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貓社的文史庫
15 世紀古海圖上神秘的兩個島：
在 15 世紀早期的古代航海圖（例如：1424 年的 Zuane Pizziganos Landkarte 海圖）中，大西洋上曾出現過一個被稱為「Antillia」（七城之島）的神秘幽靈島(Phantom Islands)。
Graham Hancock 根據學者（如 Robert Fuson）的觀點，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說：
📍古老地圖的錯置：這些古老地圖上繪製的「Antillia」以及「Satanaze」，實際上可能是上一個冰河時期（約 13,000 年前）的東亞大陸邊緣地貌。
📍台灣與日本的輪廓：根據地圖上的形狀與方位，Hancock 認為 Antillia 與台灣（或包含琉球群島）的古代海岸線地理特徵有著驚人的相似度。
📍神話的迴響：Hancock 指出，融冰導致的海平面上升吞沒了大量冰河時期的沿海平原和定居點。他認為這些水下遺址可能是許多古代文明神話（如：亞特蘭提斯、虎井沉城）的現實基礎。
註：稍晚的海圖也在歐陸以西描繪了此兩島：
上圖放大：
地點：江西靖安县水口乡
形式：一坑 47 (圓) 棺
年代：距今 2,500 多年
（摘自 sohu 網文）
2007 年底东周墓葬田野发掘工作已经基本结束。据省考古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长青介绍，墓主人可能是一个较大区域内的重要人物，其身份至少为高级贵族乃至王侯，其余的人应该是为这座墓主人殉葬的，表明春秋时代人殉制度仍普遍存在。
但众多迷团仍未解开。这座墓葬的主人是谁？从棺木中普遍发现纺织工具看，她们是纺织女工么，还是一座王城里的织造女奴？这种 47 具棺木合葬一坑的现象，是一种葬俗还是陪葬？如果是陪葬的话，更大的主墓又在哪里？他们生活的家园——城堡或宫殿又在哪里？他们是越族人，楚国人还是存在了 1400 多年的古代徐国人？
徐长青：靖安东周墓葬的发掘表明，在 2500 年前的靖安一带，曾经存在过一支具有高度纺织技术的青铜文明，对该墓葬及周边古文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将对重建江西青铜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2007 年 9月 5日，靖安县政府将李洲坳东周墓葬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8月24日，靖安县政府又把原水口乡中学 28.9 亩土地划拨给靖安县博物馆，为下一步扩建新馆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建立了靖安工作站。工作站除承担已出土文物的保护和研究任务外，还安排人员正在对周边 15 公里范围开展文物调查活动。
從澎湖原人到台灣矮黑人與大霸尖山的傳說：
一部波瀾壯闊的台灣史前冰河期人類遷徙的生態與人文地圖
摘自：Marty Lee 臉書 2026.07.07
引言：海水褪去後的遠古大平原
現代人習慣從衛星地圖或地理教科書上看台灣：一座孤懸於歐亞大陸東南外海、形似芭蕉葉的翠綠島嶼，被洶湧的台灣海峽、巴士海峽與太平洋緊緊環抱。海峽的波濤將台灣與大陸隔開，形成了今日獨特的島嶼生態與地緣位置。然而，如果我們將時間的指針向後撥回，拉到距今兩萬年前的「末次最大冰期（Last Glacial Maximum）」，映入眼簾的將是一幅完全顛覆現代人想像的壯麗景觀。
那時的地球正處於極端寒冷與乾燥的周期，北半球龐大的冰川將全球大量的水分牢牢鎖在陸地上，導致全球海平面比今日暴跌了足夠 130 公尺。由於台灣海峽的平均深度不到 70 公尺，這意味著海峽的海水在當時完全褪去、乾涸，進而露出了一片廣袤無垠的陸地盆地。在學術上，這座連接中國沿海與台灣的遠古陸地通道，被正式命名為「東山陸橋」，或通稱為「臺灣陸橋」。
當時的台灣海峽並非密林，而是一片類似今日非洲草原的乾暖稀樹大草原（Savanna）。發源自閩江、九龍江以及台灣高山的河流，在大草原上縱橫交錯，奔流不息，最終匯聚成巨大的古河流系統注入大平洋。這裡成了遠古巨獸遷徙的天堂，也是各個時期古人類南來北往的黃金通道。這是一段跨越數十萬年、從海底巨獸化石到高山聖山神話的史詩旅程，而台灣這座島嶼，正是這場波瀾壯闊的人類演化大劇中，最關鍵也最震撼的舞台。
澎湖原人——震撼世界的丹尼索瓦人
故事的序幕，是從幽暗的海底與漁民的底拖網中意外拉開的。在台灣本島與澎湖群島之間的海域，隱藏著一條水深約 60 到 80 公尺的深溝，漁民與學者將之俗稱為「澎湖水道」。在冰河時期，這裡曾是東山陸橋上地勢最低窪的巨型河谷。過去數十年來，當地的底拖網漁民在進行捕魚作業時，時常在海底撈起巨大的、沉甸甸的骨骼化石，它們在黑暗的海底沉睡萬年，沾滿了泥沙與藤壺。
2008 年以前，一位漁民在澎湖水道再次撈出一件極不尋常的古人類下顎骨化石。這件化石隨後被台南古物收藏家蔡坤玉先生敏銳地發現其特殊性，無私收購並捐贈給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15 年 1 月，科博館張鈞翔博士與日本、澳洲的跨國團隊首度將初步成果發表於國際頂尖期刊《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並將其命名為「澎湖原人（澎湖 1 號）」，確認這是台灣目前發現最古老的人類化石。然而，由於當時分子生物學技術的限制，澎湖原人在人類演化樹上的精確位置——究竟是直立人、早期智人還是其他未知支系，在國際學術界引發了長達十年的激烈論證。
這場懸案，直到 2025 年 4 月 10 日才正式在世界最高權威期刊《科學》（Science）上拍板定案，震撼了全球古人類學界。跨國科學團隊放棄了早已在海水中劣化的 DNA 定序，改用尖端的「古蛋白質序列分析（Paleoproteomics）」技術，成功從澎湖原人化石牙齒內提取出 4,241 條古老的氨基酸序列。比對結果一錘定音：澎湖原人不是現代智人，而是已經滅絕的神祕古人類——「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同時，研究還藉由 Y 型齒釉蛋白，確認了這名個體是一位強壯的「男性」。
這項 2025 年的決定性發現，之所以改寫了全球教科書，原因有四：
第一，徹底突破了丹尼索瓦人的地理與氣候極限。過去，全世界確鑿發現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地點只有兩個：一個是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阿爾泰山脈丹尼索瓦洞，另一個是海拔超過 3,200 公尺、寒冷缺氧的青藏高原白石崖溶洞。全球學者一度認定丹尼索瓦人是一群只適應極寒高地的特殊耐寒人種。澎湖原人的身分，直接將他們的活動版圖南移了數千公里，證明這群古人類同樣具備極恐怖的環境適應力，能在亞熱帶、低海拔的溫暖大草原上舒適生活。
第二，解答了現代太平洋島民身上的基因謎團。現代遺傳學早就發現，現今的東南亞島民、大洋洲美拉尼西亞人與澳洲原住民體內，含有高達 4% 到 6% 的丹尼索瓦人基因印記。然而，幾十年來科學家在廣大的低緯度亞洲地區連一塊化石都找不到，陷入「有基因、沒骸骨」的尷尬窘境。澎湖原人是全球第一個在亞熱帶低地被證實的丹尼索瓦人實體化石，完美補上了人類遷徙史上失落的拼圖。
第三，揭開了該人種神祕的外貌解剖特徵。在此之前，世界上的丹尼索瓦人標本僅有零星的一節小指骨或幾顆牙齒。澎湖原人提供了一塊極為完整、厚實的下顎骨，證實他們擁有比現代人、甚至比北京原人更粗壯的下顎與巨大的牙齒，咬合力驚人，形塑了科學界對其面貌的具體復原。
第四，展現了現代科技的奇蹟突破。泡在海水裡數萬年的骨頭，DNA 早已破壞殆盡。跨國團隊利用古蛋白質體學，揪出化石中特定突變的氨基酸殘基來鑑定身分。這向世界證明了，即便遺骸沒有 DNA 留存，科學依舊能讓遠古化石開口說話，為全球無數殘缺的史前標本開闢了全新生路。
