錯錦勝鮫綃；冰肌玉腕都文遍，只有雙蛾不解描。番婦臂股，文繡都遍，獨頭面蓬垢，不知修飾；以無鏡可照，終身不能一睹其貌也。番兒大耳是奇觀，少小都將兩耳鑽；截竹塞輪輪漸大，如錢如碗復如盤。」

◆ 彰化社頭 (大武郡社)
裨海紀遊：「初十日，渡虎尾溪、西螺溪，溪廣二三里，平沙可行，車過無軌跡，亦似鐵板沙，但沙水皆黑色，以臺灣山色皆黑土故也。又三十里，至東螺溪，與西螺溪廣正等，而水深湍急過之。轅中牛懼溺，臥而浮，番兒十餘，扶輪以濟，不溺者幾矣。既濟，值雨，馳三十里，至大武郡社，宿。是日所見番人，文身者愈多，耳輪漸大如，獨於髮加束，或為三叉，或為雙角；又以雞尾三羽為一翿，插髻上，迎風招颭，以為觀美。又有三少婦共舂，中一婦頗有姿；然裸體對客，而意色泰然。」

◆ 雲林斗六 (柴裡社)
裨海紀遊：「初八日，仍馭原車，返麻豆社，易車渡茅港尾溪、鐵線橋溪。至倒咯國社，日已近暮。憶王君此時，乘南風，駕巨艦，瞬息千里，余至則後矣；乃乘夜渡急水、八掌等溪。遲明，抵諸羅山，倦極坐憩；天既曙，復渡牛跳溪，過打貓社、山疊溪、他里務社，至柴里社宿。計車行兩晝夜矣。車中倦眸欲瞑，每至深崖陡塹，輒復驚覺。所見御車番兒，皆遍體雕青：背為鳥翼盤旋；自肩至臍，斜銳為網罟纓絡；兩臂各為人首形，斷脰猙獰可怖。自腕至肘，纍鐵鐲數十道；又有為大耳者。」

◆ 台中（大甲社、雙寮社）
裨海紀遊：「二十三日，余念二舶，遂叱馭行。行二十里，至溪所，眾番為戴行李，沒水而過；復扶余車浮渡，雖僅免沒溺，實濡水而出也。渡凡三溪，率相越不半里；已渡過大甲社（即崩山）、雙寮社，至宛里社宿。自渡溪後，御車番人貌益陋，變胸背雕青為豹文。無男女，悉翦髮覆額，作頭陀狀，規樹皮為冠；番婦穴耳為五孔，以海螺文貝嵌入為飾，捷走先男子。經過番社皆空室，求一勺水不可得；得見一人，輒喜。自此以北，大概略同。」

◆ 台中 (岸裏、掃栜、烏牛欄、阿里史、樸仔離)
清代彰化縣志：「岸裏、掃栜、烏牛欄、阿里史、樸仔離番女繞唇胳皆刺之點，細細黛起，若塑像羅漢髭頭，共相稱美，又於文身之外，別為一種。」

◆ 宜蘭(噶瑪蘭)
東瀛識略：「臺地諸番，多深目瞪視，鼻隆而銳。語作都盧嘓鹿聲，呼酒曰「打蘇」、煙曰「淡巴菰」，頗與蒙古音相近。男女均不薙髮，有齊翦覆額如頭陀狀者，亦有男番薙其半、留其半者。男多穴耳，實以竹，漸舒漸大如錢，以硨磲螺貝圍圓二、三寸者塞之。剌其胸、臂，為花、草、虎、豹文，云遵祖制，不敢背也。北路番或文其面。

噶瑪蘭番咸於額間刺一「王」字。或塗鹿脂於體，以禦風雨。足皆重繭，履山險如平地。編藤篾束腹，以期行走趫捷；娶婦則去之。番女鮮白皙；惟嘉義以北較妍淨，乃繞脣吻刺之，點以黛，若塑羅漢髭鬚以為美。穿耳多至六、七孔。既婚，男女必斷旁二齒，女之黥面者不斷。古云，斷髮、文身、雕題、鑿齒，今猶於生番見之。生子則母攜婗嬰同浴於溪；有疾亦往溪中盥濯，以身熱為度，不熱再濯，熱則病癒。小兒多以幅布懸置樹杈，任其簸颺；故既長不畏風寒，終年赤裸，攀緣嶺樹，若素習然。」

參考：南島觀史小編同學的祖先早期住在白河、東山，老一輩臉部會文面。還有幾十年前，彰化社頭大武郡社 (Babuza 的一支)、田中小紅毛社（阿立昆 Arikun 族）、二水東螺社也都有文面的老人。高雄美濃（Malang 社）、嘉義新港安和村（番婆村）也都曾有幾位文面的婦人。新竹竹塹社道卡斯錢姓族人，老家留有祖父文面的老照片。

陳佳榮（南溟網）判斷Selden 航海圖年代下限，要考慮其他諸多因素 (全文)。而筆者正是通過下列的史事分析，認為本圖的編繪年份應在大約天啟四年 (1624) 左右：

(一) 本圖採用了 1602 年後刊佈的西式繪圖成就
讀者只要約略瀏覽本圖，即可一眼望到其東南亞等地的圖形，絕非中國傳統地圖所可比擬，顯然受歐洲傳教士輸入的最新繪圖成就所影響，首先即刊佈於 1602 年的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3]。或謂中國最早採西法繪圖為梁輈於萬曆廿一年 (1593) 所刊的《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4]，唯據該圖刊頭語“近覩西泰子之圖說•歐邏巴氏之鏤版，白下諸公之翻刻有六幅者”云云，知其雖較早刊佈，但與《王泮識輿地圖》[萬曆廿二年 (1594) 印]等[5]，均應參考過利氏早期的圖版，而且數圖的海外部分依然故我，多仿照或保持羅洪先《廣輿圖》等的傳統繪法。

至於本圖的東南亞圖形﹐顯然參考了利瑪竇的成就。更有進者，甚至可能利用了更為精確的其他地圖，如艾儒略《職方外紀》[天啟三年 (1623) 編著]中的〈亞細亞圖〉[6]，或外國傳教士的《地球儀》[天啟三年 (1623) 編製]等[7]。按艾儒略圖繪有新畿內亞(作“新匿為亞”)，而該處係於1606年才爲西班牙人托雷斯 (Luis Vaez de Torres) 所發現。可惜本圖在東邊只可見到馬魯古群島，否則也可以有無新畿內亞一則，作為判斷編繪年代的另一準繩。

(二) 本圖所載台灣地名應在 1603 年陳第東遊後

本圖所載今台灣島上的地名極少，只有“北港”、“加里林”兩處。但由此二名所出，卻可為其圖繪製年代提供佐證。北港一詞出現較早，應在十六世紀末期。萬曆二十年 (1592) 十二月至廿二年(1594)十一月任福建巡撫的許孚遠曾有〈海禁條約行分守漳南道〉﹐在引述萬曆十七年 (1589) 福建巡撫周寀所提限定東西二洋往來船隻的建議後，謂“又有小番名雞籠、淡水，地鄰北港捕魚之處，產無奇貨、水程最近”[8]。此折應繫於萬曆廿一年 (1593)。由《明實錄》查周寀建議之文，並無提及“北港”字眼[9]。後來許孚遠的〈疏通海禁疏〉又云閩南許多奸徒常“駕使鳥船，稱往福寧卸載﹑北港捕魚，及販雞籠、淡水者”[10]。此疏或繫於萬曆廿二年 (1594)。看來 1593 年應是“北港”出現較早的年份。當然，此詞可能在民間已有使用，如《順風相送》的“松浦往呂宋”條記有“……小琉球雞籠頭山，巡山使上，用丙午六更，見北港、沙馬頭大灣山”[11]。但該書著作完成年代較難確定，一般認為在十六世紀而偏於末期。

如果說北港一詞早出，而“加里林”則在十七世紀初的 1602 年後。萬曆三十年 (1602) 十二月，陳第隨沈有容往臺灣剿倭，歸撰《東番記》，被學者方豪評為“明季親臨本島目擊本島情形者所遺之最早文獻”[12]。該書有云﹕“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彭湖外洋海島中。起魍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13]陳第還在刊於《閩海贈言》的〈舟師答問〉說﹕“直至東番，圖其地理，乃知彭湖以東，上自魍港，下至加哩，往往有嶼可泊”[14]。“加哩林”或“加哩”之名，應首見於陳著。後來成書於萬曆四十六年 (1618) 的張燮《東西洋考》及稍後不久的何喬遠《閩書》均提及此地名，唯張燮將其改為“交里林”[15]。據方豪考證，刊載《東番記》的《閩海贈言》較晚出，但張燮、何喬遠均看過陳著並加以引用[16]。該地清代郁永河《稗海紀遊》作佳里興[17]，現多指為台南佳里。本圖既刊載加里林之名，其繪製年代應在十七世紀初期，甚至可能在 1618 年後。

摘自：張復明《虎尾壠社的前世今生》
第六章 改朝換代後的虎尾壠社

壹、東寧時期

一、抵抗鄭成功軍隊之入侵

1661年4月30日清晨六點半，鄭成功率領近三萬大軍，直撲福爾摩莎，逕自赤崁附近登陸，赤崁荷蘭守軍僅160人，其中20人病魔纏身，虎尾壠人有意相助，卻遠水救不了近火。七天後，赤崁地方官眼見寡不敵眾，只得獻城投降。63

國姓爺取得普羅民遮城（今台南赤崁樓）後，開始圍攻熱蘭遮城，因福島糧食嚴重短缺，鄭成功隨即於1661年6月14日訂頒「圈地屯墾令」64，並著手興建殖民城市，將台灣分封給其官兵。遭鄭成功俘虜的土地測量師菲律普 •梅（Philippus Daniel van Mei jensteen）曾隨北部屯墾官兵抵達虎尾壠社，行至彰化二林時中途折返赤崁。

