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記 – 小林源文(短篇傑作選)

Motofumi KOBAYASHI (2020) 蒼璧出版(繁體中文版)

本書收錄了小林源文作品中關於二戰史上重要戰爭──太平洋戰爭的其中四個戰役,分別是「瓜達康納爾前哨戰」、「珊瑚海海戰」、「塞班陷落」以及「大和特攻」。

開篇場景🎬 1942 年 3 月在臺灣:0753時,由原本駐紮臺灣的「臺南海軍航空隊,甫編入第 25 航空戰隊第 1 航空隊(又稱為「拉包爾航空隊」)的戰機出動,由營井中尉率領 18 架「零戰」起飛升空,資深士官則是坂井三郎一等飛行曹長。「臺南航空隊」的「零戰」於拉包爾*上空與第 25 航空戰隊第 4 航空隊的 27 架「一式」陸上攻擊機會合,一路飛往Tulagi 圖拉吉。此即為拉包爾的所有戰力。

0850 時,前一日才飛抵拉包爾的第 2 航空隊 9 架「九九式」艦上爆擊機也完成整備,晚了一小時起飛跟進。由於「九九艦爆」的續航力不及「零戰」與「一式陸攻」,無足夠油料可以回航,因此已經下定一去不返的決心。

0412 時,圖拉吉通信基地傳來「遭敵猛烈轟炸中」的緊急電訊,帝國海軍第 8 艦隊司令部於拉包爾收到這則訊息後,趕緊下令艦隊準備出港。位於日本內地的大本營陸海軍部也認為「莫爾茲比港攻略作戰」不應因此受阻,所以一致贊同發動反擊。(p.3~4)

前情提要
翻攝自 “Guadalcanal 前哨戰”(p.6)

Guadalcanal 前哨戰—Tulagi 圖拉吉(1942.5.03 日軍登陸完成無血佔領)在瓜島(7.07 日軍佔領)北側,同屬 Solomon 群島:

Guadalcanal 地圖(p.7)

此群島在太平洋島嶼中的位置:

Solomon 群島位於澳洲東北方,隔著 Coral Sea;
Mariana Islands 東南方、Rabaul 正北方有 WWI 戰後日本治下的 Truk/Chuuk Lagoon,成為日軍艦隊集結的錨港(上圖 p.5 中未標示)

1942 年 2 月底之前,Station HYPO (夏威夷站) 的密碼解讀員們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以「A」開頭的兩碼代號是特定地點的簡稱,指的是美國或已遭佔領的美屬領土,「P」開頭的是中太平洋的日本委任統治領土,「R」開頭的是英屬領土,「M」則是指菲律實。

到了 3 月,他們已能確定第二個字母指的是特定地點。4 月 18 日,由於杜立德部隊發動空襲的關係,緊急無線電通信急遽增加,使得美軍得以獲取前所未有的有利情報。

只要特定地點的無線電通信增加,便能預測敵方機動部隊的移動。除此之外,索羅門群島的日軍航空兵力也有增強,以偵察機的動向來看,可預測到有新的作戰即將發動。在電文當中,也開始可以看見 MO 艦隊、MO 作戰部隊、MO 攻擊部隊等編成,讓美軍斷定日軍即將進攻新幾內亞南邊的 Moresby 莫爾茲比港,且時間會落在 5 月的第一週。

珊瑚海”索敵”路線(p.16)
5.06 6~8pm 兩軍曾接近至 130 km,但美日雙方都未察覺對方。

1942.5.07 珊瑚海戰況:

小林源文根據戰鬥報告繪製(p.26)

「塞班陷落」篇從一下田司四郎(Shimoda Shiro)自塞班島自費運回東京神保町「遊就館」裡的”97式”中戰車講起,他原屬關東軍,1944 年 4 月轉戰到塞班島。

中國 & 太平洋戰線 (p.37)

美軍在南方戰區的反攻:

美軍以打贏中途島戰役作為轉捩點,於 1942 年中期開始沿著索羅門群島實施對日反攻計畫。美軍的反攻左翼始自瓜達康納爾島,把日軍釘死在新幾內亞。美軍反攻主力則從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的馬金島與塔拉瓦 Tarawa 島開始打起,然後跳至馬里亞納群島的塞班島與關島,直指日本本土。(p.37)

* 1942.1.23 五千日軍從澳洲 Lark Force 轄下攻取 Rabaul,160名戰俘被屠殺(Tol Plantation massacre);7.01 運輸船被美潛艇擊沉,千名戰俘、平民喪生。日軍進駐10~11萬人建地道、成為軍事重鎮,1943.12 起盟軍改採孤立化而不攻佔的策略。1942.8.08 美軍奪下瓜島的 Henderson 機場,使得日軍很難再憑 Rabaul 嘗試奪回當地的制空權。

荷印的臺灣籍民 – 鍾淑敏

第三章 荷屬東印度

戰前臺灣人在南洋的移民以荷印最多,何以如此遠隔之地反而吸引臺灣人前往?其發展狀況如何?這自然牽涉到荷印的出入境管理、產業發展政策、發展的可能性以及臺灣人待遇等問題。本章將概述臺灣人從早期以臺灣籍民、中部爪哇茶商為代表的時代,逐漸轉變成以東部爪哇物產商為主的發展歷程,以及戰時被拘留與戰後「遣返」的特殊經歷。

爪哇島圖(東半部)
資料來源:底圖取自黎敏斐編繪,《東南亞地圖集》;鄧淑瑜繪製

一、臺灣籍民領先的時代

1939 年《臺灣日日新報》回顧日本在南洋發展歷程,指出「本島人」在南方發展者多爲茶業關係者,最著名的是郭春秧的錦茂與陳天來的錦記茶行。又說:郭春秧最初設立錦祥號(廈門),之後改為錦茂(臺北),又在各地設立分店,香港有錦昌號,爪哇則是以三寶壟為據點的郭河東公司。在糖業方面,追隨華商黃仲涵的建源棧,與歐美糖商互相競爭。全盛時代在香港、上海、漢口、天津都有分店,甚至進軍到倫敦設店,據說擁有資產二、三千萬。不過,一戰以後因為糖價暴跌,爪哇經濟不景氣,使得郭春秧的貿易與事業大受打擊。郭春秧雖因砂糖致富,也因砂糖而失敗,但是對於臺灣茶在爪哇的銷售非常盡力,功績甚大,堪稱在南方之本島人實業家第一人。《臺灣日日新報》在郭春秧(1860-1935)過世之後,仍然稱他爲在南方之「本島人實業家第一人」,顯示直至 1939 年,在南洋實業界,尚無較郭春秧更具代表性的臺灣人。