草原上的巨獸與冰河期的受困「活化石」
那麼，這位生活在距今 45 萬到 19 萬年前（或下限至數萬年前）的丹尼索瓦人「澎湖原人」，與現代台灣人有血緣關係嗎？答案是：沒有直接的父系或母系血緣傳承，但我們體內留有他同族的基因印記。澎湖原人屬於獨立於智人之外的古人類，最終在地球上滅絕了。然而，我們現代智人（Homo sapiens）的祖先在幾萬年前離開非洲、遷徙通過亞洲大陸東南部的過程中，曾與丹尼索瓦人的其他支系相遇並發生過嚴重的基因混血。現代東亞人（包括台灣原住民與漢人）體內留存的 0.1% 至 0.5% 的丹尼索瓦人基因，是祖先在亞洲大陸混血後「帶進台灣」的遺產，而非在台灣本土直接繼承自澎湖原人。
在澎湖原人與其他遠古人類活躍的冰河時期，東山陸橋並非荒涼的死寂地帶，反而是一片生機蓬勃、充滿野性律動的巨型野生動物樂園。隨著北方冰川的擴張，歐亞大陸北方與內陸的寒帶、溫帶哺乳動物群，為了尋找水源與溫暖的草場，紛紛順著這座退卻的陸橋大草原向東南方向遷徙。這群生物最終在澎湖水道的低窪河谷中留下了密集的骸骨，被現代古生物學家命名為「澎湖海溝動物群」。
這是一幅現代人難以想像的遠古「非洲風」生態景觀。在今天的台灣海峽海底，當年曾奔馳著體型比現代亞洲象還要巨大的諾氏古菱齒象（Palaeoloxodon naumanni）、淮河古菱齒象、體型強壯的德氏水牛、長相奇特的四不像鹿、巨型的李氏野豬，甚至在食物鏈的頂端，還有著碩大的棕熊以及成群獵食的斑鬣狗。澎湖原人等史前人類，便是手持粗糙的石器，尾隨在這些巨型草食動物的家族後方，進行長距離的跟蹤與狩獵。
然而，大自然的周期演變是無情的。大約在距今 10,000 年前，末次冰期宣告終結，全球氣溫在短時間內急劇回升。高緯度冰川的融化化作滔天巨浪，在幾千年間迅速淹沒了整片東山陸橋，海峽重現，將台灣再度孤立為一座島嶼。這場驚天動地的地理與生態大變動，逼迫當時留在台灣島上的哺乳動物與植物做出了命運的抉擇。平地與沿海低地的氣溫日益炎熱，那些原本習慣寒冷北方氣候的北國物種，面臨了滅絕的危機。為了活命，他們只能放棄平原，被迫沿著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的河谷，一路往高海拔的寒冷山區遷徙。
這群在萬年前成功在台灣高山頂端找到避難所、並奇蹟般存活至今的北國物種，就是今日台灣生物界最璀璨的寶物——「冰河孑遺生物」。他們在與世隔絕的高山孤島中，經歷了細微的基因演化與適應：
📍櫻花鉤吻鮭（台灣鮭魚）：他們的祖先原本與日本、堪察加半島的鮭魚一樣，生活在冰冷的大海中，屬於降海型魚類，春天再游回北方河川產卵。當台灣海峽變熱，這群鮭魚的退路被切斷，被硬生生地「困」在大甲溪上游的高山溪流中。所幸，雪山山腳下的溪水終年維持在 15 度以下的低溫。在長期的隔離下，他們的基因與生理結構發生了微演化，體色與斑點變得適應高山溪流，產卵行為也發生改變，最終演化成不再需要游回大海、終生定居於高山溪流的「陸封型鮭魚」。
📍台灣山椒魚：這群長著四隻腳、極其原始的兩棲類活化石，在冰河期從寒冷的西伯利亞一帶順著陸橋南下。當全球大回暖時，他們那層缺乏鱗片保護、高度依賴水分與低溫的黏膜皮膚，完全無法承受平地的炙熱。他們一路退往海拔 2,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在萬年的地理隔離下，他們分化出獨特的亞種，如今只能躲在終年陰暗潮濕的箭竹林、苔蘚層或碎石坡底下，維持著與兩萬年前北國祖先相同的古老習性。
📍台灣冷杉與高山遺民植物：台灣冷杉是今日台灣最高海拔的針葉林景觀，其親緣植物主要分布在歐亞大陸的北方高緯度針葉林帶。此外，諸如台灣韭、玉山薄雪草（與阿爾卑斯山雪絨花是近親）等高山植物，也都是當年冰河期褪去後，受困在台灣高山頂端的遠古孑遺植物。他們在陡峭的高山岩壁上，無聲地見證了台灣從陸橋變孤島的冰河滄桑。
舊石器時代台灣早期智人與神秘的矮黑人
隨著陸橋大草原的繁榮，除了澎湖原人這類早期的古人類支系外，解剖學上的現代智人（Homo sapiens）也在大約 30,000 年前甚至更早的舊石器時代，陸續越過乾涸的海峽抵達台灣。這群先民在台灣的存在並非虛構的神話，台東長濱八仙洞、新竹網形遺址以及成功鎮小馬洞等遺址出土的豐富舊石器工具與文化化石遺留，正是「舊石器時代台灣早期智人」在此安居樂業將近兩萬年的鐵證。
在冰河高峰期，台灣的氣候比現在寒冷而乾燥。由於地殼持續板塊擠壓上升與海平面大幅下降，台東沿海那些由海浪拍打形成的天然海蝕洞穴（如潮音洞、崑崙洞、乾元洞），此時距離海面已有數十公尺之高。這些洞穴背山面海、居高臨下，既能躲避地面猛獸的襲擊，又能禦寒擋風，變成了台灣早期智人的天然居所。
考古學家在八仙洞的泥土層中，挖掘出數以萬計的「礫石砍砸器」、單面偏鋒砍砸器以及利用動物骨角製成的尖器，並將這種石器工藝命名為「長濱文化」。這些舊石器時代的台灣早期智人，日常過著採集野果、敲骨吸髓的狩獵生活。他們手持沉重的礫石工具，在洞穴口生火禦寒。
而在這群舊石器時代台灣早期智人的龐大群落中，還非常可能活躍著另一群體型更為特殊、外形高度分化的現代智人居民——尼格利陀人（Negritos），也就是後來台灣各原住民部落口傳歷史中，傳說不絕於耳的「矮黑人」或「小矮人」。
在台灣官方認定的 16 族原住民以及平埔族群中，有高達 15 個族群的集體神話裡，都清晰地記錄了關於「小矮人」的故事。在部落的口傳文學中，這群人身材極其矮小、皮膚黝黑、頭髮捲曲，但他們力大無比、擅長在叢林中快速穿梭，且精通巫術、農耕與用火的秘密。長期以來，現代都市人與西方人類學家多將其視為單純的床邊故事或神話。然而，2022 年底的一項國際頂尖考古與基因研究，首度證實了傳說中的矮黑人，真的在台灣土地上生活過！
台灣與澳洲、日本的國際聯合團隊，針對台東成功鎮「小馬洞遺址」出土的一具距今約 6,000 年前的女性遺骸進行了尖端的 DNA 提取與幾何形態學分析。比對結果顯示，這名成年女性的顱骨特徵與股骨長度，推算其生前身高僅有 139 公分左右。她不是獨立的古人類物種，而是不折不扣的現代智人。她的基因與外形特徵，與今天生活在菲律賓森林裡的阿埃塔人（Aeta）、馬來半島的塞芒人等現存尼格利陀人具有最高度的一致性。這項發現直接證實，台灣早期智人族群中，確實包含了一支身材矮小的尼格利陀智人分支，他們是純粹的亞洲第一代現代智人居民，與非洲黑人並無直接的近親血緣關係。
文明的擠壓與矮黑人的深山退隱記
今天當我們環顧世界，這群被稱為「亞洲第一代居民」的尼格利陀人（矮黑人）並未在地球上完全絕跡。在菲律賓的火山森林（如艾塔人、阿提人）、馬來西亞的原始密林（塞芒人）、泰國南部邊境（馬尼人）以及印度的安達曼群島（賈拉瓦人、翁奇人與神祕的桑提內爾人），目前仍有超過 10 萬名尼格利陀人顽強地生活著。
他們的身體解剖特徵是極端的「侏儒體型（Pygmy body size）」，成年男性平均身高不到 155 公分，女性不到 145 公分。在演化生物學上，這種體型是適應熱帶雨林高溫潮濕、減少身體表面積以降低熱量消耗的基因突變傑作。除了孤立在北桑提內爾島上的桑提內爾人，因為長期缺乏外來競爭且島上資源穩定，身材演化得較為魁梧（約 160 至 165 公分）之外，其餘雨林支系皆保留了嬌小的身材。他們四肢修長、腳趾扁平且抓地力極強，能手持吹箭與小弓，在茂密的熱帶叢林中如泰山般快速穿梭攀爬。
在遙遠的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早期，這群矮小的智人其實是台灣西部平原、東部海岸低地與發達淺山地區的真正主人。當時的平原上繁衍著無數的台灣梅花鹿與台灣水鹿，他們依靠精湛的狩獵技巧與採集知識，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然而，歷史的巨輪在距今大約 5,000 年前赫然轉動，帶來了毀滅性的文明衝擊。
那時，新一代掌握了高超大範圍農耕技術（種植稻米與小米）、擁有精細磨製石斧、發達編織工藝與製陶技術（如大坌坑文化）的「新石器時代新移民」——也就是現代台灣原住民的直系祖先（南島語族先祖），成群結隊地駕著先進的舷外浮架獨木舟，跨越海峽大舉遷徙登陸台灣。