當時由鄭軍左虎衛何義率領九百人65，帶著牛隻前往二林（Tackai）地區耕種農地，當中有一個人趕著牛在耕作時，被虎尾壠人襲擊，並有兩百人隨即被殺死66。鄭成功針對二林虎尾攏人之殺戮行為，復派出一隊士兵前往報復，亦被虎尾壠人包圍並切斷歸路。67

二、虎尾壠社改稱「南社」，隸屬北路天興州

國姓爺軍隊可能自出入虎尾壠社之中國同胞口中得知，他們慣稱虎尾壠社為「南社」，楊英之《從征實錄》即以「南社」二字記事：1661年9月15日，「八月二十二日，遣戶都事楊英押米船前往二林、南社，接給兵糧，⋯」68該稱呼極可能來自「Favorlangh社」之尾音「langh社」而以諧音字「南社」記之。

南社在東寧王國時期隸屬天興州69，其人口規模已不可考，惟該社每年向官方繳納之「社餉」 806.508 銀兩，高居諸熟番村社之首位70，顯見南社仍屬東寧時期最大之村社。

三、繼受荷人「贌社制度」控制生活資源

東寧王國於今日台南市佳里區佳里興與屏東東港設置南、北路安撫司從事理番事務；其「理番」政策採「恩威並用」之雙手策略；一面教化番童，一面以武力鎮壓反抗者，並繼受荷蘭時期之「贌制」控制生活資源。

「贌制」是一種包稅式專賣體制；係指國家或官府就特定商品或地區計劃課征之稅收，不直接按規定稅率向納稅人徵稅，而將徵稅權以招標方式賣給出價最高之投標人承包，承包者繳交標金後，官方賦給承包人享有該特定商品或於該特定地區之專賣權利，這是「包稅制」與「專賣制」之複合體；國家經由包稅方式可省卻稽徵人力支出，增加財政收入；承包商可經由專賣特權，獲得特定商品之銷售利益或於指定地區專營買賣之收益，這種以招標方式包收租稅之制度，始於古羅馬帝國時期，中國始見於五代，盛行於宋、元，當時稱「贌賣」或「賣贌」。

東寧王國之「贌社」體制，由社商承包專賣；「以番民之所耕、所畜與所取于海山之利，皆歸于贌商之手；然查紅彞之額，為數甚輕，偽鄭漸加無已，而又斗觔（斤）秤尺與貨物之價值，奸商為低昂大約『商物一倍取其五倍；番物五倍給其一倍』，幾十年來，番民之力已重困矣。」71其「社港贌餉」收入約佔全國貨幣稅總額30%，成為鄭家皇族主要之財政來源72，台灣各熟番諸社的勞動成果遭盤剝殆盡，處於這專制體制下的虎尾壠人，其生活之艱困可想而知。

（繼續閱讀…大清帝國時期）

63 參見江樹生譯著《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
64 見楊英《從征實錄》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條
65 見江樹生譯著《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第52真
66依擦《熱蘭遮城目誌》1661年9月4日所載因缺乏食物與沉重勞役而脫逃投降荷蘭人之士兵 Jachok之口供。
67見《熱蘭遮城日誌》1661年9月12日條
68 見楊英《從征實錄）十五年八月三十三自條
69 見蔣毓英纂《台灣府志卷一》第135頁
70見高拱乾纂《台灣府志卷五》第135頁
71 見季麒光著《東寧政事集-詳陳膜社之難文》
72 見季麒光著《東寧政事集-覆議二十四年餉稅》

摘自：江燦騰（2003）《日治時期高雄佛教發展與東海宜誠》(pdf)

因日治時期的臺南開元寺，從陳傳芳過世，到高證光（執德）接任新住持（1944）之前這段時間，即是處於魏得圓、林秋梧、鄭卓雲等陣營，強力抗拒東海宜誠、陳徹淨、陳詮淨等集團不當操控開元寺寺務與寺產的激烈紛擾局面。根據臺南開元寺書記鄭卓雲的事後回憶：

……開元自前清之禪德及寺中之行事，皆與湧泉有密切之關係。迨臺灣改隸之後，大正 6年丁乙6月4日，傳芳和尚為圓日臺佛教聯絡，闡揚大法，乃與京都臨濟宗大本山妙心寺派聯絡，受統於轄下。由是本寺僧伽多掛籍於大本山妙心寺者。然因內臺人風俗習慣懸殊甚遠，故本寺制度不能與妙心寺同例，惟佈教機關之聯絡，而寺制則仍依舊例自為獨立者也。

可見臺日佛教之間的巨大差異性，並非表面上的榮耀和贈與一些禮品，就能解決的。並且，在另一方面，促成臺南開元寺、臺北觀音山凌雲禪寺、臺南白河大仙岩等臺人寺廟轉投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的兩要角：長谷慈圓和陳傳芳，都在締結「聯絡」之約後，即先後過世（長谷慈圓在1918年12月4日、陳傳芳則在1919年5月1日），因而使得雙方正在展開的事業夥伴關係，也跟著萌生了不少新的阻力。

而其最大原因是，新負責前往臺南開元寺「聯絡」的臨濟宗妙心寺派日僧東海宜誠，雖極力推動以臺南開元寺為中心的南臺灣教勢擴張計畫，但未能獲寺僧的一致支持，寺中開始出現支持和反對東海宜誠過度介入寺內事務者，以致連開元寺本身也從此陷入長期內部的派系紛爭與處於半分裂狀態。因而日僧東海宜誠，正是導致此一紛爭與分裂的主要禍根之一。

但此事客觀來說，其實涉及到如何兼顧「日臺佛教必須朝向同化」與「臺灣本土佛教主體性必須維護」的兩難。這也是殖民地宗教常會遭遇的抉擇困境。本來，臺南開元寺的改宗問題，在長谷慈圓和陳傳芳兩人未過世之前，因已曾先赴日拜會過中央主管宗教事務的岡田文部大臣、柴田宗教局長，相信彼等已確認無太大問題後，才敢在返臺後，大舉轉投臨濟宗妙心寺派的。而臨濟宗妙心寺派為了平衡日本曹洞宗的在臺優勢，也相繼成立了「臺灣佛教道友會」，以及將原「鎮南學寮」提升層級為「鎮南學林」，以滿足臺僧和齋友子弟進「中學」讀書的意願。並且，東海宜誠一開始，就是實際負責此一事務的。照理雙方是可以有和諧共事的基礎的。

況且事實上臺南開元寺與臺南天后宮，早在清代興建之初，就具有改朝易代後新中央權力布達或鎮服新領地臺民生活圈的濃厚政治意味在。而在歷經有清一代二百餘年長期直接統治以後，代表前清官方正統宗教與祭祀威權的象徵意義，更已深入當地民眾與寺僧的文化積澱中，幾乎與革命者所服膺與信誓旦旦的「意識型態」沒有太大差別。故日治以後，日僧在該寺中的大殿新供奉「今上」大正天皇的「御金牌」一基，或許可以接受──因實際上也已是殖民統治的終極政治權威。

然而，在另一方面，日本臨濟宗原本又傳自中國大陸，恰巧陳傳芳本身又是長期在福建鼓山湧泉寺、怡山長慶寺接受臨濟法脈與叢林制度的薰陶，故特別堅持此一法統的延續性。例如在他生前所訂的〈開元寺例規〉第4條即提到：

任職要具備左（下）記各項資格方為合格。
1.通曉佛教宗旨，行解相應，兼備有學識者。
2.有德望，能說法開導後學者。
3.傳芳和尚之法類者。
…第 5 條提到：
本寺之執事，以本寺在住之僧侶及傳芳和尚之法類，並經本寺執事三年以上者選任之。

從畫線的部份，即知開元寺的新僧職，必要條件之一，就是屬於「傳芳和尚的法類」，其他非此系者，便被排除在外了。但是，其中亦帶有陳傳芳個人的私心和對先前其徒蔡玄精遭放逐之事挾怨報復之意。例如他和鄭成圓接掌臺南開元寺之後，雖一面舉辦傳戒大會，端正寺中僧徒的不良習氣；同時也設法改投臨濟宗妙心寺派，另謀發展。但他一手拉拔的繼承人鄭成圓本身行為就是有問題的。

在《臺南新報》上，即曾有一篇〈逐歸賊禿〉的長文報導，前面的一段，便是關於此段複雜內情的揭露，茲轉錄如下：

鄭從興（成圓），北之基隆人。父某，出家於福建鼓山，頗守法規，對於人生觀淡如也，且欲其子同歸不二法門。鄭七、八歲時，亦攜去為沙泥，未數月，某忽得疾日益危。彌留之際，即託孤於其師傳芳。傳芳本臺南人，深憐之，教之課誦，名之曰成圓。及弱冠，傳芳攜之歸臺，駐錫開元寺。越數年，傳芳果證涅槃，成圓承其住職，時年未及壯也。色界之天不能即破，拐帶人家侍妾以去，逃之南洋。故諺有之曰：賊心和尚。誰知我佛有靈，則於冥冥之中譴責之。所得非義之財約六、七千金，盡喪於商場中，乃嗒然返，寄跡鷺江，與諸無賴遊，討生活於賭博場裡。去歲冬間，餬口計窮，乃謀其徒黨，截劫一支那人。案發，廈門領事派警察押解還台，限以三年期，禁其不准重踏是地也。