著者 鍾淑敏 講座的 ppt

3.1.1 郭春秧家族與茶糖貿易

對於這位代表性的臺灣人,過去似乎如迷團般,林滿紅會經以郭春秧為例,探討海外華人利用多重國籍,藉以降低 貿易風險並增加投資機會。Peter Post 則以郭河東公司為例,探討爪哇華人不僅限於中間人角色,也有像郭河東公司這樣跨國與多角的經營者。釋明瑛透過對郭春秧後代家屬的口述訪談等,讓郭春秧有了較為清楚的面貌。Alexander Claver 則利用荷蘭與印尼方面資料與訪談,對於「郭河東貿易公司」有著全面性討論。藉此,可以確認郭春秧的事業,是自福建同安老家前往爪哇三寶壟投靠伯父郭河東開始。郭河東有子洪淼、永新、永如、永禧、永派,洪淼有子博愛、博佳,郭河北有子春貳、春秧、春水、春進,春貳之子漢全,也是郭河東貿易公司的重要角色。郭河東貿易公司 1894 年成立於中部爪哇的梭羅(Solo 或 Surakarta),是錦茂號下的一個分支,目的是經營茶糖米等的貿易。郭河東公司資本額 20萬盾,由郭洪淼、郭春秧、郭永新、郭永禧、郭永如共同出資。由於包種茶貿易,郭春秧來往於爪哇、福建及臺灣間,在臺北設有戶籍,因緣際會,當 1895 年日本領臺後,取得日本國籍,到海外時便成為所謂的「臺灣籍民」。在臺灣、中國、香港、以及荷印等地開展事業。

日惹 華英中學*(中)
來源:鍾淑敏 講座 ppt

擁有日本國籍的「臺灣籍民」身分,究竟有何魅力?前面已經提到,荷印政府依照人種給予不同待遇,華人待遇遠不及歐洲人,特別是通行證興違警律的規定。華人所受司法審判原與土著同等待遇,1908 年荷印當局公布停止警察裁判所執行判決規定,1914 年廢止警察裁判權。1919 年規定除了親族法中若干例外,歐洲人的法律也適用於華人。

荷印華人以福建出身者最多,同樣是福建出身,是否有日本人身分待遇大不同。郭洪淼的遭遇是個好例。1903 年 8月在日惹的富豪郭洪淼因爲私藏鴉片將被處以 1 個月重勞動的處罰,郭洪淼以自身的年齡不堪重勞動等爲由要求減免,請願書卻被總督駁回,最後以禁錮刑處理。然而刑期一結束,郭洪淼即搭乘以走私鴉片聞名的船隻到新嘉坡,而後轉往臺灣,取得臺灣總督府發行的旅券返回爪哇。被判刑之後幾個月,以日本人的身分享有完全不同於前的法律地位一事,對當地華人社會造成極大衝擊。因為郭洪淼的例子,在爪哇的郭家人也都仿效取得日本籍。1905 年郭洪淼帶著郭博財、博愛來臺表示:「余等一家,自祖父三代住居爪哇,已閱六十年,至今尚不能安心於事業。余等愛本島,比諸父母之邦而更切,故有意欲移籍本島」,對照其 1903 年之遭遇,此當是肺腑之言。在日本籍的助力下,郭河東公司迅速累積財富,1909 年公司由梭羅遷至三寶壟,資本從 20 萬盾急增至百萬盾,1911 年公司的主要領導者也從郭洪淼轉為郭春秧。

三寶壟(左);
泗水(右)

回顧日本人在荷印的發展,以郭春秧爲代表的臺灣籍民,對日本的貢獻的確很大。郭春秧是包種茶輸往荷印最大功臣,作爲第一、第三代臺灣茶商公會長,極盛時期臺灣與爪哇間的包種茶貿易,1/3 出自錦茂茶行。臺北錦祥茶行,是支店之一,光此一處所辦之茶一年五萬餘件,於當地包種茶業為第一。此外,他也舉其財力促進中日關係。

Colonial Exhibition of Semarang 1914 海報

1914 年擁有爪哇中央部鐵路幹線的 NIS 公司在三寶壟舉辦世界博覽會,因為歐戰突然爆發,歐美各國多無法參加,日本派遣農商務省野間技師出席,有助於日本商品之介紹。其他外國商品所獲獎狀合計 237 種,而日本商品卻獨獲 257 種。對於日本在此次博覽會之收穫,中國的南洋專家劉士木(1889-1952)如此評論:

荷領殖民政府於 1914 年 8月至 10月,在三寶壠舉行大規模之博覽會,當初希望歐洲各國一致參加,無如歐洲戰禍動發,大西洋諸國之物品,因之絕跡,外國方面,僅有澳洲及日本館陳列諸般出品,點綴斯會。日本出品之饒富,尤為斯會精彩之集中,髣髴為日本出品做了活動廣告場。此會結束,一般進口商家對於歐貨,因戰亂而輸入上發生絕大困難,移其傾向於日貨。此次博覽會,竟完全做了介紹日貨暢銷之好機會。其行銷數量,驟然激增,幾有供不逮求之盛況。

會場佔地 26 公頃;吸引訪客近 68 萬人

博覽會開幕前,郭春秧邀集有力人士召開「日本出品協議會」,在華僑與日人官民聯席會上,提議設立中日合資的「漢江南洋輪船會社」,使航行於漢口與三寶壟之間,此案雖然未能付諸實行,仍可見其用心。而利用此次三寶壟南洋博覽會機會,臺灣茶商陳天來、陳朝駿、陳朝煌等人前往主持喫茶店開館,林氏品、林氏娥、王氏查某、高氏粉、陳氏罔市等人受雇去當招待,提供臺灣茶宣傳機會。