新來的南島語族移民因為農業經濟的發展，人口繁殖速度極快，需要大規模砍伐原始森林、開墾梯田與小米田。在這種生活型態的劇烈衝突下，過著狩獵採集、需要極大原始野生腹地才能養活一個家族的矮黑人，其生存空間與平地海岸的棲地遭到大規模的侵占與破壞。這群平地原本的主人，在人口數量與武器工藝（磨製新石器 vs 粗糙舊石器）皆落於下風的狀況下，被迫大規模放棄平原，往「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深處」那些更隱蔽、地形更險峻的荒野與深山遷徙搬遷。
這段被迫從平地退入深山的無奈歷史，被完好地保留在原住民各部落的口傳文學中。賽夏族、鄒族、排灣族的傳說皆生動地提到，當祖先最早來到淺山開墾時，不遠處的密林或岩洞裡就住著矮人。一開始，雙方甚至維持過物資交換的和平關係，矮人還慷慨地傳授了農耕與用火的祕密。然而，隨著生存空間被各原住民族群徹底孤立，高山環境寒冷、獵物獲取不易，加上長期的地理隔離導致缺乏基因交流，這群台灣第一代的平地主人在深山中人數迅速萎縮。大約在 1,000 到 100多年前（相當於漢人的清國時期），他們徹底在台灣的深山中走向了滅絕，只留下賽夏族每兩年舉辦一次、悲愴且神祕的「矮靈祭（Pasta’ay）」，作為對這段歷史恩怨與文化消失的無聲祭典。
哈比人與呂宋人——亞洲海島的一米奇蹟
當台灣的矮黑人（現代智人）在幾千年前不敵農耕文明而隱沒於深山時，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大到整個東南亞群島，會發現大自然在冰河時期曾創造出更為極端的「迷你人類」。這些人類的身高，是真正達到了驚人的「一公尺（一米）左右」。
最著名的便是 2003 年在印尼佛羅勒斯島發現的「佛羅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他們的成年平均身高僅有 106 公分，體重約 30 公斤，大腦容量只有現代人的三分之一，因而獲得了「哈比人（Hobbit）」的綽號 。他們生活在距今 10 萬到 5 萬年前。緊接著在 2019 年，考古學家在菲律賓呂宋島也發現了全新的人種——「呂宋人（Homo luzonensis）」，他們的成年身高同樣不足 120 公分。
為什麼同樣住在島嶼上，現代的尼格利陀人（矮黑人）身高還有 140 到 150 公分，而佛羅勒斯人與呂宋人卻能縮小到一公尺左右？
科學家指出，這兩者面臨的「演化時間」與「基因底子」完全不同。佛羅勒斯人的祖先在大約 100 萬年前就受困在孤立的島嶼上。在長達數十萬年完全與世隔絕的環境下，生物學上的「島嶼侏儒化（Insular Dwarfism）」效應發揮到了極致——在空間有限、食物匱乏且缺乏大型天敵的島嶼上，體型大、消耗熱量多的個體容易餓死，體型小、吃得少的個體反而能活下來。經過數十萬年的洗禮，他們一路縮小到了 100 公分。相反地，現代尼格利陀人來到島嶼森林的時間只有幾萬年，且他們本質上是現代智人，基因組較為穩定，並偶爾與周邊族群有基因交流，因此身高維持在智人的極限，沒有徹底瓦解。
更不可思議的是這些「一米人種」的解剖構造。他們是一具「現代直立行走」與「原始猿人爬樹」的矛盾結合體。佛羅勒斯人擁有不成比例的巨大、無足弓扁平腳掌，不適合長距離奔跑，但手腕與肩膀關節的角度偏向上方，極其適合在樹冠間盪來盪去。
而 2019 年發現的呂宋人，其手指與腳趾骨骼更呈現出驚人的「高度彎曲」。這種強烈的縱向彎曲弧度，在現代智人身上絕不可能看到，反而與 200 萬到 300 萬年前極為原始的「南方古猿（如著名的露西）」一模一樣。這種彎曲的手指與腳趾就像一對小鋼爪，具有極強的抓握力，能讓他們像攀岩選手或猿猴一樣，輕鬆用手指勾住樹皮裂縫，一秒爬上大樹。這群神秘的一米人種，證明了在幾萬年前的亞洲海島上，人類的演化充滿了為了適應雨林與島嶼環境而產生的無限可能。
兩個太陽的詛咒——新仙女木時期的極寒與末日求生
當我們將視線從東南亞海島重新拉回台灣那巍峨的中央山脈時，歷史、自然科學與神話，在這裡迎來了最震撼的交匯。
從嚴謹的科學定年來看，大約在 30,000 年前，舊石器時代的「台灣早期智人」就已定居於台灣的平地與海岸洞穴。台東長濱八仙洞遗址出土的豐富舊石器與化石，就是他們在島上安居樂業將近兩萬年的鐵證。然而，距今大約 12,800 年前，一場毫無預警的全球氣候暴跌——「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打破了這份平靜。
主流科學理論指出，當時極可能是彗星在大氣層中發生毀滅性的大爆炸並碎裂。爆炸引發的強光在天空中如同「第二個太陽」般耀眼。這極端的天象深深烙印在先民的記憶中，成為泰雅族「射日神話」的由來——天空中同時出現兩個太陽，大地隨後燃起森林大火，草木不生。
緊接著大火而來的，是長達千年的「核子冬夜」。全球氣溫在短短幾年內再度暴跌回冰河期的極端酷寒。原本生活在低平原地區的台灣早期智人與矮黑人先祖，瞬間面臨了極寒與絕糧的雙重地獄。
在這段長達千年的極端寒冷時期，這群微少的人類高度依賴「火」與「集體協作」存活。男性的核心任務變成了冒著暴風雪，組成狩獵小隊，利用地形圍獵同樣因為寒冷而南下、退往低山避難的台灣水鹿、野豬與山羊；女性與老人則負責在避風的石穴深處日夜守候火種，用獸皮縫製禦寒衣物。為了尋找避風與禦寒的天然屏障，他們開始將視線投向那座海拔 3,492 公尺、四壁直立的巨型砂岩孤峰——大霸尖山（泰雅語 Papak waqa，意為「傾聽的耳朵」）。在視覺與心理上，這座神聖的巨石成為了這群舊石器智人在冰天雪地中相依為命、艱苦熬過千年冰封的最終庇護所。
滔天巨浪與聖山重塑——大洪水時期的生死逃亡與神話交融
這群台灣早期智人與矮黑人先祖在寒冬中苦苦支撐了千餘年，直到距今大約 11,500 年至 10,000 年前，新仙女木事件宣告終結，地球迎來了更為猛烈的氣候反撲：全球氣溫徹底回升，歐亞大陸與台灣高山的古冰川發生了災難性的大融冰。
這引發了全球性的「融冰大洪水」，海平面以驚人的速度暴漲了 100 多公尺，無情地吞噬了東山陸橋大草原。這是一場舊石器時代人類的生死大逃亡。原本好不容易熬過寒冬、在平原重建家園的早期智人，眼看著獵場在幾年內變成汪洋。驚恐的先民們拖家帶口，背著僅存的舊石器工具，順著大甲溪、大安溪等河谷瘋狂向高處攀爬。
此時，變暖的氣候使高山古冰川大量融化，在山區引發了恐怖的超級山洪。山谷在咆哮，巨石在崩塌，洪水退卻的衝擊力量重塑了台灣現今的高山深谷。無數人在逃難中被山洪與巨浪吞噬。根據基因瓶頸效應推算，當時成功逃往大霸尖山岩壁下方並存活下來的先民，可能僅剩下幾百人、甚至數十個家族的極少人數。他們躲進高山岩屑坡的天然石穴中，依靠採集高山野果、挖掘植物根莖，在驚濤浪潮中勉強維持著微弱的生命火種。
那麼，這群舊石器時代早期智人的末日記憶，是如何變成今天泰雅族與賽夏族的神話？
關鍵就在於跨人種的文化交流與血緣融合。大約在距今 6000 年前，新石器時代的「南島語族先祖」（現代原住民的祖先）帶著發達的農耕技術渡海來到台灣。當他們進入平地與淺山開墾時，在深山與石穴中遇到了這群人數稀少、卻早已在台灣生活了數萬年，並且擁有大洪水與極寒極熱生存經驗的舊石器遺民。
在隨後數千年的互動中，新移民與這些舊石器遺民發生了通婚與融合。這群歷經「兩個太陽（新仙女木彗星爆炸）」與「融冰大洪水」世紀災難的台灣早期智人，在夜晚的營火旁，將他們祖先在幾千年前如何逃往大霸尖山避難、如何集體射殺那帶來災難的第二個太陽、以及如何在大水退卻後包在樹葉裡如碎肉般艱難重生的血淚記憶，口傳給了新來的南島語族。
現代原住民體內至今仍保有的微量遠古矮黑人基因，以及各部落對「隱居深山、傳授用火與農耕秘密的矮人」的強烈傳說，正是這場跨越數千年、新舊智人文化交融的鐵證。大霸尖山的大洪水與射日傳說，本質上並非單純的神話，而是台灣土地上最古老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智人，透過與現代原住民祖先的血緣融合，共同留給這座島嶼最震撼的遠古史詩記憶。
從聖山走向大洋：台灣大坌坑先民的海洋遠征
直到大約六千年前，地平線上揚起了第一具風帆，帶著粗繩紋陶器、稻米與小米種子的「大坌坑文化」先民跨海登陸。新石器時代的農耕文明與島上依山而居的舊石器先民在漫長的時光中相遇、碰撞、進而血脈交融。大坌坑的子民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他們沿著河谷上溯中央山脈，在數千年的定居與繁衍中，逐漸淬鍊分化成今天我們所熟知的台灣各原住民族群——那是平埔族群與高山原住民在島嶼屋脊下共同擁有的遠古根源。