當成圓在寺，曾收一徒曰詮淨，現任副監院。今聞其師犯案逐歸，意欲招之，相助為理，寺中眾僧極力反對。蓋以成圓既犯貪財，癡、殺、盜、淫十惡，何可使之復來，污穢清淨之地乎？況開元寺為鄭延平，北郭園故址，蓋臺南名勝推為第一，亦斷不容此賊禿，為臺南人士羞，故必深惡而痛絕之。銓淨何物？安得以個人之私情，而致不顧宗教體面，不恤人言，不視管理者。而欲以無垢之山門，收容此兇惡罪犯，奚可哉、奚可哉！

換言之，鄭成圓是在陳傳芳過世之後，即接掌該寺住持的。但他原先也是在傳芳門下，由傳芳本人親自養育和一手啟蒙他的佛教知識。後因鄭成圓的師父蔡玄精（傳芳之徒），在明治41年（1908），因被指控有「藉妖術詐財」嫌疑，遭警察拘捕，再於隔年（1908）被放逐回大陸泉州，於是便在傳芳的授意之下，開始代理開元寺監院的職務，而此時臺南開元寺仍與日本曹洞宗保持聯絡。

因此嚴格說來，蔡玄精被誣遭放逐，才是導致臺南開元寺決心脫離日本曹洞宗轉投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的關鍵事件。並且在蔡玄精遭放逐之後，日本曹洞宗一度還屬意由基隆月眉山靈泉寺的江善慧來擔任住持。但此一提議立即遭到寺中管理人兼監院的鄭成圓等僧侶的抗拒。於是臺南當地的大商家首腦人物「三郊組合長」許藏春，風聞有清國籍原臺南商人出家的陳傳芳正於臺北地區弘法，便請其返臺南接開元寺住持之職；然因傳芳起初無意放棄清國籍，無法在臺出任正式的寺院住持之職，故由徒孫鄭成圓掛名而實際由傳芳任住持之職。

可是原先開元寺的傳統規定，非經在福建鼓山受完大戒，不能出任該寺住持之職，因此，包括曾以監院兼任該寺住持，後來離寺前往高雄大崗山超峰寺應聘住持新職的林永定，亦必須讓位給曾正式前往福建鼓山受過大戒的僧侶，但此一慣例在傳芳決定放棄清國籍時，也一併加以廢除。然後，再經與鄭成圓、沈本圓等人的商議，以及丸井圭治郎和長谷慈圓的大力鼓吹，於是才有大正 6 年（1917）之後的「正式」改宗投靠問題。

不過，後遺症是如何面對日本曹洞宗的反撲舉動？這是一般研究臺南開元寺的學者，幾乎未考慮過的，卻極重要。其實，此反撲舉動後來都分別在臺南開元寺及林永定的「大崗山派」內部，暗潮洶湧。

例如魏得圓擔任住持之後，請來曾參與「文化協會」的林秋梧入寺，來共同對付東海宜誠和原鄭成圓派的僧侶；又因林秋梧敵視東海宜誠，故東海宜誠亦反對讓寺方贊助他赴日深造，可是魏得圓不但堅持到底，也導致林秋梧赴日後，不進臨濟宗辦的佛教大學，而是到曹洞宗辦的駒澤大學去追隨禪學思想家忽滑谷快天，甚至後也來一度請其師忽滑谷快天來寺中，擔任「南瀛佛教會」所舉辦的禪學講習會之主講者。

另一方面，非林永定系統的同門陳永達，也選擇基隆月眉山靈泉寺的江善慧為追隨的對象，以至遭到已歸屬東海宜誠臨濟系統的林永定嫡系門下的排斥，於是在戰後轉往新興的大高雄都會區去另謀發展，而其門下釋開證便由此而開創了不同於「舊大崗山派」的「新大崗山派」，其影響力並持續迄今未衰。

其最大原因是，新負責前往臺南開元寺「聯絡」的臨濟宗妙心寺派日僧東海宜誠，雖極力推動以臺南開元寺為中心的南臺灣教勢擴張計畫，但未能獲寺僧的一致支持，寺中開始出現支持和反對東海宜誠過度介入寺內事務者，以致連開元寺本身也從此陷入長期內部的派系紛爭與處於半分裂狀態。因而日僧東海宜誠，正是導致此一紛爭與分裂的主要禍根之一。

在開元寺中另一極力對抗東海宜誠勢力擴張的是魏得圓（1882∼1946）。 [17] 　不只如此，魏得圓甚至於在大正 11 年（1922）初，還與另一在開元寺原已東海擔任副寺的陳澈淨（1887∼1975）及其他原鄭成圓住持系統的僧侶激烈對抗中，接任新開元寺住持職位。

至於原住持鄭成圓本人，前面已交代過：他是因先前曾犯色戒和私自挪用大筆寺款出逃南洋，被開元寺除名。可是錢花光，又在外地犯罪，被遣回臺灣，一度還浪跡在賭場討生活，但最後實在已混不下去了，便又想靠徒弟陳詮淨的幫忙，重返臺南開元寺。

由此看來，鄭成圓固然是促成和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聯絡」的功勞者之一，理應獲得東海宜誠的大力回報。可是，他的罪行累累，也嚴重影響了寺中僧侶的團結。也許東海宜誠可以放棄鄭成圓，但若不力挺陳詮淨和陳澈淨，開元寺恐將得而復失。

因此開元寺的內部鬥爭，都和東海宜誠處在夾縫中左右為難有關，並且因而使寺中不斷的紛爭，一直延續到丸井丟官去職返回日本之後，仍未停歇。

但在高證光（執德）接任（1944）之後，所以能平息，是因高本人在日本國內所受的佛學教育程度是「駒澤大學」佛學科畢業，並以師承禪學思想家忽滑谷快天的批判禪學為職志，故在專業上已高於東海宜誠一等。

此外，又因高證光實際接任該寺住持職務之時，已進入日本對華全面戰爭的非常時期，臺灣佛教本身已無自主性可言，故高執德和東海宜誠此時不但沒有對抗或不和，相反的兩人還是密切合作的事業夥伴呢！怎麼可能會有衝突？只是暗潮並未真正平息，而是延至戰後爆發罷了。故高執德在戰後即因寺中對立派的檢舉，遭官方逮捕和被槍殺，可見報復之火，始終未熄。

參考：毛紹周（2013）臺南開元寺成圓（鄭從興）事件（pdf）

摘自：Michel Bruneau（2018）《從絲路到高鐵》(p.45~47)

歐亞大陸最早的地圖繪製

古希臘的地理學家根據回鄉旅人所提供的訊息，逐步將地中海盆以東的亞洲描繪出來，例如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即參考亞歷山大大帝遠至印度河河岸之軍事行動後所帶回的資料繪製；托勒密繪製地圖時則根據馬林．得．提爾（Marin de Tyr）的資料將版圖擴展到「絲國」（Serique，即中國），而後者的訊息則又取自希臘-馬其頓商務代理人梅斯•提提亞諾斯（Maes Titianos）沿著「絲綢之路」東行的旅程所取回的第一手資料。（P. Bernard，2005）。

在亞洲方面，1402 年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Kangnido）係出自朝鮮地圖繪製家手筆的世界地圖，是當今傳世最早的世界地圖，也是出自漢化世界的地圖（Ph. Pelletiet, 2011, planche 5，488-489）。中國居中，且幾占半幅，其東部的海岸線如實呈現，但朝鮮被畫得過大，而日本列島則被畫得太小。中國南部與印度和東南亞接壤，但輪廓與實況差距頗大。位於西部的阿拉伯半島和非洲以及位於西北部的歐洲-地中海世界則描繪得很混亂，呈現方式牛頭不對馬嘴。這是首度從漢化世界的角度對於歐亞大陸和遠東諸島進行的相關表述（Ph. Pelletier, 2011, 170-172）。

此圖是當時世界上最完整的地圖，品質超越了歐洲中世紀的地圖，例如 1375 年的《加泰隆尼亞地圖集》（Atlas catalan）或 1450 年的《佛羅倫斯熱那亞地圖集》（mappemonde genoise de Florence）。

直到十七世紀初，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在中國逗留期間（1582-1610年）
繪製的《坤興萬國全圖》才稱得上具備接近當前科學成就的世界地圖。它將中國（和太平洋）按照中土帝國的後設地理概念置於地圖的中心位置。利瑪竇編纂了當時所有可參考的中國地圖，並與該國最偉大的製圖家李之藻通力合作。他是第一個將四大洲及其源於歐洲的名稱介紹給漢化世界的人。特別之處在於他創造的Asia一詞在亞洲各地的名稱和寫法（中文為亞細亞，日文為為アジア ），而這些名稱和寫法很快就被亞洲人自己所接受了（Ph. Pelletier, 2011,326-337）。

中國本位的漢人在明朝時放棄了擴大貿易和接觸周邊國家的嘗試（1405-一1433年鄭和七次遠赴東南亞和印度洋的壯舉是例外），反觀蒙古人就不同了：他們是第一批直搗歐洲大門維也納的人（1241 年），而且曾經兩度試圖入侵日本（1284、1281 年），因此具有真正經略歐亞地區的宏圖。

後來，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先後抵達日本南部，從此將歐洲與東亞聯繫起來。「中日歐（葡萄牙，然後是西班牙、荷蘭、英國）貿易三角的重點特別在於從如下的買賣中獲取利潤：中國的絲綢或瓷器、日本的武器或貴金屬、東南亞的香料以及歐洲人帶來的貨物（棉花、糖、茶、咖啡）。」（Ph. Pelletier, 2011, 360）不過歐亞大陸的西端開始創出一種國家形式，到了十八世紀末已出現許多民族國家，並在十九和二十世紀逐漸擴展到全世界。

• 生活於西元前276年到前194 年之間，誕生於今利比亞東部，卒於托勒密王朝的亞歷山大港。他是古希臘的數學家、地理學家、天文學家、詩人和歷史學家。最為人稱道的貢獻是創立了經緯度坐標系統，並成功估算了地球的直徑。