荷印與日本間的定期航線始於 1902 年荷蘭籍的 Java-China-Japan Line,1916 年 4月,大阪商船會社獲得總督府爪哇線補助航線的獎助,為慶祝基隆南洋航路開通,利用臺灣舉行「共進會」的機會,主辦了以新高丸航行的「南支南洋視察團」。新高丸是 2,700 噸的船隻,以 50 日時間、費用 200 圓旅行南洋重要地方,兼有介紹南洋的意味。視察團在總督府的後援下成行,團員官民共 61 名,包括臺灣人郭開成(貿易商)、張傳(雜貨商)、郭錦如(洋畫家)以及鹿港辜皆的,由新渡戶稻造任團長。一行人受到荷印當局歡迎,爪哇銀行與荷蘭貿易公司舉辦晚餐會,荷印總督也爲代表人引介荷蘭人實業家。郭春秧做爲臺灣人代表,在觀光團抵達三寶壟時,投下巨款大開盛宴招待一行人。接待觀光團的花費 4、5 千盾,多是郭春秧、顏江守、李金周所負擔,特別是一行人滯留的 2 日間,郭春秧更包下料理店供一行人飲食休憩之用,費用全由郭氏負擔。當地雖然也有若干日本商社,但是完全無法相提並論。甚至因為代表團團員以日本人的習俗,只在腰間圍著一條毛巾便肆無忌憚的出入浴室與客房之間,也不顧走廊上有其他女士,此一行為使得該飯店之後十幾年不再接待日本客人,直到換了經營者。

郭春秧、顏江守、李金周等人,都是來自福建的商人,在 19-20 世紀之交,已經擁有相當社經地位。爲了團結富商力量,在清政府鼓勵下,各大商埠陸續成立華商總會。1907 年第一屆日惹華商商會成員,包括郭春秧的錦茂支店長湯德馨—錦茂在此經營米油豆糖茶。1918 年時,臺灣的報導指出:荷印日本人總計不過 3,212人,並且貿易商、茶商等大商業,主要是由臺灣籍民經營,如郭春秧有 2千萬、顏江守有 1千萬財富,都是中部爪哇商界的重鎮。或許因自身已是有力商人仍然遭到荷印政府留難,促使郭春秧更積極尋求日本帝國的庇護。1919 年三寶墾臺灣茶商公會會長郭春秧與副會長胡抱生(永裕飛行)共同具名,陳請日本外務省在三寶壟開設領事館,以即時保護臣民利益。

郭春秧利用歐戰糖價高騰時獲利數千萬成為鉅富的同時,仍不忘教育,1919 年 4 月,郭春秧率領子姪郭兆濤、郭兆汾、郭雙龍、李廣成等人同行抵臺,一行人中還有日本人教師相原為子、服部 やす子,郭春秧將孩童四人託付藤田嗣章軍醫總監帶往東京留學。另一方面,在爪哇設立華英中學校,在故鄉寮東社創設錦湖小學堂。在財力益富、聲譽日隆時,郭春秧也熱心公益,包括光緒年間漳州水患,春秧捐資築堤護民田、賑濟災民,又設立錦湖兩等小學堂等,獲清政府頒鹽運使銜。中華民國鄂軍起義,春秧爲民軍籌餉會長,首募外洋捐款 20 餘萬,獲民國政府頒發一等愛國章、急公好義匾額、四等嘉禾章等。在僑居地三寶壟,郭春秧也曾任南洋日惹商會總理,顯示這位豪商游移於中、日兩國之間,積極利用政府之力以自保,同時也扮演奉公、濟貧與樂善好施之紳商角色。

臺灣銀行三寶壟支店長根本榮次對日本人在爪哇的發展盛衰與郭春秧的角色有極生動的描述。據根本所述,1917 年自香港轉調為三寶壟出張所長後,爲擴張業務,便先訪問郭春秧,聽其關於華僑對策之意見。在郭春秧的建議下,根本榮次積極的與華僑親善,建立良好關係。郭春秧的另一大功勞是包種茶之輸入爪哇。戰爭中爪哇茶外銷受到影響,荷印當局遂於 1918 年 9月發布禁止外國茶輸入令,臺灣包種茶因此受阻。由於荷印是包種茶最大市場,且此時在爪哇的臺灣人貿易商約有 9 成是茶商,若爪哇嚴禁臺灣包種茶輸入,對茶商而言不啻是存活問題。為此,臺北茶商公會英語流暢的評議員吳文秀與熟悉爪哇事情的郭春秧,以及原為郭春秧秘書、通曉臺灣話的堤林數衛擔任通譯,兩度前往東京,向當局求援。另一方面,在三寶壟的茶商也組成三寶壟茶商公會,以郭春秧爲會長,根本榮次爲顧問,前往巴達維亞向殖民政府交涉,結果特許輸入 2 千箱的臺灣茶。之後,由於臺茶內含不潔之物,被列為劣等貨,在根本榮次請三寶壟商務會長鄭春懷協助美言下,臺灣茶才免於劣等品之譏。戰爭結束後,爪哇茶順利外銷,1919 年 6 月禁止外國茶輸入的禁令也自然解除。爲了感謝臺灣總督府協助解決包種茶輸入爪哇問題,郭春秧、堤林數衛、根本榮次一同返臺向明石元二郎總督致謝,並利用此機緣使臺灣的製茶業者和爪哇的輸入業者統一組織茶商公會,與臺灣總督府共同擴張臺茶銷路。

爲酬謝郭春秧貢獻,日本政府於 1918 年以「南洋貿易功勞者」名義授予勳五等旭日章。爲了對中日親善關係盡力,郭春秧與日方逐漸形成捐資成立「孔聖大道會」的具體提案。1919 年山下龜三郎的山下汽船計畫設立「南洋航海會社」時,郭春秧是合辦會社的對象。1920 年山下汽船的店員內藤正太郎也向田健治郎總督報告「郭春秧企圖南洋海運會社創立之件。」同日,廈門藤田榮作領事也向田總督報告郭春秧提供 30 萬圓於總督府,創立「孔聖大道會」,充作新建孔廟於臺北市,置「孔道研究所」,宣傳孔道於臺灣與中國各地事。