然而，這座豐饒的島嶼並非終點，而是偉大傳奇的起點。大約在四千年前，定居在台灣東部與南部濱海丘陵的特定南島支系——這群與當代阿美族、西拉雅族先民血脈最為相近的航海家，骨子裡流淌著對黑潮與未知大洋的渴望。他們攜帶著台灣特有的植物「構樹」種子，跨上純手工打造的遠洋拼板舟，完全仰賴星辰、洋流與季風的指引，毅然航向風暴肆虐的巴士海峽。這是一場人類史上最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代」序幕。這支從台灣出發的遠征軍在語言學上化為「馬來-玻里尼西亞語族」，歷經數千年的島嶼躍進與拓荒，最終將南島語系的種子，星羅棋布地散播至半個地球——西至非洲的馬達加斯加，東抵南美旁的復活節島。台灣這座聖山，用無比溫暖的胸懷孕育了原民的根，更用浩瀚的海洋，將台灣的名字鐫刻在整個太平洋的巨浪之中。
結語：萬年地圖的啟示
從澎湖海溝撈出的古菱齒象化石，到 2025 年透過古蛋白質技術確認身世、震驚世界的「澎湖原人」丹尼索瓦人；從台東小馬洞出土的 139 公分矮黑人智人骨骸，到東南亞群島上充滿謎團的一米哈比人與呂宋人；再到大霸尖山下流傳不熄的極寒、洪水與射日傳說。
這群古人類雖然在不同的時間點抵達台灣，面臨了不同的環境考驗，甚至有許多支系最終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但他們都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不可抹滅的痕跡。留在高山的冰河孑遺生物，以及融入現代台灣人體內的遠古基因，都是這場大遷徙留下來的活生生遺產。
這部波瀾壯闊的台灣史前冰河期人類遷徙地圖告訴我們：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座與世隔絕的孤島。在過去的數十萬年間，它是遠古巨獸奔馳的草原，是古人類交會混血的十字路口，更是新舊文明在環境巨變中攜手求生、重生的聖地。當我們今天有機會來到台中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親眼凝視澎湖原人的下顎骨化石，或者站在大霸尖山下仰望那世紀奇峰時，我們所凝視的，正是這段跨越萬年、與大自然共生共演的偉大生命史詩。
歷史記載，姆普·納拉（或稱 Rakryan
Tumenggung Mpu Nala）不僅是一位軍事統帥，更是一位傑出的海軍將領和造船大師，正是他締造了滿者伯夷的海上霸業。當首相 Gajah Mada 加查·馬達頒布《帕拉帕誓言》(Sumpah Palapa) 以統一印尼群島時，他意識到僅憑陸軍力量無法實現這一目標。
正是在此，姆普·納拉發揮了關鍵作用。他憑藉其卓越的才能，創造並完善了爪哇帆船艦隊——這支十四世紀的海上巨獸令滿者伯夷的勢力遠至中華帝國都聞風喪膽。
以下是這艘傳奇戰船的設計歷史和相關事實：
1. 揭開蒙古戰船的秘密
滿者伯夷王朝的爪哇帆船艦隊起源於蒙古帝國（忽必烈汗的軍隊）在爪哇島被拉登·維查亞驅逐後遺留的殘骸。
姆普·納拉駐紮在 Ujung Galuh 烏戎加魯港（今泗水丹戎佩拉克 Tanjung Perak地區），他拆解並研究了這些外國戰船的構造。他發現了一個致命缺陷：蒙古戰船的船體過厚，導致航行緩慢、難以操控且易受惡劣天氣的影響。於是，姆普·納拉改進了設計——透過採用巨型柚木原木來優化船體流線型並增加載貨量。最終，他打造了一艘不僅體型龐大，而且機動靈活的巨艦。
2. 滿者伯夷「海怪」(Monster Laut) 的規格
姆普·納拉的爪哇帆船遠遠超越了當時歐洲的航運技術。相較之下，15世紀的歐洲船隻在尺寸和載客量上都遠小於14世紀滿者伯夷的船隻。
3. 五角艦隊戰略(Armada Lima Penjuru)
僅僅擁有強大的船隻還不夠。納拉海軍上將指揮數百艘爪哇軍用帆船和大約4萬名海軍人員，實施了一項海軍力量共享戰略。他將滿者伯夷艦隊分為五大艦隊，以包圍整個印尼群島：
•第一艦隊：負責確保印度洋和通往蘇門答臘的西部航線的安全。
•第二艦隊：守護動盪不安的南海（勞特基杜爾海）。
•第三、四、五艦隊：戰略部署於爪哇海、馬六甲海峽以及遠東地區，確保通往馬魯古群島和菲律賓群島的香料貿易路線暢通。
每個艦隊都由姆普·納拉指揮，並配備巨型旗艦作為戰術指揮中心。
正是姆普·納拉的技術創新和戰略眼光，使滿者伯夷從一個內陸農業王國轉變為東南亞最大的海上帝國。這些戰艦是帕拉帕誓言得以貫徹的有力證明，它將海洋從阻隔之地轉變為征服印尼群島的通道。
十九世紀大英帝國在東亞的擴張，確實是一場將「戰略目標清楚，戰術靈活變通」發揮到極致的典型案例。當時英國的核心戰略目標其實非常純粹：不是征服領土或統治中國，而是「打開中國市場，確保自由貿易與經濟利益」。為了這個大目標，他們在不同階段運用了極其靈活且暴力的戰術手段。
📍1842年《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
英國最初並不需要龐大的腹地，他們只需要一個能讓船隻停泊、維修，並作為貿易中轉站的「落腳點」。香港島天然的深水良港完全符合這個戰略需求。
📍1860年《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
隨著貿易量暴增，僅靠香港島已經無法滿足防衛與發展需求。為了保護維多利亞港的航道安全，並在對岸建立軍事緩衝區，英國藉著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機會，將邊界推進到九龍半島。
📍1898年《中英拓展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99年）：
到了十九世紀末，西方列強在中國掀起「瓜分狂潮」。英國此時的戰術轉為「防禦性擴張」——為了防止法國或德國控制香港周邊的離島與高地，危及香港的安全，英國決定大幅擴展其防衛縱深。
清廷在1898年已經被嚴重削弱（甲午戰爭剛結束），英國實力處於巔峰，他們大可像前兩次一樣要求「永久割讓」新界。然而，當時國際外交風向轉變，列強流行以「租借」代替「割讓」來減少國際輿論壓力。英國評估「99年」對當下的跨國貿易與投資已經足夠漫長，於是採取了「租借新界」的靈活戰術。但他們沒料到的是，新界佔了整個香港總面積的90%以上，且香港的水源、食物和後續發展完全與新界綁在了一起。當這張「99年租約」在1997年到期時，英國在戰術上已經無法將香港島與新界分割統治，最終只能在1997年將整個香港的主權交還。
…然而十六世紀之後到底有那些華人造訪過歐洲？他們對歐洲的印象如何？他們有沒有把自己的看法拿來與本國人分享？他們的出現在歐洲又給當地人帶來怎樣的衝擊？
很可惜的是造訪歐洲的華人，就中國士大夫的觀點而言，幾乎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這些人出國，未必用心觀察（當然也未必有能力觀察）他們客居的所在，回國之後也鮮少留下記錄。
由於先輩學者的努力，有關天主教人士在十八世紀造訪歐洲的史實，爬梳整理出來的比較多。特別是方豪教授曾寫一文，題為〈同治前歐洲留學史略〉，提及一百多位訪歐華人，大都與天主教有關。其中極高比率的人都到義大利文華書院（聖家修院）就讀。
可是對於在其他情況下造訪歐洲的華人，除了自己也留下記錄的謝清高外，幾乎在中國文獻中都找不到任何的蛛絲馬跡。
前幾年由於業師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教授出版了一本小書《胡若望的疑問》，引起相當的注意。其實史景遷並不是第一個提起胡若望的人，但是他以生花妙筆，提醒了讀者，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只因他有不尋常的經歷，還是有可能被重建出來一個有趣的故事。胡若望是個特殊的個案，而且是屬於與宗教有關的案例。他是耶穌會士傅聖澤（Jean-Fran?ois Foucquet）帶去歐洲的，原來的目的是幫忙傅聖澤抄寫中國文獻，協助解讀。後來的發展，大出雙方所料，結局是胡若望被關在巴黎沙榔東瘋人院，在那裡住了三年（1723-1725），最後才被救出。