摘自：Michel Bruneau（2018）《從絲路到高鐵》(p.35~45)

亞洲和歐亞空間的宏觀模型

根據保羅•穆斯（1977）的說法，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具次大陸規模的世界應該是在同一個民族地理 （ethno-geographique）的基礎上，歷經緩慢成熟的階段形成的。此一階段大概介於西元前一千年（商入周之際）和西元後五百年（六朝）之間，外部侵略的衝擊力對印度而言來自中亞或西北部的高亞大草原，對中國而言，衝擊力則來自東北部的大草原。從上述基礎上脫胎形成了兩個彼此獨立的文明，即西部的印度和東北部的中國，而東南亞應該就是該基礎的殘留。東南亞處在「歷史和文化的箝制」（tenaille historique et culturelle）中，夾在兩股非常強大的推力之間，印度化的推力經由印度洋和東南亞群島的海峽從西邊傳來，而中國化的推力則主要經由陸路從東北邊滲入（圖一）。

東南亞這殘留的基礎「大致對應文字發明前人類文明的總體現象」，它是群居性質的空間，反映在村莊、家庭、習俗、口述傳統上，而今天我們仍可以在無國籍歸屬的散居部落山區發現這類社會。然而，在平原上或山谷中，此一基礎會帶有集權、行政、法律和治理管轄的「附加」成分特色，是屬於更高層次的、官式的、機構的、城市的，使用書面文字的文化，這些都是從印度或中國傳來的東西。此一底層基礎與文化的、城市的、王權的上層結構之間的這種調和之所以能實現，原因是引入了金屬犁具和水稻灌溉技術，才讓糧食盈餘成為可能，而這又促使城市生活得以誕生。此外伴隨而來的還有各種慶典活動，包括一些定期祭祀神明的官方儀式以及那些節氣之間的世俗活動（例如與生產、技術以及實用生活有關的）。

北方有保羅．穆斯所說的，從中亞到印度西北部以及從高亞來的「入侵走廊」，這是沙漠商隊行經的路線（即「絲綢之路」），其間散布國際化綠洲驛站以及游牧民族和野蠻人穿越的沙漠和草原。它與南方的「季風帶」不無相似之處，因為海上航線也需穿過狹窄海峽，停靠國際化的貿易港口。這是變遷、貿易和移徙的必然結果，也是一個征討的空間 ，北方有各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國 ，蒙古族的、突厥族的、俄羅斯的，而南方則有西方列強和日本的海上殖民帝國。

在這兩大入侵和交流的走廊間，存在印度世界和中國世界這兩大國家文明的創建模式，其中一個長期服膺單一制國家（漢帝國）的邏輯，另一個則偏向國家分立的邏輯，而這第二類國家雖不那麼持久，但能不斷重建。夾在印度和中國兩個世界間的東南亞，按照伊利塞．雷克呂的說法，只能算是「亞洲角落」（l’Angle de l’Asie)。它的大陸部分從喜馬拉雅山延伸到雲南-貴州，包括整個印度支那半島，這是兩大舊世界間的殘留陸塊。而它的群島部分則構成了季風帶的核心區域。權力中心分散而且多不勝數，可能暫時以其中一個中心集結組織起來，而從扇形的印度支那半島延伸出去的商隊路線會按區域從外部將那些崇尚平等、沒有國家組織、高流動性的社會連接起來。(P.Mus, 1977,109-118)

克里斯蒂安．格拉塔盧普在他的《歷史地》 (Lieux d’Histoire, 1996, 105-111) 一書中精心設計了一個歐亞大陸的專用模型，其中蒙古成吉思汗和隨後的帖木兒帝國的游牧空間占據了歐亞大陸陸塊的中心。其周圍眾星拱月似的環繞著其他的帝國，十六世紀從東到西計有：中國的明朝、印度的莫臥兒帝國、伊朗的薩法維帝國、鄂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這些帝國創建都與草原的游牧征服者有著密切的關係，無論是他們征服後所成立的帝國（莫臥兒帝國、鄂圖曼帝國）還是與他們敵對的帝國（俄羅斯、鄂圖曼帝國、對抗帖木兒帝國的波斯薩法維帝國，又如中國明朝推翻了蒙古元朝）。上述各帝國外圍的東西兩端是以經濟統一和政治多元中心為特徵的「經濟圈」（economies-mondes）：西歐、印度南部、東南亞群島-馬來世界、日本（圖二）。

這兩個分別為亞洲 （Paul Mus, 1977）和歐亞大陸 （Christian Grataloup, 1996）的模型讓我們可以清楚區分兩大交流的領域，即（以馬為工具的）大陸草原和（以船為工具的）海洋，且兩者都成為征服和施加控制的途徑。一方面是草原帝國 ，另一方面是西方殖民帝國（西端）或是日本殖民帝國（東端）。處於這兩條走廊之間的則是較持久、較有彈性之文明和帝國的締造者：中國、印度世界、波斯-伊朗、阿拉伯世界、拜占庭-鄂圖曼帝國。

亞洲及其分區

菲利普.佩利提耶（Philippe Pelletier, 2004, 2011）回顧了二戰前後亞洲及其不同地區或次地區之地名在亞洲和歐洲的說法。我們可以從他對歐亞地區的詳細分析中得出什麼結論？它們所涉及的是每種文化或文明（西方、中國、日本、印度」所獨有的「後設地理」。

首先，「東方」 （Orient）這一概念與「西方」（Occident）的概念是對立的。它當然像薩伊德 （E. Said, 1980）主張的那樣，顯然沾上歐洲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汙點。「東方」指的是歐洲以東的一切，是從地中海東岸（古希臘人認定此為亞洲的西緣）開始的。 這個源自古亞述語assu的術語（意即朝陽升起）對立於指稱歐洲的ereb（亦即夕陽落下）（Ph. Pelletiner, 2011, 49）。東西方之間的此一區別可以上溯到西元三世紀末。西元後，在戴克里先皇帝的時代，從達爾馬提亞延伸到「昔蘭尼克」（Cyrenaique）的直線將羅馬帝國一分為二，而在狄奧多西一世去世時（395年）更確定了東西分治的局面。東部是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組織起來，並擴展了羅馬帝國的版圖，而分裂出去的西部則等同歐洲，係查理曼大帝（800年）統治下的一個獨立實體。

後來的穆斯林世界也差不多，最初以巴格達為統治中心的哈里發國（750年）後來分割出去的另外兩個哈里發國，分別以開羅（969年）和科多瓦（929年）為首都，而二分法又可將阿拉伯世界分成西邊的馬格里布與東邊的馬什里克。中國常將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反觀羅馬帝國和伊斯蘭世界則不一樣，因為後兩者承認其他人口稠密中心（印度、中國）的存在。

赤道兩側南北緯度的確立並未引發爭議且具有普世性，然而東西經度的定義卻取決於本初子午線的選擇，而此選擇又根據基準地理或是國家之間勢力的消長而有所變化。長期以來，托勒密（Ptolemee）的地理認知一直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基準。它將本初子午線定在通過加那利群島西南方位的耶羅（Hierro）。1494年的《托德西利亞斯條約》（Le traite de Tordesillas）是在卡斯提爾-阿拉貢（Castille-Aragon ）和葡萄牙這兩個伊比利半島的王國間締結的，而這正是當時地理發現探索事業最先進的王國。分割線是一條介於大西洋兩岸維得角群島（Iles du Cap Vert）西端與海地島西端之間、且與兩者等距的子午線。1529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又簽訂了《薩拉戈薩協定》（Les accords de Saragosse）。該協定確定了摩鹿加群島以東的分界線，這是對《托德西利亞斯條約》所附加的條款。自此以後，西班牙可以征服「西印度」，即不包括巴西在內的拉丁美洲，而葡萄牙則可以染指「東印度」，即印度、東南亞諸群島加上巴西。因此，「印度」的詞義就特別不準確了，僅能代表「另一個」天地、異國情調的天地。

從十六世紀起，「大陸」這一概念被發明出來：相較於面積中等或較小的島嶼，大陸地的面積要大得多。此一發明乃基於東地中海地區希臘人歐亞非的三分法，其後又被聖書三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所繼承，再加上美洲新世界的發現（從 1503 年開始）。因此，大陸是西方人發明的。佛教時代的印度稱其為「南瞻部洲」（Jambidvipa）（佛陀即是在瞻部樹下悟道的），一般認為那是喜馬拉雅山、西藏、喀喇崑崙山與海拔 6714 公尺之岡仁波齊峰（Iemont Kailash）間之須彌山以南的大陸，也是「地球上有人居住的部分」（ecoumene ），而位於其他方位的另外三片大陸則純屬虛構。

另一方面，中國類似的概念是「洲」，那一片四面環海的大地，與「洋」相對（實際上指海洋世界）。根據《禹貢》（西元前六世紀）的說法，中土世界象徵性地以其首都為中心，外圍環繞五個一系列嵌套起來的同心正方形：王畿或是帝都之畿（甸服）、納貢封建領地（侯府）、綏靖政策推行地帶（綏服）、蠻夷地帶（要服）、荒涼地帶（荒服）。這種模式在明朝（1368-1644 年）和清朝（1644-1911 年）時期更嚴格地以納貢為基礎加以落實：第一區是向中國皇帝繳納稅賦的「屬國」；第二區是向帝國獻上貢品的「朝貢之國」；第三區則是蠻族的居處，華夏文明的化外之地。

751 年，阿拔斯帝國軍隊在今天吉爾吉斯的怛羅斯（Talas）河畔阻止了中國向西方推進的雄心。從此以後，中國似乎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因他相信自身文明的優越性，以致對其「野蠻」的外圍地區失去好奇，期間在印度洋短期的海上探險算是異數（即鄭和在十五世紀前三十年的下西洋）。朝貢體系運作靈活，不需要訴諸強大的脅迫力，因此漢族對其多少算遙遠的周邊提不起興趣。