然而,與田健治郎總督、日本財界大老澀澤榮一、臺銀副頭取中川小十郎等多次會談後,孔聖大道會遷延數年仍無法達成目的,最後郭春秧將 30 萬圓款捐爲 1923 年日本關東大地震時的救恤金。儘管有些小報告,指責郭春秧不但隱匿臺灣人身分,1924 年華僑抵制日貨時,郭春秧不是幕後策動者,且還是抵制運動者的資金提供者。1928 年郭春秧再被授與勳四等瑞寶章,顯示日本政府對他的肯定。

郭春秧於 1920 年代起投資香港,設立錦昌棧和禎祥公司,後來更在北角填海造地和興建碼頭,今日香港北角還有春秧街。1929-1935 年去世止,都擔任旅港福建商會的名譽理事或名譽會長。生活據點轉移到香港與臺灣,爪哇事業由其子郭雙蛟主持。郭雙蛟曾投下20幾萬圓建設背山面海的住宅,該處之後成爲三井物產的公司宿舍,據說是宏壯、漂亮的洋風建築,在山鼻處得以俯瞰三寶壟市街,到訪的甘寶寺受長伯甚至稱讚其爲東洋第一。

在日本外務省海外實業者調查中,郭春秧六男郭雙龍(1907-?)主持下的「郭河東公司」,1931 年時仍為三寶壟的砂糖貿易商。郭雙龍 1918 年留學日本學習院中學部,1928 年畢業於香港大學經濟科後返回爪哇,經營錦茂棧,販售砂糖、茶業等,1934 年返臺。錦茂棧也是大阪商船會社的代理店,商船的吉開又志太到三寶壟訪問時,即受郭雙龍招待至距三寶壟東南約 60 公里的 Salatiga 別墅,吉開對這位學習院畢業的貴公子、通往三寶壟道路之優良、四周景致之優美、宅邸之雄壯都留下深刻印象,還盛讚南洋航路的開通受郭春秧幫助極大。另外,郭河東之子郭洪淼是 1903 年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創立時的發起人之一,後任取締役,與郭春秧一樣是爪哇成功者。郭洪淼之子郭博愛出生於爪哇,在梭羅當地主兼物產商,推定資產 5 百萬盾,與日本有物產交易關係。當他迎娶神戶日本女子時大開喜宴,招待中爪哇貴顯人士 3 百餘人,是親日人士。

爪哇島圖(西半部)
原書 p.162

* 照片中的華英中學(Hoa Ing Tiong Hak)於 1916年 3月15日開業,原設立於三寶壟的 Gang Tengah 崗登加 (唐人街區域)。其前身為 1904 年 1月 17日開業的 Tiong Hoa Hwee Koan(THHK:中華會館)。華英中學後來搬到 Bojong(今 Jl Pemuda),稱為 CES Hoa Ing ;1966 年被迫停業,校址後來成為 SMA 5 高中。

北前船 & 西迴航路 – Sugoi Japan

摘自:Sugoi Japan 日本觀察筆記 Facebook 2026.4.14

北前船模型 (島根縣大田市温泉津歷史資料展示館 )

日本版的「大航海時代」北前船 (Kitamaebune) ,它並非單指一種船,而是一種獨特的商業模式。它在 18 世紀至 19 世紀(江戶時代中期至明治時代)達到鼎盛,徹底改變了日本的經濟版圖。

北前船的西迴航路

北前船的興起主要源於江戶幕府對物資流通的需求與航海技術的突破。1672 年,商人河村瑞賢受命開發了「西迴航路」,將東北與北海道的物資經由日本海、下關、瀨戶內海運往大阪(當時的天下廚房)。這條航路雖然風浪險惡,但避開了太平洋側激烈的黑潮,且沿途有許多避風港,成為北前船的舞台。

北前船 模型 (兵庫縣高砂市 工楽松右衛門の旧宅)—瀨戶內海北岸

當時北海道(蝦夷地)盛產鯡魚與昆布。鯡魚不僅是食物,更是製作高品質肥料(鯡魚碎肉)的原料,對關西地區的棉花與稻米增產至關重要。

北前船與一般貨船最大的不同,一般貨船(運賃船)僅收取固定的運費,將貨主 A 的東西載給 B,利潤微薄且風險由貨主承擔。北前船(買物船)船主本身就是「海上貿易商」。他們在北海道低價買斷鯡魚、昆布,沿途航行時根據各地物價進行買賣。

南下航程時載滿北海道海產,在沿岸港口(如新潟、酒田、金澤)賣出部分,並買入當地的米與酒。而北上航程從大阪買入砂糖、布料、鹽、紙張等民生必需品,運往北方賣給物資匱乏的漁民。

船主的致富之道在於低買高賣與槓桿船主致富的核心在於「資訊不對稱」與「商品增值」。同樣一捆昆布,在北海道可能僅值幾文錢,但運到大阪後,身價可翻數十倍甚至百倍。船主承擔了沉船的巨大風險,但也享有全部的利潤。據說一艘千石船(載重約 150 噸)往返一趟,獲利可達 1,000 兩黃金。

成功的船主不只擁有一艘船,他們還會投資造船廠、倉庫(回船問屋)以及金融借貸,形成一個垂直整合的商業帝國。在全盛時期,北前船船主的財富足以讓當時的武士階級感到汗顏。船主在故鄉興建的豪宅被稱為「鯡魚御殿」。他們從京都運來名貴的瓷磚、從北陸運來上等的木材,內部的雕刻與裝飾極盡奢華。

酒田的豪商「本間家」曾有這樣的傳言:「我雖然成不了主公(大名),但至少能讓主公變成我。」他們富裕到可以借錢給藩主解決財政危機。他們將京都的優雅文化(如舞娘、精緻料理)帶到偏遠的北方港口。例如山形縣酒田市至今仍保有京都風格的料亭文化。

小樽港/運河在北海道西側小樽市

北前船雖然在 20 世紀初因鐵路興起而沒落,但其影響力至今隨處可見:關西地區(大阪、京都)喜愛使用昆布熬製高湯(Dashi),其實就是北前船大量運入北海道昆布的結果。甚至連沖繩的昆布消費量極高,也是北前船航線延伸的影響。小樽、新潟、酒田、金澤等港口今日的繁榮與古蹟,多半奠基於北前船時期累積的資本。許多日本老牌企業(如部分醬油商、藥商、金融機構)的起源都能追溯到當初經營北前船商!