由於其他造訪歐洲的非宗教性華人本身不具重要性，他們自己又極難得留下任何記錄，因此他們得以從歷史陳跡中被挖掘出來，通常也是意外。筆者在研治中西貿易史的過程中，偶然接觸到零零星星的有關這類旅歐華人的撰述，加上一些也是意外的巧合，拾取到點點滴滴相關的資料，甚至於主人翁的畫像。現在利用這些材料，拼湊成篇，講述這些十八世紀訪歐華人的故事，目的不在建構任何偉大的知識，只是出於好奇，拿這些故事來和讀者分享而已。
本文的重點擺在十八世紀旅歐的非天主教人士。但為補充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識，也擬簡單敘述三位較早期的造訪者，其中兩位且為天主教徒，即樊守義與沈福宗。樊守義在康熙皇帝的要求下，曾經寫下了一篇可能為最早的華人的旅歐遊記〈身見錄〉。沈福宗則以造訪過牛津大學波德廉圖書館（the Bodleian Library）而較為人知。
乾隆年間的造訪者（1736-1795）
✔️ 林利官
從康熙末年到乾隆初期，我們一時沒有找到天主教人士以外的旅歐華人的資訊。下一個出現的人物，管見所及，為林利官（Loum Riqua，譯音）。1757年4月倫敦出版了一張他的網線銅版畫（mezzotint）全身像。原出版者的說明如下：
該華人於1755年（乾隆二十年）到達里斯本（Lisbon），地震時人在該地，因天意而倖免於難。在遭遇許多艱苦與葡萄牙人的惡劣對待之後，他於 1756年來到倫敦。在當地，他獲得不同的待遇，有幸被陛下、其他王室成員、大多數的王公貴人等接見，這些人都對他愛惜有加。他向尊貴的東印度公司申請搭載他回家，獲得仁慈的接待，並被慷慨地安置在他們的一艘船舶帶他回廣州，他的故鄉。
這是我們對他所知的一切。他的職業為何？為何到歐洲？都沒有資料進一步說明。不過， 他的到來可能給英國作家果德斯密（ 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帶來靈感。不出三、五年，後者就託名一位旅英華人，寫了一本叫作《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的書。（後文有進一步的描述。）
✔️ 潘啟官一世？
有些學者認為廣東外洋行商人、同文行行主潘文巖（潘啟官一世，Puan Khequa I, 1714-1788）也親自造訪過歐洲。這樣的想像是因為瑞典哥德堡（Gothenburg）的歷史博物館（Gothenburg Historical Museum）典藏有一幀潘文巖的畫像。以研究中國貿易瓷知名的荷蘭學者喬格（C. J. A. Jörg, 1944~）認定他是在 1740年代，也就是乾隆初年，造訪過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同時留下那張畫像。然而哥德堡所藏潘啟官一世的畫像，眼袋很顯著；官服補子很像是「仙鶴」（文官一品），都不可能是一個二、三十歲的青年所能有的特徵。潘文巖果真訪問過瑞典，絕不可能是 1740年代的事。
另一位美國學者巴素（Dilip Basu）也曾認真檢討過潘文巖是否到過瑞典的問題。在他的博士論文中，他提到：十八世紀中葉的瑞典企業大亨對中國貿易極感興趣。他們同時也將瑞典所產的銅、鐵、鋼、紙以及木材運到西班牙的卡迪斯（Cadiz）銷售以換取中國貿易所必須支付給中國人的西班牙銀圓。在廣州方面，潘啟官一世正與經營中國貿易的瑞典東印度公司有大筆的生意來往，同時還投資一位瑞典大亨撒革廉（Niklas Sahlgren）的卡迪斯貿易。也就是透過撒革廉這位瑞典商人的邀請，潘文巖可能在 1770年造訪瑞典，並且把他自己的肖像畫呈獻予撒革廉。關於潘文巖於 1770年造訪瑞典一事，巴素雖然指出了一些依據，可是並不堅實。梁嘉彬雖然沒有看過巴素的作品，卻也在很久以前就簡單推論過不可能有潘啟官一世造訪瑞典這樣的事情。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出以下的論證：
1770年左右正是廣州外洋行商人所組成的「公行」面臨存廢的時刻，潘文巖當時受英國東印度公司之託，正在設法向中國官府行賄，以促成「公行」的解散，結果也達成任務。作為一位行商，潘啟官其實經常得出入地方政府衙門，自然也就沒有消聲匿跡兩、三年的可能。因此，在 1770年左右，他絕對不可能造訪瑞典。何況廣州商場的主要貿易組織，如英國東印度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也都不曾提到 1770年時有潘文巖出國這回事。稍後我們將提到一位真正到過瑞典的華人蔡阿福（Choi-A-fuk，譯音）。這個人在 1786年7月到達哥德堡，並造訪過斯德哥爾摩。他不但被稱為是第一個造訪瑞典的華人，而且在主人家的留言簿留下簽名，在瑞典畫家的筆下留下畫像。以潘文巖的地位（1770年左右如日中天），豈是非行商的蔡阿福可比？蔡阿福都受到那麼高規格的接待（國王也接見他），而瑞典文獻竟未有一語道及，顯然是真的沒到過。
至於哥德堡歷史博物館藏有潘啟官一世的畫像，那更不足為奇。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的國家博物館（Nationalmuzeet）就典藏有東生行行商劉章官（劉承）的畫像。廣東最有名的行商伍浩官（伍秉鑑）更常拿自己的肖像送給外國朋友，時至今日，世界各地都還至少有十幾張的收藏。劉章官與伍浩官都沒有離開過中國的記錄。
摘自：陳國棟 (2005)《東亞海域一千年》（目錄）
While popular legends and early mid-20th-century writings suggested he traveled to Sweden on a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ship, modern historians* have debunked this claim.
The misconception primarily stems from the following historical artifacts and relationships:
The Gothenburg Museum Portrait:
The Gothenburg City Museum (Göteborgs stadsmuseum) houses a prominent 18th-century reverse glass portrait of Phuankequa. Early observers assumed he must have traveled to Sweden to sit for the portrait. However, records confirm Phuankequa commissioned the piece in Canton (Guangzhou) and sent it to Gothenburg as a diplomatic gift for Niclas Sahlgren, a director of the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Incorrect Portrait Dating:
Early research by scholars like C.J.A. Jörg hypothesized that Phuankequa visited Stockholm and Gothenburg in the 1740s. Later analysis proved this false, as the portrait depicts an older man wearing high-ranking Qing official robes—status symbols he did not possess as a young merchant in the 1740s.