中國是中土，是以陸地為重心的，是四面被海（或稱「外洋」）包圍的大陸。這些海洋、海岸和島嶼都是邊緣空間，占據其上的人口是難以駕馭的，是無法按照大陸型之儒家思想的標準過活的。「漢帝國以及受其文化影響之國家的運作在歷史上並不是基於宗教、種族或語言的共同標準（但這些標準卻是醞釀現代西方民族國家的酵素）。它是基於如下幾個先進文化領域建構起來的：文學、禮儀、孝道、習俗（服裝、烹飪等等）、歷史價值以及社會與政治的等級原則。因此，漢化世界的中心是雙重，可說是地理的也是文化的。」（Ph. Pelletier, 2011,37）

雖然日本文化有相當大的部分屬於漢化世界，但該國始終未參與朝貢體系也未承認中國的政治優勢。1600 年，德川家康將軍獲勝並統一日本，此後一直實行幕府-天皇的「雙頭政治」（dyarchie）。具有神性的天皇（無宗族或王朝名稱），其制度是古老的、延綿不絕的，後來又成為帝國的象徵。1945 年日本戰敗，1947 年的憲法從新儒學的角度重新加以肯認。神道教和佛教在政治和宗教上的融合是日本的一種獨創，既將它維繫在漢化世界中，又令它面對中國時保持獨立，而中國也從未嘗試征服或侵略日本（Ph. Pelletier, 2011, 421-425）。相較於朝代屢次更迭又兩度被外族入主（蒙古元朝以及滿清）的中國，日本皇朝的這種延續性與之形成鮮明的對比。在十七世紀之前，「神國日本」（Shinkoku Nihon）和「大日本」（Dai Nihon）早就被用來形容日本與中國中土帝國的平等地位，而非後者的屬國。而且這兩種說法也在現代日本的帝國主義階段（1930-45 年）中再度受到吹捧（Ph. Pelletier, 2011, 419）。

明治時代之前（1868 年之前）的日本在禁止基督教和槍枝的輸入後，即阻絕了外部的影響。這與鄭和下西洋後中國的明朝頗為類似。不過，日本仍與外國保持著四個接觸點：對馬與朝鮮、長崎或琉球與中國、出島與荷蘭、蝦夷地（即北海道）與俄羅斯和阿伊努人。

因此我們看到，亞洲很早就出現了三個不同的帝制國家和文明中心。位於亞洲中央高地（即保羅，佩利奧所稱的「高亞」）以南的印度在其次大陸上不斷演進，並且具有如下特徵；種姓社會、印度教及或多少算是持久之呈眾星拱月特殊形態（如 mandala 曼陀羅花）散布的國家。位於中間的中國很快就建立想統一的帝國（秦朝後漢朝），並逐步向南、向西、向北擴張，並傳播其表意文字系統。東方的日本列島得益於中國文明的影響，成功將自己建設成為一個非從屬於中國的帝制國家，與當時朝鮮的地位全然不同。日本因比其他國家更早選擇西方的現代化，所以避開了被征服的命運，並能夠在群島內形成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中心，並在二十世紀將其政治與經濟的影響擴展到整個東亞。菲利普•佩利提耶（2011, 169-175）曾分析過朝鮮和中國的古代地圖，這讓我們清楚看出，在西方殖民列強染指之前這些不同實體分布的情況。

20 《薩拉戈薩協定》是西班牙與葡萄牙於西元一五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在薩拉戈薩簽署的和平條約，旨在解決兩國在亞洲的勢力分界，特別是針對摩鹿加群島的爭端。根據《托德西利亞斯條約》，兩國都視摩鹿加群島為自己的探索區域，並因為東部邊界不明確而爆發衝突。新條約將界線定於東經一四二度附近，劃分了兩大帝國在全球的勢力範圍。
21 南贍部洲是佛教傳說中的四大部洲之一，位於南方，代表人類所居住的世界。此名源於贍部樹（jambd），一種生長在印度南方的大型喬木，傳說其根部產黃金，並位於世界的中心。

摘自：《無垠之海》第八章 一個海洋帝國？（p.253~258）

關於阿拉伯和中國文獻對三佛齊帝國的描述是否嚴重誇大（因為它們肯定在某種程度上是誇大的）的不確定性，並不影響我們的基本論點：三佛齊作為中國和印度之間的一個中繼站而繁榮，面向東、西兩個方向，為兩塊大陸的貿易提供服務；在這個過程中，它既是一個轉口港（來訪的商人可以在那裡交換印度和中國的商品），也是一個可以獲取印尼與馬來半島出產的香料和香水的地方。

不過，仍然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我們不甚明瞭的。這些商人是什麼人？有些人顯然是印度人和阿拉伯人，而且隨著對這些水域的了解加深，中國人也來到這裡。中國古籍中提到波斯（Bosi）人，所以研究東南亞歷史的先驅們得出結論，Bosi 就是波斯人（Persians）。商人中肯定有波斯人，如亞茲德博澤德（Yazd-bozed），他是八世紀末的一位商人，名字出現在 2013 年於泰國附近沉船上發現的一個罐子上。但識別商人的身分從來都不簡單。波斯貨物橫跨印度洋而來，在這種情況下，「波斯」貨物這個詞彙顯然不僅僅是指波斯和波斯灣的產品，而是指整個穆斯林世界的貨物。「波斯人」也是對阿拉伯人的統稱，因為中國人常常無法區分這兩類人，儘管阿拉伯人的土地也被稱為大食，而且在中國本土也有大量的穆斯林商人定居。

這種民族混雜的現象非常普遍，而研究東方的學者對這些捉摸不定術語的認真思考，更多只是讓人發笑。不過，如果認為「波斯」貨物一詞指的是西方商品，我們就需要問：究竟是誰將這些商品運往三佛齊？在三佛齊，除了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之外，我們還必須為馬來人或印尼人找到一個顯著的位置。正如上文所述，他們在這一時期遠涉馬達加斯加和東非，還去過中國，例如西元 430 年，一個印尼使團帶著來自遙遠的印度和犍陀羅（Gandhara）的布匹，乘船前往中國29。爪哇國王希望中國皇帝承諾不干涉他的船隻和商人。印尼和馬來水手也關注另一個方向，而印度洋與南海之間的關鍵環節—麻六甲海峽，至少有一段時間處在三佛齊統治者的控制之下。雖然我們對馬來人和印尼人的船隻所知不詳，但是南海周圍的半島和島嶼上的居民會出海，首先在他們之間交換貨物，然後到更遠的地方，這並不奇怪。

二十世紀末在印尼水域接連發現的幾艘沉船，極大地增進我們對中國、印尼和印度之間關係的認識。用「大規模」這個詞彙來形容再合適不過了，因為在這些沉船裡發現的文物數量十分驚人：從勿里洞（Belitung）沉船中發現五萬五千件陶瓷製品（估計船上原本有七萬件，總重達 25 公噸）；從爪哇西北海岸的井里汶（Cirebon）沉船中發現大約五十萬件陶器，估計這艘船運載的貨物總重達 300 公噸。南海的沉船很好地彌補了陸地考古（特別是在巨港本身）出土的不足。

勿里洞沉船是在蘇門答臘島、婆羅洲和爪哇島之間的一座印尼島嶼沿岸發現的。沉船地點距離巨港不遠，在該城的正東方。如下文所示，這艘船很可能是前往爪哇的。它的年代不難確定：有一面鏡子上刻有西元 759 年的中國年號，一個來自中國中部長沙的碗上有西元 826 年的中國年號，還有從西元 758 年至 845 年左右鑄造的錢幣。這艘船位於淺水區，是由尋找海參的潛水夫發現的。它顯然撞上離岸約三公里的礁石。由於在沉船中沒有發現人的遺骸，看來船員和乘客設法逃到陸地上。這艘船沒有受到嚴重的破壞，船上的陶器幾乎全部完好無損，這些陶罐和碗由懂得如何保護脆弱的陶器不受海浪影響的專家，小心翼翼地裝在較大的儲物罐中。這艘船是用多種木材建造的，木板是以傳統的印度洋方式綁在一起的，其中一些材料來自東非。這艘船不是中國的，但有一位乘客一定是中國人，也許是僧人，因為在沉船中發現一塊中國書法所用的硯臺，刻有昆蟲圖案。船上的生活也饒有趣味：人們用骨製的骰子和棋盤遊戲消遣。

船上的貨物與船本身一樣，告訴我們很多事。首先讓人想到的是絲綢，不過它非常脆弱，不可能在幾個世紀的海水浸泡中保存下來。但我們從中國和阿拉伯作家那裡得知，絲綢是從中國出口到印度洋的最受歡迎物品。在南海沿岸的泰國古城那空是貪瑪叻（Nakhom Si Thammarat）的佛寺中，有一塊碑到「中國絲綢製成的旗幟」，這塊碑可以追溯到該地區受三佛齊影響（或統治）的時期。但中國絲綢不止步於此，有時麥加的克爾白30的帳幕就是由中國絲綢製成的。

談到沉船中存世的文物，首先要談陶瓷。九世紀初，中國的釉面陶瓷貿易蓬勃發展，既有來自中國北方的（先透過河流和運河運到南方的港口，特別是廣州），也有來自長沙的。長沙離海很遠，但是因大量的陶瓷出產而聞名。對優質陶瓷的需求與一種新的、重要時尚的傳播密切相關，那就是飲茶。勿里洞沉船包含迄今為止發現最大量的晚唐陶瓷收藏：來自中國北方的白瓷、來自中國南方的青瓷，以及金銀器和銅鏡。其中一個青花碗是青花瓷的祖先，青花瓷在許多個世紀的中國對外貿易中占主導地位，並在幾個世紀後被葡萄牙和荷蘭仿製。另一個獨特的碗的圖案是一艘船遭到巨大的海怪攻擊，這是中國藝術中最早對遠洋船隻的描繪。勿里洞沉船包含中國金匠藝術的好幾個美麗範例，無疑都是高檔奢侈品。