出雲の和鉄は境港(Sakaiminato)から出港し、新潟(三条地域など)にも運ばれた。

少人知道,其實這條路線還有部分港口目前還在運行, 小編將會在 9月份安排一個北前船之旅,屆時再跟大家報告沿線的北前船的遺跡和美食美酒!

出雲鐵安來港(Yasugi;鄰近上圖之境港)由北前船運往「西迴航路」各港口

唐物拔荷 (Nukeni) – 林恆立

摘自:歷史 Facebook 2026.9.03
唐物拔荷(唐物抜荷,とうものぬけに)事件 – 1835、1840

江戶時代後期一樁極具震撼力的「國家級走私大案」——「唐物拔荷(唐物抜荷,とうものぬけに)」。表面上,江戶幕府嚴格實行鎖國體制,明訂海外貿易僅限於長崎的「出島」(由幕府長崎奉行嚴格監管);但實際上,在幕末動亂前夕,薩摩藩(以第 8 代藩主島津重豪為首)卻利用琉球這條特殊管道,在遠離江戶的日本海港口(如越後新潟港),架構了一條獲利驚人的地下走私黑金網絡。

「拔荷(抜荷,Nukeni)」: 在江戶時代的法律用語中,指未通過幕府官方關卡、規避專賣與抽稅的非法走私貿易。在幕府法令中,「拔荷」屬於重罪,首謀者一律處以磔刑(釘十字架示眾)。

「唐物(とうもの)」: 指從中國(清朝)進口的高價值奢侈品與原料,包括生絲、白絹、高檔藥材(人參、大黃)、砂糖、陶瓷與茶具等。由於幕府在長崎限制進口額度,導致國內唐物價格居高不下,黑市利潤高達數倍至十數倍。

這套龐大走私體系的推手,正是薩摩藩第 8 代藩主島津重豪(1745–1833)(後來的藩祖、第 11 代將軍德川家齊的岳父,也是島津齊彬的祖父):
島津重豪熱愛西洋蘭學、喜好奢華外銷品,並在薩摩大辦洋學與武館。這導致薩摩藩在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累積了高達 500 萬兩(約合今日數千億日圓) 的天文數字負債。自 1609 年島津家征服琉球後,琉球國在表面上維持向清朝朝貢的「雙重屬國」體系。薩摩藩便利用這條合法特許的「琉球進貢船(朝貢貿易)」,大量將清朝的生絲、藥材、器皿運進薩摩(鹿兒島)。

按照幕府規定,琉球輸入的唐物有嚴格配額,超出部分不得在國內公開流通。重豪與後續推行財政改革的主事者調所廣鄉,為了解救破產危機,決定鋌而走險,將過剩的唐物以「拔荷」方式秘密銷往本州各地。

北前船
攝於明治末期至大正時期(井田家舊藏古寫真,福井縣立若狹歷史博物館藏)

為什麼遠在日本西海岸的越後(新潟)會成為走私的核心樞紐?大阪與江戶受幕府町奉行、勘定奉行重兵盯防,極難大規模脫手贓物;而日本海沿岸(裏日本)諸藩林立,幕府統治力量相對薄弱。江戶中後期繁榮的「北前船」航行於瀨戶內海與日本海之間 (西迴航路)。薩摩藩與當地的豪商(如長岡藩轄下的新潟商人、富山藥商)暗中勾結:薩摩船隻或勾結的廻船將貨物自鹿兒島/琉球運至日本海海域;在外海小島(如佐渡島周邊)或暗夜移轉貨物,避開巡檢;在新潟港登陸後,偽裝成國內土產或透過秘密渠道分銷至東北各藩乃至京都、江戶黑市。

北前船「陸奧丸」(みちのく丸)復原(2005)
屬於”迴船”的一種,船型主要是「弁才船」
2014 年轉讓給青森市野邊地町,18 年起離水陳列於常夜燈公園旁。

到了 1830~1840 年代天保年間,新潟港的唐物拔荷規模已龐大到衝擊長崎官方專賣與幕府稅收。老中水野忠邦在推行「天保改革」時,察覺到新潟港已成走私大本營,於是在 1843 年強行沒收長岡藩的新潟港,將其劃為幕府直轄領地(上知令),並指派「新潟奉行」嚴厲打擊拔荷。然而,這項政策引發地方強烈反彈,也成為水野忠邦失勢下台的導火線之一。

集成館工業區
The Shuseikan in Kagoshima. 1872

靠著調所廣鄉的鐵腕改革、甘蔗(黑糖)專賣,以及琉球經由新潟等地的唐物拔荷巨額暴利,薩摩藩在幕末前夕奇蹟似地清償了 500 萬兩債務,甚至累積了多達 50 萬兩的作戰儲備金。如果沒有島津重豪建立的這條海外貿易密道與累積的資金,後來的島津齊彬根本無力建立「集成館」(1852) 近代軍工廠、建造西洋蒸汽軍艦、製造反射爐、大砲,薩摩軍更不可能在後來的生麥事件 (1862)、薩英戰爭 (1863) 與戊辰戰爭 (1868-69) 中擁有撼動幕府體制的壓倒性洋式武力。這正是歷史冷酷而諷刺之處:德川幕府苦心經營兩百年的鎖國法令,早在幕末前夕,就被西南雄藩靠著日本海上的走私風帆,悄悄掏空了地基。

隨從 市來四郎(1857) 為齊彬拍攝,為日本銀版攝影照片中歷史最悠久者

東京:德川打造的江戶 – 林恆立

摘自:歷史 Facebook 2026.9.01

1590 年 8月30日(天正18年8月1日,即著名的「八朔」),德川家康在豐臣秀吉的政治算計下被轉封關東。當時的江戶不過是長滿芒草、潮濕泥濘的荒僻漁村,太田道灌所建的舊城早已殘破不堪。然而,家康並未將這場「實質流放」視為終局,而是親自擘劃水道、填海造陸、修築街道,將一片關東荒野硬生生打造成日後超越百萬人口的全球最大都市之一。