* 如：陳國棟（2005）《東亞海域一千年》中論：18 世紀訪歐華人
公元 1745年 9月12日，瑞典西南部大港哥德堡的码头上人头攒动，众多官员、商人、搬运工和船员家属都急切地等着以这座港口命名的商船靠岸，给他们带来远东的巨额财富。他们已经等了太久，“哥德堡”号在 1743年 3月14 日就从哥德堡港出航，本来计划在次年夏天回到瑞典，没想到当年 10月在越南海域遭遇反常的强烈东北风，尽管那时的帆船有能力在逆风中航行一段距离，毕竟还不能像后来的蒸汽或燃油动力轮船一样，完全不顾及风向的影响。结果，“哥德堡”号无法抵达近在咫尺的广州，反而被刮到南方的爪哇，多名瑞典船员因为不习惯爪哇的闷热天气而丧生。直到次年夏季，“哥德堡”号才扬帆抵达广州。
尽管比预定时间延迟了一年多，“哥德堡”号还是满载着从广东十三行购买的中国产品回到了瑞典。公元 1745年 9月12日，哥德堡码头上的民众已经望见，这艘排水量 1,250吨的大帆船出现在 1,000米外的海面上，甚至还能透过海雾，模模糊糊地看到船头上的船员们正激动地向他们招手。
突然，船停住了，尔后开始侧翻并下沉。乐极生悲，在大洋上航行过 10万千米之后，“哥德堡”号竟然在距母港 1000米外触礁沉没了。码头上的民众连忙登上各自的小船前去抢救，由于水很浅，船员都安然无恙，可船上的货物却大多被海水泡湿，或是在沉船的过程中被压碎了。最终，仅有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几箱部分完整的瓷器被打捞出来，只占全船货物的三分之一左右。船东却惊喜地发现，仅出售这三分之一商品的所得，就足以弥补此次倒霉至极的航行的全部成本，而且还赢利 14%！
与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就是这样有利可图。
想要了解“哥德堡”号传奇背后的历史真相，我们还要回溯到公元 1700~1721 年的大北方战争 (第三次北方战争)。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俄罗斯通过恰克图进口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再转手将其中大部分卖给瑞典等欧洲邻国，从中赚取巨额差价。为此，瑞典也成立了“瑞典东方公司”，与俄罗斯、波兰和土耳其等国家展开贸易。由于大北方战争的爆发，俄罗斯自 1700年开始，停止向瑞典出口商品，瑞典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从英国、荷兰等国进口中国商品，又试图通过挪威、土耳其等国打开新的东方航道，但均未成功。
久而久之，高昂的东方商品物价令瑞典国民不堪重负，怨声载道。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号称军事天才，虽然远征莫斯科失利，在波尔塔瓦决战中惨败给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仍然拒绝和谈，继续穷兵黩武。查理十二世的妹夫腓特烈是个阴险的德国贵族，他看到瑞典民众对查理十二世的不满情绪，便在征战挪威期间，从背后开枪射杀了查理十二世，拥立自己的妻子、查理十二世的妹妹烏莉卡为瑞典女王，一年后又说服妻子让位给自己，就此篡夺了瑞典王位。为了巩固自己并不牢固的统治，腓特烈即位之后连忙向彼得大帝求和，以割让大片瑞典领士给俄国为代价，结束了大北方战争。
以上摘自：羅三洋《古代絲綢之路的絕唱—廣州十三行》第四章 p.103~104
（繼續閱讀…瑞典藍旗國登場）
…自古以”北歐海盜”聞名的瑞典造船业发达，具备展开远洋航运的条件，又深陷经济危机，所以就成了他们的潜在客戶。1720~1723 年，主营拉美外贸的“南海公司”发生危机，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股灾—“南海泡沫”破裂，1727年神圣罗马帝国又停止了奥斯坦德公司的业务，使坎贝尔等外贸商入背上了巨额债务，被迫紧急寻找新的发财途径。
瑞典没有海外殖民地，对大英帝国构不成威胁，因此英国政府对本国自由商人与瑞典的合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双方一拍即合，1731年年初，瑞典议会批准将一直没有开展业务的瑞典东方公司改组为“瑞典东印度公司”（SOIC），由与腓特烈一世关系密切的德裔商人科尼希担任法人代表，坎贝尔和一名法国葡萄酒商人参股，授权该公司建造远洋船队，去遥远的东方与广东十三行展开贸易。很多瑞典人担心，在没有海外殖民地和东方贸易经验的情况下，投入巨资建立东印度公司会导致瑞典国有财产流失。为了安抚民众的情绪，腓特烈一世命令公司的这三位外籍董事都加入瑞典国籍，而且为了鼓励外国人购买瑞典东印度公司股票，还立法规定，任何购买瑞典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人均可加入瑞典国籍。
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在中国捷足先登的老牌远洋贸易强国相比，瑞典森林和铁矿资源丰富，造船业也算发达，但严重缺乏具备远航亚洲经验的商人和水手，这些职务于是都被坎贝尔等英国商人承包下来，腓特烈国王还封坎贝尔爵士兼瑞典驻华大使。公元 1731年 6月14日，第一艘瑞典东印度公司自主设计并建造的远洋商船在瑞典西南部大港哥德堡下水，顺理成章被命名为“瑞典国王腓特烈”号，由坎贝尔担任大班，他的英国同胞格雷厄姆担任二班，莫福德担任三班。
在瑞典政府看来，这艘排水量 500吨的大帆船，承载着国家经济复苏的神圣使命。为了隐匿主要来自英国的自由商人投资者身份，使他们不致暴露身份而遭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报复，瑞典东印度公司在每次航行后，都要公开焚毁账册。
“瑞典国王腓特烈”号于1732年2月离开哥德堡，首先航行到西班牙港口加的斯，卖了船上的木材和金属，换得广东市场上的硬通货——西班牙银圆，再经过半年的航行，8月乘着西南季风抵达珠江口。广东人看到瑞典国旗以蓝色为主，就称瑞典为“蓝旗国”。令广东十三行商人吃惊的是，国是新的国，船是新的船，可是船上的商人却尽是老相识。
瑞典东印度公司起初曾经雇过几艘外国商船去东方贸易，但都在途中被荷兰、法国等国舰队抓获。这一次，诡计多端的坎贝尔为了安全起见，一进入印度洋，就在船上挂起英国东印度公司船旗，伪装成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并且只雇佣有在各国东印度公司工作经验的员工，这才躲过各国舰队的层层拦截，进入南海以后再改挂瑞典东印度公司船旗。这个为了绕开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而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内部并不团结，大班坎贝尔和二班格雷厄姆、三班莫福德之间矛盾重重，他们分别和自己偏好的行商谈生意，结果深深陷入了广东十三行的内讧中。
原来，广州公行解散之后，广顺行老板陈寿官及其合伙人谭康官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青睐，成为十三行中最有实力的商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些富起来的商人被清政府要求承担更多的义务，粤海关在十三行商人中选出 6名资产最多的担任总商，作十三行的代表向政府负责，陈寿官和潭康官都名列其中。1728~1729年，粤海关强行推出 10%的外贸附加税（即“加一征收”），谭康官当众表示抗议，惹怒官员，被捕入狱。
谭康官出狱后不久，外国商人听说要缴纳 10%的外贸附加税，群情激惯，竟有 11位外商持劍沖入總督衙門，向兩廣總督海关监督孔毓珣请愿。孔毓珣和广东巡抚楊文乾见外商不好说话，于是转而向行商收取这笔费用，导致茶叶价格大幅上涨。同时，粤海关又要求总商重组公行，导致中外关系进一步恶化。次年，陈寿官的老对头（孚德行老板陈芳官）和谭康官突然联名给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写信，举报英国东印度公司原管理部主任法扎克利为了获得回扣，在 1729年向陈寿官购买高于市场价的茶叶，使英国东印度公司蒙受经济损失。
董事会信以为真，指示大班今后不得再与陈寿官做生意。陈寿官闻讯，向粤海关监督祖秉圭告状，祖秉圭于是吊销了孚德行的营业执照，并查封其资产，逼得陈芳官连夜逃离广州。谭康官与陈芳官合作的秘密暴露，从此与陈寿官反目成仇，二人分道扬镳，谭康官建立隆兴行。1730年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的日志称，谭康官为人忠实可信，但是与“有能力和才干……但经常是苛刻的”陈寿官相比，商业才能欠佳，另一位主要行商陈汀官“有人怀疑他负债甚巨，我们担心这是真的”。
陈寿官、陈芳官、陈汀官不仅都姓陈，而且都来自福建，这当然不是偶然的。随着欧洲人对福建红茶和乌龙茶的喜爱日甚一日，雍正时期，福建籍商人在广东十三行内的比重越来越大，连雍正皇帝本人都被震动。公元 1732年，有 18艘外国商船抵达广州，数量多于以往，而粤海关却只向户部和内务府上缴了 24.8万两白银的税款，雍正皇帝很不满，下令调查粤海关，结果得知：“洋行共有一十七家，惟闽人陈汀官、陈寿官、黎关官三行任其垄断，霸占生理。内有六行，系陈汀官等亲族所开，现在共有九行。其余卖货行店尚有数十家，倘非钻营汀官等门下，丝毫不能销售。（外商）凡卖货物与洋商，必先尽九家卖完，方准别家交易。若非（粵海关）监督纵容，伊等岂敢强霸？也就是说，公元 1732年广州共有 17家办理外贸牌照的洋行，其中至少 9家的老板都是福建人，有垄断市场的迹象。
清朝政府费尽心机把外贸市场从福建迁到广东，可最后这个市场还是落入了福建商人之手。雍正皇帝对此忍无可忍，认定粤海关监督祖秉圭管理不力。正在此时，逃离广州的陈芳官从祖秉圭的下属处弄到了粤海关贪腐记录的内部账册，交给广东巡抚鄂弥达，祖秉圭闻讯后上表控告鄂弥达包庇陈芳官，酿成巨案。最终，雍正皇帝下旨，将祖秉圭和主要行商全部逮捕审讯，后来祖秉圭和陈芳官被判死刑，陈寿官、谭康官等人则经过一段铁窗生涯后被释放。