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貨物很容易讓我們得出結論，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中國朝廷在收到三佛齊統治者或爪國王的貢品之後送的回禮。在西元 813 年至 839 年間，至少有六個使團從爪前往中國。沉船中也發現一枚爪哇的金幣。九世紀是爪哇的黃金時代，在此期間，夏連特拉王（Sailendra dynasty）建造婆羅浮屠的大型佛教建築群，上面裝飾著五百多尊佛像，是全世界最大的佛寺。正如上文所述，禮物交換為中國朝廷監督下的雙邊貿易提供官方的、非常正式的框架，其目的也是為了表明較弱小的統治者對中國皇帝的臣服。但勿里洞沉船上的貨物，尤其是陶器的數量如此之多，說明這不只是朝貢，其他利益方也參與其中：馬來人、印度人、波斯人或是阿拉伯人，透過在廣州的代理商向遙遠的長沙窯場訂購精美陶器，並為自己的貨物在一艘重要貨船上訂下艙位。

這一大批中國陶瓷讓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這艘船是否駛向印度洋，而不是爪哇或三佛齊？特別是船員也很可能來自印度洋。此外，對中國陶瓷的需求已經形成一股熱潮，以至於在哈倫．拉希德（Harun ar-Rashid）時代，也就是這艘船沉沒的時期，阿拔斯王朝的伊拉克陶工開始模仿他們見到的來自遠東的陶器。但仿製品還是比不上真正的中國陶瓷，在沉船上發現一些顯然是供乘客和船員日常使用的陶器，與同時期在伊拉克與伊朗生產的綠松石釉面陶器相似，這可能表明沉船的最終目的地是波斯灣深處的錫拉夫。這種陶器不僅在錫拉夫有出土，而且在蘇門答臘的婆魯師和廣州也有發現，因此這種陶器肯定傳遍整個海路。

勿里洞沉船並非獨一無二。在蘇門答臘島東南沿海發現的因潭（Intan）沉船可能是前往爪哇的，船上載有陶器和金屬物品，包括許多錫錠，這些錫錠可能來自馬來半島。在沉船上發現的錢幣，表明其航行時間在西元 917 年至 942 年之間。船上同時有中國陶瓷和馬來半島的錫，表明這些貨物是在某個大型商業中心裝載的，那裡聚集來自南海各地的貨物，或者這艘船在南海各地航行並裝貨。貨物的種類之多，被一位發掘者描述為「令人驚愕」，包括佛教僧侶用來象徵雷電的小銅杖；代表時間之魔的青銅面具，有時被用作門飾；若干黃金首飾。三佛齊商人將銅帶到中國，在那裡用青銅鑄造神廟的裝飾品，這是司空見慣的做法。在因潭沉船中發現的錫，即青銅（除了銅之外）的另一種成分，說明金屬原料來回流動的重要性（直到原料被轉化為青銅或其他金屬的閃亮物品）。船上還載有鐵條和銀錠，以及多達兩萬個壺和碗，其中有一些的品質很高，而且大部分來自中國南部。樹脂碎片表明該船曾在蘇門答臘的一個港口停靠，而虎牙和虎骨表明船上的人對珍稀藥品感興趣。

這不是中國船，但它的結構與勿里洞沉船不同，可能是印尼的船。該船排水量約三百噸，長約 30 公尺。它的航線很可能僅限於南海，而勿里洞沉船由於尺寸較小，更適合從阿拉伯半島或波斯遠道而來的遠航。在中國領海發現的另一艘沉船是所謂的「南海一號」，這是一艘非常大的船，裡面有六萬至八萬件陶器，主要是宋瓷及六千枚錢幣，其中最晚近的是十二世紀初的，儘管有些或許可以上溯到一世紀。這艘沉船被認為是一艘中國船，從廣州或中國南部的另一個港口出發，前往南海的某個目的地。

用大型船隻從南海的不同角落收集貨物這一事實，影響了人們對這個空間的想像。南海經常被比作地中海，但是這個類比並不恰當，因為有三大洲在地中海交會，而南海的南邊和東邊是一連串的島嶼，將南海與太平洋的開放空間隔開；北方的大陸一直由中國主導。而且即使在四分五裂的情況下，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也遠遠超過三佛齊。不過與印尼、馬來半島、泰國和越南的居民相比，中國在南海貿易裡扮演的角色相對消極。由於高度關切陸地，中國常常對南海視而不見，但是中國統治者非常重視通過南海而來的遠方土地的產品。這就為馬來人、阿拉伯人和其他商人提供掌管南海海上貿易路線的絕佳機會。到了七世紀，跨越遙遠距離的貿易航線，從阿拉伯半島和非洲的海岸延伸到中國南部，將印度洋與太平洋西部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種聯繫甚至比希臘羅馬商人滲透到印度，並將他們的一些貨物運到遠東的日子還要密切。在三佛齊時代，出現一個連接半個世界的網絡。

29 譯注：應出自《宋書》，原句為「呵羅單國治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鐶、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見（梁）沈約撰，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宋書•卷九十七列傳第五十七蠻》，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381 頁。
30 譯注：克爾白（Ka‘aba），即「天房」，是伊斯蘭教聖城麥加的禁寺內的一座建築，是伊斯蘭教最神聖的地點，所有信徒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必須面對它的方向祈禱。

摘自：《無垠之海》第八章 一個海洋帝國？（p.245~252）

這個難題的答案可以在更西邊的阿拉伯和波斯的著作中找到。在九世紀和十世紀，阿拉伯地理學著作對闍婆（Zabaj）王國表示驚奇。來自伊朗海濱城市錫拉夫（Siraf）的商人阿布•宰德•哈桑（Abu Zayd Hassan）於十世紀造訪這個王國。當時經過波斯灣，特別是錫拉夫的貿易非常活躍。哈桑聲稱，從閣婆到中國的正常航行時間為一個月。儘管一件 1088 年的泰米爾銘文用 Zabedj 一詞來描述蘇門答臘島西北部盛產樟腦地區的居民，並指責他們是食人族，但這個詞彙的含義比這廣泛得多。我們最好將 zabaj 翻譯為「東印度群島」或印尼，並且它與「爪哇」這個名字有聯繫；而三佛齊 Sribuza 這個名字顯然是「三佛齊」（Sri Vijaya）的變形，用於指代印尼的主島蘇門答臘。

阿拉伯旅行者對闍婆土地上一座熊熊燃燒的火山印象深刻。他們也注意到，闍婆國王統治著一個相當大的國家，包括貿易中心卡拉巴爾（Kalahbar）。一般認為它位於馬來半島的西側，因此和巨港有一段距離。閣婆的其他奇觀還包括會說多種語言的白色、紅色和黃色鸚鵡，牠們學習阿拉伯語、波斯語、希臘語和印地語沒有任何困難，以及「說著難以理解語言的人形生物」，牠們像人一樣吃喝，這也許是對紅毛猩猩的描述，也可能是常見對地平線之外遙遠土地的幻想。

大約在同一時期，群島的統治者闍婆大君被認為是東印度群島最富有的國王。這要歸功於閣婆和阿曼之間大規模貿易提供的豐厚收入，這種貿易在十世紀初就開始蓬勃發展了。有一位較早期的闍婆國王擁有大量黃金，所以舉行一種儀式來誇耀他的富有：每天早晨，國王的內延總管站在國王面前，向宮殿旁的小海灣投入一塊黃金。退潮時，小海灣會出現金色的光芒。這位國王的繼任者比較更務實，從水中打撈出每一塊金子。不過，他隨後將金子分配給宗室、僚屬、王家奴隸，甚至國內的貧民。

阿拉伯作家還知道，闍婆位於中國和阿拉伯半島之間，對面就是中國，走海路可以在一個月內到達。如果風向有利，航行時間甚至更短。為闍婆帶來巨額商業財富的，不僅僅是它的地利，還有它本身的資源：大型的巴西木22種植園、雄偉的樟樹、豐富的安息香樹脂等。《天方夜譚》中水手辛巴達何提取樟腦的生動描述，源於阿拉伯商人冒險穿越印度洋到印尼的故事，其中提到的犀角（也是一種非常費重的商品）就說明了這一點：
第二天，天濛濛亮時，我們順著那座山走去，看到山谷裡有許多蟒蛇在爬行。我們一道走去，來到一座海島大果園，那裡景美水清，綠樹婆娑，百花爭妍，林木競翠，酷似人間天堂。那裡生長著許多樟腦樹，枝繁葉茂，樹陰濃密寬大，足容百人乘涼。有誰想從樹上得到點兒什麼，只要在樹幹上打個洞，便有液汁溢出，那說是樟腦蜜，稠膠狀；液汁流光，樹便枯死，變成燒火的柴。在那座海島上，有一種野獸，取名獨角獸，就是我們常說的犀牛。犀牛就像我們這裡的黃牛、水牛一樣，都是吃草的牲口，只不過犀牛比駱駝的體軀還要大，頭頂上長著一根粗角，長有十腕尺。23