家康入主江戶並建立幕府後,正式確立了「京都(象徵名義與天命的神聖空間)」與「江戶(執行軍事與行政的世俗實權核心)」的雙軌體系。關西的大阪負責吞吐天下的物資與財富,江戶則握緊了全日本大名的命脈。

德川幕府將軍的陣仗(例如將軍「上洛」前往京都,或大將軍出巡日光東照宮)展現的是極致的「武威、秩序與封建權力的壓迫感」。德川幕府將軍的行幸隊伍稱為「御成」或「上洛」,其規模遠超兩千人的皇室侍從:
以1634年第3代將軍德川家光率軍上洛為例,隨行兵力高達30萬人,聲勢浩蕩,直接用壓倒性的武力威懾京都朝廷與各大名;即便在和平時期(如第14代將軍德川家茂於幕末上洛,或出巡日光東照宮),隨行人員也動輒數千至上萬人。

📍森嚴的隊列次序:
先導(露払い):先頭部隊是手持竹帚的清道夫與持棍武士,不斷向沿途高呼「下におれ、下におれ」(跪下!跪下!)。
📍先鋒與旗本武士:大批身穿黑漆具足、佩帶名刀的「旗本」與「御家人」騎兵,手持繪有德川「三葉葵」家紋的軍旗、馬印、長槍陣與鳥銃隊。
將軍的核心座駕:將軍通常騎乘掛有奢華鞍具的駿馬,或乘坐由精選武士抬行、雕樑畫棟且飾以金箔的「御輿(豪華大駕籠)」。隨行四周由「御小姓」、「御側近」等近身親衛拔刀護衛。
📍龐大的輜重隊(駄馬):後方跟隨數以百計的馬匹與挑夫,運送將軍專用的御膳食材、茶具、甚至專用水桶,生活起居的奢華講究到了極致。

在德川幕府的隊伍經過時,民間的氣氛則是絕對的死寂與恐懼:
📍閉門封窗(戸閉め):德川隊列通過市街時,沿途所有民宅的二樓窗戶必須全部釘死或拉下百葉窗,嚴禁任何人「居高臨下」俯視將軍(此罪視為大不敬,可當場斬首)。
📍土下座與熄火禁聲:街道兩旁的平民、商人必須雙膝著地、雙手平貼地面(土下座),頭部深埋於泥土中,直到隊伍完全通過為止。沿街不得有任何炊煙、不能有犬吠雞鳴,違者直接以「切捨御免」(武士斬殺特權)處置。
📍無直視的空間:平民看到的只有一雙雙踏步前進的武士草鞋、鎧甲鐵片撞擊的冷冽聲響,以及刺眼的長槍反光。

1590年家康走進江戶,開啟了長達近三百年的武家統治基石;而到了1868年,明治天皇同樣沿著東海道浩浩蕩蕩走進這座城,將其改名為「東京」,又親手將武家打造的權力中心收歸皇權。

葡萄牙人命名 Formosa? – 林恆立

摘自:歷史 Facebook 2026.9.01

1492 Behaim ERDAPFEL (地球蘋果)
Facsimile of the Behaim globe, globe segments, Ernst Georg Ravenstein, London 1908

歷史教科書過去常有「葡萄牙船長在 1540–1580 年代沿臺灣東部海域順黑潮北上,驚呼 Formosa」的說法,但根據近年中央研究院等學者最新的史料考證,這個說法在航線方向和地理位置上都是不成立的。主要原因可以拆解為以下三點:

1️⃣實際航線在「西側(臺灣海峽)」,而非東部海域
十六世紀中後期,葡萄牙人主要經營的是「澳門—日本(長崎)」的貿易航線。根據當時葡萄牙人的航海日誌與水路誌紀錄,他們前往日本時,走的是當時漳泉海商傳統的「東洋水路」:航線是從澳門出發,越過澎湖,沿著臺灣西海岸(經淡水、雞籠)往東北前進,再經琉球前往日本。因此,他們若真的有看到臺灣,看到的也是臺灣西部或北部的海岸與山脈,絕對不是走臺灣東部順黑潮北上。
2️⃣葡萄牙人當時稱臺灣為「小琉球」
留存的可靠一手文獻與古地圖顯示,1540–1580 年代間的葡萄牙人,絕大部分將臺灣本島指稱為 Lequeo pequeno(意即小琉球),而非 Formosa。
3️⃣「福爾摩沙(Formosa)」最初指的可能不是臺灣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翁佳音等學者的考證指出:1554 年葡萄牙製圖師繪製的地圖中,雖有標示「I. Fremosa(美麗島)」,但其形狀為西北—東南走向、長約 100 公里,這與臺灣東北—西南走向、長約 400–500 公里的地理特徵完全不符,其地理位置與特徵更接近沖繩(南琉球)。歷史上真正首度在航海誌中明確以「As Ilhas Fermosas(美麗諸島)」來指稱臺灣本島的,其實是 1580 年代的西班牙人。

Abraham Ortelius(1570)
〈印度與鄰近諸島圖〉(Indiae Orientalis, Insularumque Adiacentium Typus
最初收錄於 1570 年荷蘭出版的《寰宇概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歷史上第一部現代世界地圖集。

💡 總結來說:「葡萄牙人走臺灣東部順黑潮北上並命名福爾摩沙」是後代史學界結合了地理想像的美麗錯誤。當時葡萄牙人走的是臺灣西側海峽航線,且當時他們稱呼臺灣為小琉球。

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 – 鍾淑敏

鍾淑敏(2020)《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733.28)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1.1 問題提起
1.2
在日本帝國南進的框架下
1.2.1 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
(1) 所謂「南支南洋政策」
(2) 政策的具體實踐:銀行、倉庫、調查事業
(3) 實際成效:貿易不振
(4) 打開僵局:工業化
1.2.2 日本的南進
1.2.3 帝國與殖民地
(1) 荷屬東印度
(2) 英屬馬來亞
(3) 英屬北婆羅洲
(4) 法屬印度支那
(5) 美屬菲律賓
1.3 既有研究成果
1.4
主要資料 & 研究架構