第一艘瑞典来华商船“瑞典国王腓特烈”号抵达广州时，正是谭康官与陈寿官分家，陈芳官状告祖秉圭之际。此时行商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斗争极为激烈。入港时，坎贝尔凭 6年前来广州的老经验，以为陈寿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御用行商”，不敢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抢生意，选择了规模较小的崇义行担任“瑞典国王腓特烈”号的保商*，老板是陈汀官。后来，坎贝尔认为崇义行的商品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求，又得知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停止与陈寿官来往，就立即跑到广顺行大做生意。同时，三班莫福德又跑到如升行，向老板陈葵官订货，坎贝尔因为同莫福德关系不好，撕毁了这一合同。莫福德大为丢脸，为了报复，就挑拨坎贝尔和陈汀官之间的关系，使双方后来竟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
此时的广东十三行已经分为两个敌对阵营：陈寿官、陈汀官、陈葵官、黎关官、张族官等为一派，支持粤海关监督祖秉圭；谭康官与陈芳官等为另一派，反对祖秉圭。“瑞典国王腓特烈”号与陈汀官、陈葵官交恶，等于得罪了祖秉圭；他们又不与谭康官、陈芳官一派做生意，结果在广州四面树敵，回国时颇受冷遇，只有一位小行商来送行。十三行商人甚至怀疑，这个”藍旗国”根本就不存在，是狡猾的英国商人为了逃税而捏造出来的。“瑞典国王腓特烈”号遇上的倒霉事还不止于此：驶出南海时，坎贝尔疏忽大意，忘记了把瑞典东印度公司船旗换成英国东印度公司船旗，结果在马六甲海峽被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拦截。尽管坎贝尔出示了各种证件，荷兰人还是不相信世界上有一家瑞典东印度公司，于是把“瑞典国王腓特烈”号当作走私船带到巴达维亚，好在经过审讯以后终于化险为夷。“瑞典国王腓特烈”号顺利返回哥德堡，卖出带来的中国货后获得了高达 75%的利润率。受此成功激励，瑞典东印度公司建造了更大的商船排水量达 1,250 吨的“哥德堡”号。
“哥德堡”号于 1739年 1月离开波罗的海，展开第一次中国之旅，当年秋季顺利抵达了珠江口。受“瑞典国王腓特烈”号恶劣行径的影响，陈汀官拒绝再担任“蓝旗国”船只的保商，陈寿官等主要行商也未表现出兴趣。陈芳官被逮捕后，谭康官逐渐淡出市场（陈芳官被捕前曾担任谭康官的账房），临退休前，他以行贿 3万两白银为代价，向新登基的乾隆皇帝爭取到了取消外贸附加税的优惠政策，但又增加了每条船 1,950 两白银的“规费”。更何况，熟悉广东外贸市场的大班坎贝尔等人已经退休，新一批瑞典商人对中国市场的行情与粵海关繁瑣的报关纳税手续都不熟悉。看来，“哥德堡“号的第一次中国之旅注定不会顺利。
令瑞典东印度公司雇员们也没想到的是，他们在广州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生意做得异常成功，次年 6月就满载着中国商品返回哥德堡，卖出后得了超过 100%的利润。原因无他，他们在广州有贵人相助。
如此慷慨帮助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贵人，是当时广东十三行的年輕商人潘振承。后来以商名“潘启”或“潘启官”广为人知的潘振承，公元 1714年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同安县（今同安区）的一个渔民家庭。同安县依山面海，土地贫瘠，资源匮乏，民众主要以渔业和商业为生。潘振承是农民潘乡的长子，自幼生活贫困，父母还给他生了四个弟弟和多个姐妹，家庭经济压力越来越大。1727年，雍正皇帝开放海禁，次年，年仅 14岁的潘振承就带着三弟潘振联出外打工。后来，潘振承的次子潘有为写诗解释说，当时潘振承“家无宿春升斗储，风飧露寝为饥躯”，小小年纪出外打工糊口，实饥饿所迫。
潘振承、潘振联兄弟进入社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把一批武夷山红茶从福建运往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广州，交给广东十三行。他们顺利完成了这个任务，因此得到了如升行老板陈葵官的赏识，被聘用为洋行雇员。
陈葵官是早期广东十三行中的一位特殊人物，因为他有科举功名（可能是举人），文化水平较高，与官府的关系一直都不错。公元 1727年，陈葵官正式成为官商，开设“如升行”，英国东印度公司称他“往常对我们一直都很好”。如上文所说，早期的欧洲工业革命产品质量低劣，在中国市场上并不受欢迎，当英国绒布滞销时，陈葵官主动提出用茶叶收购，从而赢得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感激。刚入行就能遇上这样一位擅长人际交往的儒商，并成为其早期创业骨干，实在是潘氏兄弟之幸。
潘氏兄弟进入如升行时，正如雍正皇帝在公元 1732年对广东外贸市场的调查结果显示的那样，广州的外贸市场已经基本被福建商人垄断，而且洋行数量大幅增长，已经超过了“十三行”的传统数目，有外贸牌照的就多达 17家，还有数十家行外企业参与外贸。陈芳官被捕以后，他的孚德行倒闭，与孚德行关系密切的丰恒行、宝丰行、鼎丰行和茂德行也都一同关门歇业，儿乎占”十三行”的三分之一，但是由于做外贸有利可图，它们腾出来的特许经营名额很快就被行外商人分抢一空。市场饱和，竞争激烈，供过于求，导致商品大量积压在库房里，经常卖不出去，加之广州气候湿热，日子久了难免变质腐烂，造成巨额亏损。
不过，这点麻烦难不倒广东十三行的商人们。外国的商船不来，咱们商船的能不能出去，把中国商品直接运到贸易伙伴的家门口销售？毕竟，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有很多中国商人这样做过，黎安官、谭康官等行商都有海外貿易经历。
一天，陈葵官把年仅二十出头的潘振承叫去，交给他一个特殊的任务：商船出海，到国外推销中国商品。第一次出国经商，陈葵官替潘振承选择离广州最近的海外商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潘振承曾经三次到马尼拉经商，获利丰厚，后来潘家子弟多次前往菲律做买卖，有的一次就能赚几千两白银，有的则“贩货南洋，归帆遇风，全船不幸”。潘振承是幸运的，他一次也没有遇到台风，成功赚了大钱，因比深受陈葵官赏识，被“委托全权”，成为如升行的“总账房”。
尽管财运亨通，但从马尼拉回到广州的潘振承却并不快乐，因为他在菲律宾经商期间，了解到一些令他愤懑的事情。
经过明末的两次菲律宾屠华事件之后，西班牙驻菲律宾当局立法规定，长期旅居菲律实的华侨数目不得超过 6,000人，而且必须皈依天主教。公元 1662年郑成功占领台湾以后，威胁攻打菲律宾，结果又导致了一次规模较小的菲律宾屠华事件，数百人遇难。即便如此，明末清初战乱期间前往菲律宾的华人依然连年不绝，只是在清政府颁布《迁海令》以后，这股浪潮才得到短暂遏制。不过，由于双方贸易依存度太大，中国很需要西班牙的白銀，西班牙则需要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水银（用于生产白銀），双边貿易从未完全全停止，并因广东十三行的兴起而再度繁盛。
公元 1735年左右抵达菲律宾的潘振承很快就感受到了西班牙驻菲律宾当局对华人的敌意，并了解到两次恐怖的“菲律宾屠华事件”，从此将对西班牙的深仇大恨牢记在心。
在广州和马尼拉期间，潘振承不间断地主动学习外语，靠着年纪轻、头脑灵，他掌握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三门欧洲语言。虽然发音还带点闽南话的口音，却已经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优秀翻译。与当时大部分只能听说外语，不能读写外文的翻译不同，潘振承既说外语，还能用鹅毛笔写出一手很漂亮的花体拉丁字。
克服了语言关，给潘振承从事外贸带来巨大的优势，也使他能够比大部分同胞更准确地理解国际形势和中外关系。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确是在走下坡路，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依然控制着地球上的大部分银矿；康乾之治时期的中国固然繁荣昌盛，经济活动却严重依赖白银，而云南等省的银矿已经枯竭。所以，中国对西班牙白银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一旦与西班牙的贸易中断，中国必然会重新陷入明末通货紧缩的泥潭。有鉴于此，一切针对西班牙的商业抵制行为不论初衷如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潘振承一辈子都不排斥同西班牙人做生意，而且每天都接触西班牙银币。
作为一个商人，不进行商业抵制，又如何教训对方呢？潘振承给出的方法是：不抵制西班牙，但培养西班牙的对手。
经过多年的情报搜集，潘振承了解到，欧洲列强分为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两个敌对阵营。天主教阵营的代表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与它们长期对立的新教国家主要有三个，即脱离西班牙独立的荷兰、击败西班牙无政舰队的英国，以及多年与西班牙争夺中欧统治权的瑞典，这三个国家构成了反西班牙的轴心。在这三个国家中，荷兰自公元 1620年以来长期侵占中国领土，并吞并了爪哇等东南亚的原中国朝贡国，对东方各民族血债累累，而且近年来屡次败给英国和法国，国力虚弱：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国力日增，于公元 1704年攻占西班牙主要港口直布罗陀，奠定了其世界第一海军强国的位置，虽然在亚洲的主要势力范围还局限于印度，但仍值得中国警惕；瑞典先是在三十年战争中与西班牙领导的神圣罗马帝国打成平手，后在大北方战争败给彼得大帝的沙皇俄国，国力削弱，又没有任何海外殖民地，找不到经济增长点。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样看来，作为西班牙和俄罗斯的敌人，中国和瑞典是天然盟友，对英国应当优待，对荷兰则应当提防。
其实，瑞典人手上也不干净。公元 1662年被郑成功赶出台湾岛的荷兰驻台湾末代总督揆一，原名弗雷德里克•库伊特（Frederick Coyett），其实是个瑞典人，而且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年轻时，他随父母移居荷兰，成年后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谋得一职，不料鬼使神差地被派到东南亚，还当上了台湾总督。尽管被郑成功打败投降，但揆一仍获准带走他在台湾搜剥的大批财宝回国，他的库伊特家族因此成为荷兰的名门望族。限于信息局限，潘族承并不知道揆一的来历，在他眼里，瑞典是没有原罪的国家。