阿拉伯作家們被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震撼了：闍婆大君居住的整個蘇門答臘島上，隨處可見富饒和地肥沃的鄉村。其中一位作家驚嘆道：這裡沒有沙漠！可以從闍婆獲得的稀有香料包括丁香、檀香和豆蔻，闍婆的「香水和芳香劑的種類比任何其他國王擁有的都要多」。關於闍婆的故事越來越多，十世紀的旅行家馬蘇第斷言，兩年時間不足以造訪闍婆大君統治下的所有島嶼。到了十世紀，闍婆大君的名聲已經傳到遙遠西方的穆斯林統治下的西班牙。十二世紀中葉，來自摩洛哥北部休達（Ceuta）的伊德里西在西西里島的基督教國王羅傑二世的宮廷寫作。伊德里西是一位熱情的地理學家，他對世界的描迹比以前的任何嘗試都更雄心勃勃。可以肯定的是，他知道三佛齊，即使他從未接近那裡。他知道蘇門答臘的自然資源吸引熱衷獲得它的香料的商人，也知道為什麼三佛齊會成為如此重要的市場：
據說，當中國受到叛亂的影響，而印度的暴政和混亂變得過於嚴重時，中國人把他們的生意轉移到闍婆和依附於它的各島嶼，並與這裡的居民友好相處，因為中國人欽佩他們的公平、得體、良俗和絕佳的商業頭腦。這就是為什麼闍婆的人口如此之多，以及為什麼外國人紛紛來訪的原因。

不過伊德里西也指出，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闍婆的居民並不是簡單的被動接受者，他們利用自己的地理位置，接待到訪的中國、阿拉伯及印度商人，並向他們出售自己島嶼出產的香水和香料。闍婆人也是忙碌的航海家，他們的航行最遠到達非洲東南岸的索法拉（Sofala），他們在那裡購買鐵器，將其帶回印度和他們的家鄉。闍婆人和馬達加斯加島科姆爾（Komr）的居民一起前往這些非洲市場，這佐證了上文所述的情況，即馬達加斯加島上的第一批定居者不是非洲人，而是來自印尼諸島，他們把印尼的語言帶到馬達加斯加。

這些關於富饒的三佛齊王國的豐富證據，幾乎完全來自生活在三佛齊之外的人的著作，儘管確實有一些阿拉伯旅行者到過這個王國，並記錄自己的印象。三佛齊自己的文字紀錄很少，巨港和其他地方的一些銘文將三佛齊國王頌揚為高於其他許多國王的大君（maharajah，字面意思是「偉大的國王」），銘文還記載三佛齊與爪哇島上的鄰居和大陸上的鄰居（高棉帝國）的衝突。高棉帝國最大的城市是柬埔寨的吳哥城。有一件重要的馬來語銘文可以追溯到七世紀，當時巨港已經擁有「管理貿易和手工業的官員」；銘文還提到一些船長。我們不得不說，阿拉伯作家經常相互重複，這會讓人留下他們對某一事實或某一地點有廣泛共識的印象，但實際上它們都可以追溯到同一個傳言；換句話說，這些阿拉伯史料不是獨立的聲音。

三佛齊首都巨港的重大考古發現相當少。巨港的現代城市矗立在古遺址之上，所以很難識別它的中世紀建築。在一個來自賓夕法尼亞的考古小組宣布該遺址沒有任何真正的古代建築之後，進一步的調查發現唐代的陶器，並證明在巨港所處河流，即穆西河（River Musi）的北岸，曾有碼頭和倉庫。這些設施綿延十二公里。考古學家米克西克指出，這座狹長的碼頭城市與偉大的博物學家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十九世紀描述的非凡城市是多麼相似。華萊士在巨港發現一座「城市」，其長度約為中世紀證據所顯示的一半，但它只是由沿河岸的一個狹長地帶組成，房子都建在穆西河上的木樁上。趙汝适已經指出，三佛齊的人們要麼「散居城外，或作牌水居，鋪板覆茅」24，這可以作為他們要求免除政府稅收的理由。在十九世紀，只有當地蘇丹和他的幾個主要謀臣住在陸地，就在靠近河邊的低矮山丘上。建築材料是木頭，很容易腐爛。不過，大君肯定住在一座相當豪華的大型木製宮殿裡，宮殿有精美的木頭裝飾，其風格被《馬來紀年》描述的十五世紀麻六甲王宮（在現代麻六甲，人們對其作了漂亮的復原）直接繼承。至於趙汝适描述的宏偉城牆，考古學家已經發現了一些可能出自七世紀的土牆。磚和石頭很罕見，但 1994 年法國和印尼的考古學家發現一座七世紀神廟的石頭地基。不過，有足夠的遺存表明，巨港與中國和印度都有貿易聯繫；在巨港中心發掘出一萬塊進口陶器的碎片，儘管實際上只有 40%是三佛齊時代的。神廟裡出土六十只中國碗，不過是十二世紀的，因此是在三佛齊的高峰期過後埋下來的；其他遺址也出土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國青瓷或白瓷，但是沒有可以追溯到西元 800 年之前的東西。三佛齊人特別喜歡在中國南方的廣東燒製的釉面青瓷。

精美釉陶的另一個來源遠在西方：來自阿拉伯土地的虹彩陶器和波斯生產的綠松石陶器也在九世紀和十世紀抵達三佛齊。還出土一些印度教的毗濕奴神像，雖然不一定是印度製造的。有一尊佛教的觀音（Avalokitesvara）像可能出自七世紀末。

因此巨港是一座有長度但沒有寬度的城市，一座因海運而生的水上城市。不過這帶來一個問題：對巨港輝煌傳說的一個重要反對意見就是，該地位於內陸，在河畔的沼澤地，與海岸的距離長達 80 公里。如果河上交通需要逆流而上，那麼巨港距離海岸就會更遠。有人提出，在中世紀早期，海岸線比今天更靠近內陸，也就是說巨港距離海岸沒有那麼遠，但這種觀點並未贏得普遍認可。不過，大海港確實可能在和海岸有一段距離的地方發展起來。塞維亞就是一個完美的例子，而且廣州和倫數都不在海岸線上。蘇門答臘島的海岸無疑分布著一些定居點，這些定居點為那些不必去巨港的船隻撩供方便的服務。三佛齊不是一個神話，但這並不意味著它的輝煌時期像人們經常假設的那麼長。巨港在七世紀至九世紀處於鼎盛時期。後來，爪哇、馬來半島和其他地方的競爭者削弱三佛齊大君的權力。

不過，如果假設三佛齊大君的權力在某種意義上是「帝國性的」，就需要謹慎。與其說三佛齊是一個延伸到數百座島嶼、遠至馬來半島的中央集權帝國，不如說它是一個位於巨港的商業中心，一座由廣受尊敬的國王統治的富裕而軍力強大的城市。最早翻譯有關三佛齊的梵文、中文和阿拉伯文文獻的束方學者認為，這些文獻提到帝國和行省總督。討論這種觀點是否正確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巨港一篇梵文銘文中的 vanua25 Sri Vijiaya 一詞可能是為了傳達一種印象，即三佛齊並非（如上述東方學者翻譯的那樣）是一個「帝國」，而是一個由大君直接管轄的更小地區。某些學者認為這篇銘文談到「行省總督」，這可能也是一種誤解，它真正描述的是自治地區的領主，他們只要有機會就抗拒大君的權威，但又受到夠強的壓力，因此對大君保持著一種曖昧和不真誠的忠誠。爪哇統治者也從婆羅洲、摩鹿加群島，以及後來的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北部的較弱統治者那裡接受貢品，同時也沒有忽視每隔一段時間就向中國天子派遣使團的重要性，以承認天子遙遠而非常鬆散的統治權。

有時如西元 853 年和 871 年，從印尼到中國的使團不是來自三佛齊，而是來自與之競爭的國家，這表明三佛齊並沒有完全墾斷對華貿易。根據僧人義淨的說法，末羅遊26，即後來的占碑（Jambi），屬於三佛齊的控制範圍；但末羅遊早先也曾向大唐朝廷派遣自己的使團27。爪哇島的一些統治者也這麼做，而且偶爾會與三佛齊交戰。蘇門答臘島的部分地區和附近的一些土地，由於與巨港統治者的關係而變得富有。婆魯師28坐落在蘇門答臘島北部，面向印度洋。與巨港的情況一樣，考古學家也開始在這裡發掘出從埃及、阿拉伯半島、波斯和印度等地運來的貨物，其中不僅包括陶瓷，還有幾乎所有色調的玻璃、寶石和其他珠子，以及錢幣，還有從十世紀末到 1150 年左右的一萬七千塊中國瓷器碎片。在婆魯師的遺址之一發現的陶瓷，其特徵與同一時期福斯塔特（即開羅老城）居民使用的陶瓷特徵非常相似。因此，我們可以把婆魯師看作連接中國南部和尼羅河上法蒂瑪帝國首都的鏈條的一個環節。婆魯師也是一個生產中心，在這裡可以買到用蘇門答臘銅和錫在當地製作的青銅匣子與小塑像。至於婆魯師的居民，他們一定是混雞的人群，有蘇門答臘人與阿拉伯人、來自波斯的聶斯脫利派基督徒和來自印度的泰米爾人。不過許多商人和其他旅行者是臨時居民，在等待有利的風向。如果能知道婆魯師在政治和商港之間聯繫的強度也在不斷變化。