第二章 前進南洋的基礎
2.1 華人的南洋 & 日本勢力的崛起
2.1.1 南洋華人概況
2.1.2 各國之華人管理政策 & 華人之發展
1、入境規定 & 契約勞工
2、管理方式 & 待遇
(1)英屬馬來亞
(2)荷屬東印度
(3)菲律賓
(4)法屬印度支那
(5)暹羅
3、經濟活動 & 族群分布
(1)荷屬東印度
(2)英屬馬來亞
(3)法屬印度支那
(4)暹羅
(5)菲律賓
4、新嘉坡地位之提升
5、護僑 & 中國崛起的影響
2.1.3 日本勢力之崛起
2.1.4 華人之警覺 & 抵制日貨
2.2 總督府的倡議 & 臺灣新聞媒體的鼓吹
2.2.1 《臺灣日日新報》的宣傳報導
2.2.2 南方讀物的寶庫
2.2.3 期待本島人青年海外雄飛
2.3 旅券規則 & 入境規定
2.3.1 旅券規則
2.3.2 各國入境規定:美/荷/英/暹/法
2.4 鄉緣關係 & 網絡
2.4.1 以林爾嘉爲中心的廈門文士紳商網絡
2.4.2 荷印華人網絡
2.4.3 宗教關係
2.4.4 參與中國革命

第三章 荷屬東印度
3.1 臺灣籍民領先的時代
3.1.1 郭春秧家族 & 茶糖貿易
3.1.2 其他有力者:薛允瑞/張寶鏡/李金周家族
3.2 日本商業勢力的擴張
3.2.1 日人崛起
(1)賣藥行商
(2)堤林數衛 & 南洋商會
(3)日本商店蓬勃發展
3.2.2 抵制日貨
(1)華人抵制 & 日商暴增
(2)殖民政府之警戒 & 對策
3.3 臺灣人登場
3.3.1 宣傳 & 冒險者的出現
3.3.2 由茶商到物產商
(1) 臺灣人概況
(2) 網絡 & 臺灣人團體
(3) 中爪哇的茶商
(4) 東爪哇的物產商
3.3.3 各行各業
(1) 醫藥關係
(2) 自營業
(3) 日本企業相關
3.4 抑留 &「遣返」
3.4.1 抑留澳洲
3.4.2 戰後「遣返」

第四章 英屬馬來亞 & 北婆羅洲
4.1 英屬馬來亞
4.1.1 華人的發展
(1) 文治社會的形成
(2) 苦力與開發
4.1.2 日本勢力的擴張
(1) 人數與職業別
(2) 橡膠、礦業、水產業
4.1.3 夾縫中的臺灣人
1、臺灣人概況
2、臺灣人職業別
(1) 醫藥關係者
(2) 日本企業相關者
(3)個人開業者
(4)表演者
4.1.4 戰爭協力 & 遣送印度集中
(1)留在馬來亞者
(2)印度集中營
4.1.5 戰後返臺 & 再渡航
4.2 英屬北婆羅洲
4.2.1 北婆羅洲的殖民地
4.2.2 南洋熱 &「日本人的斗湖」
(1) 日本人的移民熱
(2) 伴隨資本的日本人移民
(3) 華人移民與「日本人的斗湖」
4.2.3 臺灣人苦力輸出 & 斗湖「臺灣村」計畫
4.2.4 未成形的「臺灣村」
(1) 張福忠 & 羅太平
(2) 李天來 & 醫療關係者
4.2.5 再次的移民計畫

第五章 泰國法屬印度支那 & 菲律賓
5.1 泰國
5.1.1 華人在暹羅
5.1.2 近代日暹關係
5.1.3 臺灣人的發展
1、日軍進駐前
(1)「臺灣籍民」的時代
(2)包種茶商
(3)以日本商社爲後援
2、日軍進駐後
5.1.4 戰後的集中、返臺 & 滯留
5.2 法屬印度支那
5.2.1 日本與法屬印度支那關係
(1) 外交交涉 & 軍事進逼
(2) 經貿關係
5.2.2 臺灣人的足跡
(1) 日軍進駐前
(2) 日軍進駐後
5.3 菲律賓
5.3.1 出入境管理
5.3.2 華人 & 日人在菲律賓的發展
(1) 商業勢力鼎盛的華人
(2) 以製麻事業爲中心的日本人
5.3.3 成長緩慢的臺灣人

第六章 結論
6.1 各地臺灣人發展狀況
6.1.1 荷屬東印度
6.1.2 英屬北婆羅洲
6.1.3 英屬馬來亞
6.1.4 泰國
6.1.5 法屬印度支那
6.1.6 美屬菲律賓
6.2 影響臺灣人移動之要因
6.2.1 殖民地經營政策
6.2.2 入境限制、國籍 & 鄉緣因素
6.3 臺灣人活動之特色
6.3.1 介於中日之間
6.3.2 協助日本商品之拓展
6.3.3 職業之特色
6.3.4 戰爭受害
6.4 戰前戰後的延續

參考文獻
後記
索引


The Earliest Naval Ram – Samuel Mark (2008)

Abstract

Analyses of the Kuyunjik (Kouyunjik) relief and other data suggest Phoenicia probably did not build ships with rams before the Battle of Salamis (480 BC). A review of Greek literature, iconography, and archaeology suggests the naval ram may have been a Greek invention, appearing at the earliest in the 6th century BC and possibly as late as the 5th century.

Til Barsib painting* before cleaning. (from Thureau-Dangin and Dunand, 1936-37: frontispiece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Editions Geuthner)

Its evolution may have led to a shift from laced to pegged mortise‐and‐tenon joinery in Greek shipbuilding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ineglass‐shaped hull and heavier framing. It may also have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bronze‐casting in Greece.

Sheathing fasteners, Kuyunjik relief. (after Casson, 1971: 6)
Source

* Neo-Assyrian murals from the 8th century BCE found in the governor’s palace at Til Barsip (modern Tell Ahmar, Syria)

Phoenician Shipwrecks – Homer era

The earliest known Phoenician* (often spelled Phoenician or Phae-nician) shipwrecks date back to the 8th century BC. Notable early deep-sea discoveries include twin wrecks found off the coast of Israel in roughly 750 BC, and the 2,700-year-old Xlendi wreck (the Gozo Phoenician shipwreck) near Malta dating to around 700 BC, Homer’s era.

Between c. 1100 and 600 BCE, the Phoenician city-states of the Levant, especially TyreSidonByblos, and Arwad, developed one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s most dynamic maritime trading systems.