以上便是潘振承基本的外交思路，历史也给了他实践这一外交思路的机会。自从 1732年的祖秉圭案之后，陈寿官、谭康官等老一辈行商逐渐退出外贸第一线。对于这一代行商，外商评价甚高：“本世纪（18世纪）初期的商人，只是一些小商贩，也不太老实，不习惯于大量交易。当时来广州的商人主要是以福建、大部分是从泉州来的，安官（1703年在厦门，1715年在厂州）可作为其中显著的例子。这以后，我们看到一种在确立之前早已显露趋势的新现象，即我们已经发现高级商人，他们善于经营，坚持要获得好的价钱，但当价钱已到达极限时，他们立即让步，尊重他们的对手大班，而大班亦尊重他们。在谈判期间，双方不断冲突，但在整个过程中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在这批“高级商人”之中，广顺行老板陈寿官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一位：他打破了公行对外贸的垄断，尽管屡次遭到逮捕，还数次被自己的合伙人与账房出卖，受到粤海关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制裁，却一直没有破产，也没有丧失过信用，在外贸市场上活跃达四十余年之久。他是一位精细、苛刻的商人，出售的商品虽然没有价格优势，却一直品质优良，而且善于把握市场动向，紧追时尚。即便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明令禁止与陈寿官交易期间，许多大班仍然坚持同他做买卖。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道：“寿官的纺织品太好了，如果不特别重视，这对他是不公允的，而且他还费了很多心血按照欧洲式样制成，我们一定要把它们妥善保护，不致受污损。我们又向他订购了生丝，真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像他那样能够按照公司的指令，去完成困难任务的人。”这成为日后所有成功的十三行商人共同遵循的行事作风。
就在陈寿官把“欧洲式样”的特制纺织品卖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 1739年年底，广东十三行被欧洲商船带来的两个大新闻震撼：一是在当年 3月22日，波斯国王纳迪尔沙率军攻陷印度莫卧儿帝国首都德里，大肆掳掠，虽然很快就撤走了，但在明末清初曾经雄踞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宝座的莫卧儿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在其沿海活动的欧洲列强和周边国家闻讯后都蠢蠢欲动；二是“蓝旗国”并非子虚乌有，而且又派了一艘大商船来华，这就是“哥德堡”号。
鉴于第一艘瑞典来华商船“瑞典国王腓特烈”号在广东闹出的乱子，与“哥德堡”号做生意的风险显而易见。不过，潘振承力劝老板陈葵官主动承揽了这一单业务，自己跑上跑下，热情接待，多方打点，尽可能地让来华的瑞典客户此行利润最大化。这看似荒谬的行为在当时没少遭同行冷嘲热讽，潘振承却胸有成竹。果然，仅两年后，“哥德堡”号再度出现在珠江口，还带来了另两艘瑞典商船，并指名要和陈葵官的如升行做生意，把其他货物滞销的洋行嫉妒得眼红。
“哥德堡”号头两次来华期间，正赶上广州外贸市场的低潮，这主要是国际因素导致的：1739年，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爆发了“詹金斯耳朵战争”，不久法国与西班牙结盟参战，战争持续至 1748年，期间双方的军舰各自在海上攻击对方的商船，导致来华的英国、法国、西班牙船只锐減。另一件对广州外贸市场影响更大的事件，则是 1740年年底在爪哇发生的“红溪大屠殺”。
* 负责代理外国商船报关纳税，并为外国商人和船员提供食宿的行商。
以上摘自：羅三洋《古代絲綢之路的絕唱—廣州十三行》第四章 p.10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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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说过，公元 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时，有数千不愿剃发降清的郑氏集团成员坐船远渡重洋，来到爪哇岛，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寻求庇护。此后，又陆续有华人因政治或经济原因来到爪哇岛。到了18世纪初，爪哇岛上的华人常住民数量已经增长到近 2万名之多，主要定居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东南亚首府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附近。城内的华人主要从事商业，城外的华人主要从事农业，特别是当时爪哇的支柱性产业—甘蔗种植业和蔗糖加工 ，到了 1710年，爪哇岛上的 125家制糖厂中有 120家归华人所有。为了开拓甘蔗种植园，华人与爪哇的土著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土地纠纷。
1720年，国际市场上的蔗糖价格暴跌，爪哇的甘蔗种植园和蔗糖工厂大规模停产，导致数千名华人失业，其中一些被迫从事盗窃等不法活动，遭到荷兰警方逮捕，巴达维亚监狱里的华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由于甘蔗种植园和蔗糖工厂大规模停产，其水渠年久失修，淤塞成池塘—蚊子的理想繁殖地，于是爪哇岛爆发了疟疾。当时世界上主要治疟疾的药物是金鸡纳霜，可是金鸡纳树生长在西班牙统治的南美洲，不肯卖给死敌荷兰人。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控制疟疾，几经周折，总算将金鸡纳树引种到爪哇岛，但金鸡纳霜的产量起初很低。到了 1733年，爪哇岛上三分之一的荷兰人都死于疟疾。更糟的是，增援爪哇的荷兰士兵 80% 都死于疟疾，荷兰在爪哇的统治摇摇欲坠。
公元 1737年上任的荷兰东印度总督沃克尼尔（Valckenier）看到，巴达维亚的华人数量几乎是荷兰人的 10倍，而且大半处于失业状态，感到忧心忡忡。1740年夏，他命令将一半失业的华人运到荷兰在亚洲的另一主要殖民地——锡兰（清文獻記為”西隴”，今斯里兰卡）和南非去。大多数华人担心会死在海上，拒绝登船，因此与荷兰军警发生了冲突。10月7日，50名荷兰士兵被华人包围杀死，受此胜利鼓舞，数千华人武装起来，试图联合爪哇的反荷兰势力，攻取巴达维亚。震怒的沃克尼尔总督立即调集全部兵力反扑，并下令处死监狱中的所有华人囚犯。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巴达维亚的所有华人住宅和商店都被焚烧，爪哇土著王公也调集兵马配合荷兰当局围堵华人。10月25日，华人武装在巴达维亚西北郊的红溪被荷兰骑兵击溃。到 11月底，暴动终于被镇压下去，共有 1.3万名华人丧生，其中约 1万人是并未参加反荷武装暴动而遇害的无辜者，史称“红溪大屠杀”。荷兰政府闻讯后，认沃克尼尔总督滥杀无辜，将其逮捕并判处死刑，行刑前沃克尼尔在狱中自杀。
屠杀华人导致巴达维亚经济崩溃，继任的范英霍夫总督（Van Imhoff）试图改善对华关系，但是收效甚微，他委托广东十三行向清政府递交解释“红溪大屠杀”的公函，却只是证明了惨案的真实性。清政府原本乐于看到以郑氏集团成员为主的海外人遭到重创，但由于广东民众群情激愤，遇害者家属还自发组成武装，试图攻击登岸的荷兰人。粤海关只得通过十三行行商通知来广州的荷兰商船，它们不能进港交易，中荷贸易就此中断，一些其他欧洲国家的商船因为被怀疑是伪装的荷兰商船，交易也受到限制。虽然一年后恢复贸易，但是荷兰人从此很难在广州的商业中获益了。
受“红溪大屠杀”打击最大的，并不是海外华人或中国的外贸商人，而是肇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经常被称十七八世纪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组织”，17世纪全球海洋上的 2万艘商船中，有 1.5万艘属于这家公司，号称“海上马车夫”。经过三次英荷战争，1688年，荷兰执政官威廉成为英国国王（威廉三世），从此英国对荷兰极尽恭顺之能事。18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平均每年把七八千名欧洲殖民者运到亚洲，而平安返回者每年只有两三千人。这么多殖民者不顾危险大举出洋，主要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当郑成功在台湾登陆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能从亚洲获得 163万荷兰盾的收入，但在“红溪大屠杀”之后，却变成了年复一年的亏损。
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巴达维亚船只的骤减：1730~1740年，公司派往巴达维亚 231艘船只，1740~1750年下降到 140艘船只，而且此后还在不断下降。缺少华人的合作，荷兰东印度公司原本利润丰厚的业务变成了财务黑洞，最后连殖民地都难以维持。1755 年起，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个接一个放弃了在波斯湾、南印度、斯里兰卡和马来半岛的殖民地。1781年，这些殖民地几乎全部落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之手，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宣布无力偿还债务。1800年，早已资不抵债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破产倒闭，“海上马车夫”的帝国梦想就此结束，这无疑是以广东十三行为代表的中国商人对“红溪大屠杀”最漂亮的反击。
以上摘自：羅三洋《古代絲綢之路的絕唱—廣州十三行》第四章 p.1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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