所有這一切，使得三佛齊的「帝國」看起來相當像一種鬆散的封建關係。這是一個通常由三佛齊主導的政治網絡，在這個網絡中，大君不得不接受鄰國的自治。這些鄰國大多承認他的宗主地位，但盡可能維持獨立，並隨時準備在他顯露出軟弱的跡象時挑戰他的權威，因此大君才維持大規模的陸海軍。作為回報，這些鄰國被允許參與連接三佛齊與印度和中國的貿易，但是處於從屬地位。對三佛齊如何運作的上述說法是有道理的，因為它解釋了大君的最重要資源（即他在巨港的繁榮河港和附近地區），如何使他在政治與財政上保持強勢。巨港是一個強大的力量來源，以陸海軍為後盾。在這種觀點中，三佛齊的生存和繁榮恰恰是因為它不是一個帝國，甚至不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而是一個貿易網絡的焦點，其分支遍布南海的南緣，向西甚至延伸到馬來半島印度洋沿岸的城市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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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譯注：巴西木（brazilwood，學名 Paubrasilia echinata）原產於美洲。此處應當是指與巴西木有親緣關係的蘇木（sappanwood，學名 Biancaea sappan），多分布在東南亞和中國南部一帶，可製造藥物和染料。
23 譯注：借用《一千零一夜》李唯中譯本，寧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文字略有改動。
24 譯注：（宋）趙汝适著，楊博文校釋，《諸蕃志校釋．卷上志國．三佛齊國》，中華書局，2000 年，第 35 頁。
25 譯注：Vanua在多種南島語言中有「土地」、「家園」、「村莊」等含義。
26 譯注：也譯為「末羅瑜」。始見於中國唐朝史籍。宋朝譯作摩羅遊，明朝譯作末刺由、木來由、沒刺由、麻里予兒等。
27 譯注：原句為貞觀十八年，十二月，摩羅遊國遣使獻方物。見（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七十外臣部（十五）朝貢第三》，鳳凰出版社，2006 年，第 11230 頁。
28 譯注：婆魯師洲，即婆魯師國。《新唐書》中稱為郎婆露斯，故地一般以為在今蘇門答臘島西北部，今稱巴魯斯（Barus）。詳見（唐）義淨著、王邦維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卷上》，中華書局，1988 年，第 47 頁。

Michel Bruneau（2018）從絲路到高鐵：改寫世界新秩序的歐亞大陸: L’Eurasie : Continent, empire, idéologie ou projet

導論 為何稱為歐亞大陸？

第 1 章 歐亞大陸及其概念
自古一分為二、卻又相連的遼闊大陸空間
歐亞的術語與概念歐亞的地理視野
大陸區域及其海洋邊界：東西向的帶狀結構
亞洲和歐亞空間的宏觀模型
亞洲及其分區
歐亞大陸最早的地圖繪製西歐和中歐：民族國家的搖籃
歐亞大陸長期間的組成部分及其新近結構
應用於歐亞大陸之「中心地帶」、「邊緣地帶」與地理樞紐的地緣政治概念歐亞空間長期以來是如何運作的？

Part I、陸路上的歐亞建構：帝國

第 2 章 「超地中海世界」：從地中海到中亞
歐亞間的樞紐：波斯帝國
持久而穩固的領土結構：總督轄省波斯在中亞和印度的勢力
在中亞和印度的亞歷山大和希臘人（西元前三二九前三二四年）
希臘—羅馬人：希臘化諸王國及其希臘化過程塞琉古王國：亞歷山大在東方的繼業者希臘化的遠東：希臘—大夏與印度希臘諸王國大夏的希臘城市阿伊•卡努姆
键陀羅和希臘—佛教藝術
國境東部被安息阿薩希德帝國封鎖的羅馬人與中國的商貿往來
從阿拉伯擴展到地中海和中亞的伊斯蘭教：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第八至十一世
波斯—伊朗軸心及其勢力範圍的長期連貫性從波斯人到阿拉伯人：構建歐亞空間的初步嘗試

第 3 章 中國及其大西方：漢族和穆斯林少數民族中國：階級分明的統一國家中國與越南相同的領土邏輯中國漢族的民族主義與少數民族大陸邊區的漢化：大西方
維吾爾人與中國
新疆自治區的領土整合與漢化歐亞意義上的中國回族穆斯林
穆斯林是中國與歐亞區域的樞紐

第 4 章 歐亞大陸的突厥人：大陸聯繫不易，但仍從東到西遷移征討
伊利塞•雷克呂認定的東西 ～Est-ouest ）或東方 /西方分隔 ～la coupure Orient-Occident ~
「中間區域」
中世紀歐洲和亞洲間的通路：基督教和商人社區中國西北、中亞與蒙古的諸游牧帝國突厥人：長期的歐亞民族
突厥游牧民族的「駝隊政體」及其擴張的時空模型
歐亞的宗教關係和伊斯蘭教的角色

第 5 章 歐亞大陸的蒙古人：從成吉思汗帝國到民族國家蒙古成吉思汗的蒙古大陸帝國和西進成吉思汗的繼任者馬可•波羅之旅
馬可•波羅眼中的中國
中亞和俄羅斯蒙古人逐步的伊斯蘭化和突厥化從蒙古族到滿族：佛教化和漢化二十世紀民族國家蒙古的出現蒙古的領土邏輯
連接歐亞大陸兩端的技術：驛馬站
蒙古時代陸上貿易的局限
蒙古人的空間模型，一個歷史悠長的歐亞民族
十三至二十一世紀）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歐亞規模比較

第 6 章 俄羅斯四百年間的領土擴張：歐亞帝國的邏輯
俄羅斯國家的形成俄羅斯成為大陸帝國
東進行動最早發生也最持久
運 輸軸線的建設：橫貫大陸的鐵路俄羅斯日益心向西歐
南向擴張：黑海和高加索地區的領土中亞和高加索地區晚近的殖民擴張擴張行動的工具：軍隊、專制、東正教
沙俄帝國的解體與蘇聯的重構（一九一四—一九二四年）
蘇維埃新空間的發展：俄羅斯歐亞空間最大面積的擴張更為俄羅斯化的蘇聯歐亞空間
俄羅斯人民和國家的歐亞時空軌跡 （十五至二十世紀）
俄羅斯的時空模型
比蒙古帝國持久的俄羅斯歐亞大陸帝國

Part II、海路上的歐亞建構：殖民

第 7 章 海路與歐亞建構：航海、貿易和歐洲殖民事業馬可，波羅的歸程
中國的海上探險（一四。五-一四三三年）
中國海與地中海之間的樞紐：葡萄牙人到來前的印度洋古代的航海與航線
歐洲人的殖民海上航線和殖民帝國
僑民的角色：新朱爾法亞美尼亞商人的歐亞網絡波斯灣各產油酋長國
港口城市
葉門：聯盟抑或分裂？
從阿拉伯人到葡萄牙人和英國人：「香料之路」成為亞洲交流與歐洲殖民的軸線

第 7 章 從日本的亞洲殖民帝國到東亞廊帶
日本帝國主義日本的發展模式
T股特別的增長動力已擴及東亞和東南亞日本模式落實與傳播的條件
亞洲危機及其蔓延（1997~1998年)
首條發展廊帶—東亞和東南亞的增長軸線東亞海上走廊及其「服務業整合者」全球貨櫃運輸、交通樞紐與物流平台的集中東亞的增長軸線或海上廊帶：從日本模式到中國模式

Part III、接觸與連結的空間

第 9 章 東南亞：位在印度和中國之間、連結印度洋和太平迸
中國與印度支那半島的聯繫：從商隊路徑到現代運輸廊帶（「絲綢之路」的南支線八
中國與東南亞間之跨國一體化的進程中國在區域一體化政策中的作用中國深入緬甸
樞紐國家緬甸
中越邊界的對抗與互補中國深入寮國北部
中國與東南亞三國的陸界
群島地區的城市國家
中國與印度世界之間：群島及其海峽與廊帶取消開鑿克拉地峽運河的計劃
東亞、印度世界、中東與歐洲之間：亞洲之角和中亞

第 10 章 中俄之間的中亞民族國家
「中亞」的概念中亞的三個重心
俄羅斯的穆斯林與民族主義民族身份或民族的建構領土分割與邊界劃定的邏輯蘇維埃國家結構的實際效果中亞民族國家的創造作為國族標準的語言公民身份和國籍新地緣策略的背景
從民族國家的分隔到阿富汗-巴基斯坦部落主義的分裂：面對高度漢化的新疆

第 11 章 印度世界：與中亞和中國聯繫困難
印度或印度化的世界部分印度世界的伊斯蘭化阿富汗：山與山麓
阿富汗突厥斯坦
俾路支人
山區南麓與普什圖人
阿富汗國
阿富汗邊界的確定阿富汗的統一味難維繫
部落、伊斯蘭教、「瘋狂毛拉」與塔利班戰爭的影響與阿富汗的國家認同喀布爾：艱因之國的膨大首都
不穩定的巴基斯坦：印度與歐亞連結的障礙面對歐亞各廊帶和印度洋海路的印度

Part IV、最近構建歐亞空間的營試

第 12 章 從俄羅斯或土耳其的歐亞主義到歐亞經濟聯盟
親斯拉夫主義者或親西方主義者歐亞大陸和歐亞主義的概念新歐亞主義與普丁主義的意識形態哈薩克：歐亞大陸的樞紐
韃靼斯坦、克里米亞和烏克蘭算不算歐亞？
從蘇聯到俄羅斯聯邦：基礎設施需要修復、翻新歐亞經濟聯盟
土耳其視野中的歐亞概念：土耳其和中亞俄羅斯的亞洲「支點」與歐亞經濟聯盟

第 13 章 新絲綢之路是否反映中國在歐亞大陸的霸權？
「絲綢之路」：中國和中亞
「新絲網之路」：中國一項長期的、世界級的計畫位於「新絲網之路」大陸軸線中心的新疆
建設通往中東、歐洲、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大陸運輸廊帶中國與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競爭中國的工具：上海合作組織的多邊策略
北海航路
中國對歐亞大陸的影響是否會越來越大，而俄羅斯的影響越來越小？

總結 空間聯繫日益緊密，但是政治分隔仍為主流
反覆出現的帝國建構長期的斷裂帶
伊斯蘭教及其在歐亞大陸中心的網絡形塑歐亞的交通廊帶或發展軸線一個歐亞空間正在形成？
政治分裂仍是普遍情況
歐亞大陸帝國一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