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國圖志》卷 13（1843-52）

東南洋：海島之國。原無今補（全文：維基文庫）

英荷二夷所屬葛留巴島：有二洲相接，一下港，即古闍婆，亦曰訶陵。一曰葛留巴，即小爪哇也。一作交留巴*，一作加留巴

明 張燮 (1617)《東西洋考》：下港一名順塔，唐稱闍婆，在南海中者也。一名訶陵，亦曰社婆，元稱爪哇。《一統誌》又名蒲家龍，甲兵為諸番之雄。加留巴者，下港屬國也。半日程可到，風土相類。華船將到，先以橘一籠，小雨傘二柄，送番目。番目報國王，比到港以果幣進王。有華人為財副者四人，番財副二人，華人諳夷語夷書為通事，船各一人。其貿易王置二澗，城外設立鋪舍，凌晨各上澗貿易，至午而罷，王日征其稅。［宋史·闍婆傳：中國賈人至者，待以賓館。］

又有紅毛荷蘭番來下港者，起土庫在大澗東。佛郎機起土庫在大澗西。二夷俱夾板船，年年往來貿易。其本地夷，則用鉛錢，鉛錢十，當西洋一。下港為四通八達之衢，［我舟到時，各州府未到商人，但將本貨兌換銀錢、鉛錢。迨他國貨到，然後以銀、鉛錢轉買貨物。華船開駕，有早晚者，以延待他國，故也。］華船與番船貿易盛甲諸島。

《皇清通考·四裔門》**：葛剌巴，本爪哇故地，巫來由（Melayu）種也。後屬荷蘭國，在南海中。距福建廈門，水程二百八十更，計萬六千八百里。閩廣間人，浮海為業者利其土產，率流寓不返。康熙五十六年 (1717)，以葛剌巴口岸多聚漢人，恐浸長海盜，禁止南洋往來。其從前出洋之人，限三年回籍，然亦尚有留者。雍正五年，弛洋禁，嗣後通市不絕。

初葛剌巴自明季為荷蘭人所據，委夷目鎮守。漢人居之者，以數萬計。生長其地，曰土生仔。司漢人貿易者，曰甲必丹。人有罪則流戍西隴 (Ceylon)。西隴在西洋中，距葛剌巴甚遠，荷蘭舊國所屬地也。

六年閏六月，為群番所擾，荷蘭力不勝，遣流人禦之。許立功後，令還葛剌巴。諸流人奮勇效力，戰屢捷。群番敗走，荷蘭既有立功贖罪之令，又慮釋還流人，則西隴孤弱。一再令葛剌巴調無辜漢人往代。時有甲必丹璉者，以漢人在此貿易，惟領票輸銀，無調取之例，不受命，番目拘之。被徙者，先後不勝計。

於是漢人大恐，鳴金罷市。番目怒，舉火鳴炮相攻，殺傷頗多 (1740 Batavia massacre 即”紅溪”Angke 慘案)。署福建總督策楞、提督王郡，以聞。策楞又奏言被害漢人，久居番地，屢奉招徠，而自棄王化。今被其戕殺，孽由自作。

但葛剌巴以地隔重洋，恃其荒遠，殘害罔忌，恐嗣後擾及商船，請禁止南洋商販，俾知畏懼。俟革心悔罪，再請恩施。廣東道監察禦史李清芳奏言，商人往東洋者十之一，往南洋者十之九。一加禁遏，則江浙閩廣海關稅額必缺，每年不下數十萬。且民間貿易皆先時而買，及時而賣，預為蓄積，以俟流通。若一旦禁止，商旅必至大困。應請止停葛剌巴一國貿易，此外南洋不宜盡禁。既而王大臣會同兵部奏言，今聞葛剌巴已將夷目 (Valckenier) 黜責，於我船返棹時加意撫慰護送，囑令再往，並無擾及商客之意，宜仍準其通商。從之。

* 清代記為咬𠺕吧。

**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成書於 1787年。《左傳》「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御魑魅」；孔子曾說四裔分指：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故四裔可視同”四夷”。