Key Early Phoenician Wrecks
📍Israel Deep-Sea Wrecks (c. 750 BC): Discovered over 1,000 feet down in the Mediterranean, carrying amphorae filled with wine.
📍Gozo / Xlendi Wreck (c. 700 BC): Found 110 meters deep near Malta, carrying an international cargo of lava grinding stones and amphorae. (pdf)
📍Mazarrón II (c. 7th Century BC): A remarkably intact shallow-water wreck found off the coast of Spain, raised by archaeologists for preservation.
📍Bajo de la Campana (7th Century BC): Located off Cartagena, Spain, representing the earliest Phoenician wreck to undergo a complet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公元前 8 世紀晚期亞述時期,出土於 Khorsabad 薩爾貢二世宮殿,現多藏於法國羅浮宮等博物館。
浮雕生動刻畫了具有標誌性馬首船首(Hippos)的商船,船上載有工人和成束的圓木,水面波濤與游魚清晰可見,反映了古代近東的水上交通與帝國建設物資運輸。

上圖展現了腓尼基造船工藝及亞述帝國向外索取、運輸珍貴木材(如黎巴嫩雪松)的歷史面貌。水下考古學者 Francesco TIBONI 留意到 ancient Assyrian city of Imgur-Enlil (modern Balawat, Iraq) 亞述宮殿裡的銅雕:

戰敗的 Phoenicians 以馬頭船進貢亞述帝國
bronze frieze of Balawat
Created during the 9th century BCE under Kings Ashurnasirpal II and Shalmaneser III

木馬希臘語 doureios hippos 的 doureios 也作 plank 之意,Tiboni 推論 Homer 時代前口語亦稱船為馬 (hippoi),被當作貢物拖進 Troy 城的很可能是一艘馬首船。

來源:The Trojan Horse Wasn’t a Horse?(50 mins)

紀錄片中 Experimental archaeologist Osman Erkurt 復刻馬首船:

其特徵即為船首的馬:

板材間的縫合運用了 lacing techniques:

* 打從 500 BC 古希臘人就稱講閃美語的伽南人(Canaanites)為 Phoenicians,那時他們移民到 Carthage (創建於西元前 9 世紀),其城邦在前 7 世紀稱雄於地中海。此航海民族活躍於 1550 ~300 BCE,後由於 Neo-Assyrian 、 Achaemenid 等帝國擴張而漸衰微,直至 146 BC 年初羅馬帝國攻陷 Carthage

Uluburun 沉船 – c.1300 BC

The Uluburun shipwreck is a late 14th-century BC merchant vessel discovered off the coast of Kas, Turkey. Sinking around 1300 BC, it carried a massive wealth of international trade goods, including 10 tons of copper ingots, one ton of tin, glass, ivory, and Egyptian jewelry.

復原模型 (船長推測:15~16 m)
The most likely date of the sinking of the ship was rounded up to 1320±15 years.

Discovery & Excavation
📍Found in 1982 by a local sponge diver near Uluburun point.
📍Excavated between 1984 and 1994 by the Institute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INA).
📍Over 22,000 dives logged at depths of 44 to 61 meters (144 to 200 feet).

Cargo & Significance
📍Raw Metals*: 354 copper oxhide ingots and 121 tin ingots, enough to make eight tons of bronze.
📍Luxury Goods**: Canaanite amphorae, ebony logs, ivory hippopotamus teeth, ostrich eggshells, and blue glass beads.
📍Personal Items^: Weapons from Mycenaean Greece and Canaan, Canaanite and Cypriot pottery, and a golden scarab bearing the name of Egyptian Queen Nefertiti.
📍Historical Impact: Documented in detail on the Uluburun shipwreck page, it remains the premier archaeological source for understanding Late Bronze Age Mediterranean trade networks and seafaring.

Bodrum (Castle) Museum 展示的貨艙推想模型

📍Cross-cultural cargo: Mycenaean, Syro-Palestinian, Cypriot, Egyptian, Kassite, Assyrian and Nubian.

* 10 tons of primarily Cypriot copper in the form of 354 ‘oxhide’ ingots; 175 of the earliest known intact disc-shaped ingots of glass which were coloured with cobalt blue, turquoise, and a unique lavender; A ton of terebinth resin contained in around 150 Canaanite jars, logs of Egyptian ebony, ostrich eggshells, elephant tusks, hippopotamus teeth, seashells, and tortoise shells.

** luxurious finished goods on board; Egyptian objects of gold, electrum, silver, and stone; Canaanite jewellery; thousands of beads made of glass, agate, carnelian, quartz, faience, and amber; and finely crafted figurines and a scarab bearing the cartouche of Queen Nefertiti.

^ Artefacts that were personal possessions of the crew members, such as tools, oil lamps, and writing boards, suggest that the crew were Canaanite and/or Cypriot, although at least two were Mycenaean.

The Locations of the Uluburun and Gelidonya shipwrecks, along with the origins of many of the items from the Uluburun wreck.

The proveniences of the artefacts suggest that the Late Bronze Age Aegean was part of an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trade network, perhaps based on royal gift-giving in the Near East, in which ships sailed the Mediterranean on a circular route from Syro-Palestine to Cyprus, onto the Aegean, and occasionally as far west as Sardinia, then back home via North Africa and Egypt.

The ship set sail from either a Cypriot or Syro-Canaanite port. The Uluburun ship was undoubtedly sailing to the region west of Cyprus, but her ultimate destination can be concluded only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objects matching the types carried on board. It has been proposed that ship’s destination was a port somewhere in the Aegean Sea. Rhodes, at the time an important redistribution centre for the Aegean, has been suggested as a possible dest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excavators of the shipwreck, the probable final destination of the ship was one of the Mycenaean palaces, in mainland Greece.

Early photos of the tableau of Syro-Canaanite ships in the tomb of Kenamun (TT. 162; Amenhotep III, reigned 1386-1349 BC). This wall painting no longer exists.
(a) Center and right side of the scene depicting ships docked at an Egyptian harbor and trading activities.
Note particularly the scribe recording slaves (?) and the man above him with a staff whose head is hidden behind the bow of the ship.
(b) Large ship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scene. After (Daressy 1895, pl. XIV–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