（上圖）下港［老萬丹］市場的佈局如下。 A. 是賣瓜、黃瓜和椰子的地方。 B. 是賣糖和蜂蜜的地方。 C. 是賣豆子的地方。 D. 是賣竹子或甘蔗的地方。 E. 是賣匕首、馬來短劍、刀子等商品的地方。 F. 是男人賣亞麻布的地方。 G. 是女人賣亞麻布的地方。 H. 是雜貨攤。 I. 是孟加拉和古吉拉特人的攤位，賣各種鐵製品。 K. 是中國人的攤位。 M. 是魚市場。 N. 是水果市場。 O. 是藥草市場。 P. 是賣胡椒的地方。 Q. 是洋蔥市場。 R. 是稻米市場。 S. 是商人散步的地方。 T. 是販賣寶石的珠寶商攤位。 V. 是帶來各種食物到此停泊的外國船隻。 最後 X. 是雞市場，可以買到各種羽毛的雞。

參考：王大海 (1791)《海島逸志》（旅居爪哇北岸、馬來半島諸港十年所見；《海國圖志》卷 13 亦多引用）。下圖中：北膠浪 Pekalongan (蒲家龍)，竭力石 Gresik；四里猫 Surabaya；外南班 Banyuwangi。

📍高嘉謙（2021）風和馬來世界：王大海《海島逸志》的華夷風土觀（PDF）

📍Medhurst (1829)《爪哇與峇里島旅行記》A Narrative of a Journey from Singapore to Java and Bali (Journal of a tour along the coast of Java and Bali &c., with, A short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Bali particularly of Bali Baliling 線上版：40頁)

臺史博藏《台灣番社風俗圖》另有一”迎婦”圖：

〈番俗六考〉「北路諸羅番二」有云：「男婦兩家各煩親屬引男至女家婚配。」
〈迎婦〉圖中未見新郎，或許正是贅婚的表現，新娘才是這場婚禮中的主角。

隊伍中開路的銅鑼，結上紅綵帶的竹幡，甚至抬轎（竹編榻轎）的形式，應當都是受到漢人婚俗的影響。

竹幡由一小竹連葉枝﹝帶尾﹞綁紅布條。青綠色的竹子意旨「透腳青」，祝福全家健康吉祥的意思；竹子有節，取諧音「潔」，表示新娘貞潔，為「初嫁」的意思。

結婚嫁娶禁用桂竹，桂竹是用於喪事的招魂幡（配白布條），屬不吉。

以下摘自《前言》（p.9~19）…究竟什么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繁荣呢？

答案只能从经济本身去找。自从人类告别物物交换的原始社会以来，经济的核心内容就一直是货币流通。优良的行业由于资金持续流入，每年都收益丰厚，被称为“金饭碗”；普通行业资金在旺季流入，在淡季流出，因此在某些时期收益不错，某些时期则收益微薄，甚至亏损，时好时坏；较差的行业由于资金持续流出，长期亏损，不时出现企业破产倒闭的现象。所以，货币长期流入的经济体，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会持续繁榮；反之，货币长期流出的经济体，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会江河日下，经济规模持续萎缩。

既然持续繁荣的经济体需要长期流入的货币，那么它们一定能长期提供可供货币交换，而且是货币提供方长期需求的紧俏产品。这些产品既得是货币提供方不可或缺的，还得是货币提供方无法在本土生产的。公元1820年之前的中国和印度正是因此不断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得货币注入，从而得以长期经济繁榮。

与中国和印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法国和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列强，它们不能向中国和印度提供后两者长期需求的紧俏产品，即便有一些这样的产品，也很快被中国和印度实现了本土化生产，从此无须再进口，例如玉米、红薯、土豆、烟草、辣椒、花生、南瓜、向日葵等美洲作物。此时，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以茶叶、陶瓷和丝绸为主，印度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以胡椒、肉桂、丁香等香料（调味品）为主，如果没有这些香料，欧洲入就做不出像样的西餐，甚至连治病都成问题。

茶树、棉花、胡椒、肉桂、丁香等作物都无法在欧洲生长，欧洲虽然在公元7世纪开始生产丝绸，公元17世纪开始生产陶瓷，但其品质一时还无法达到中国陶瓷和丝绸的水平，市场竞争力不强。另外，陶瓷易碎，丝绸和棉布易破，茶叶、胡椒、肉桂、丁香也都是目用消耗品，所以欧洲市场对这些亚洲产品的需求是大量的、广泛的、持久的。

亚洲卖给欧洲这么多商品，为了保持贸易平衡，欧洲也应该向亚洲输入等量的商品。不过，欧洲交给亚洲的钟表、望远镜、葡萄酒等奢侈品价格昂貴，消费者有限，“欧洲热”时断时续：钢琴、羽毛笔、假发、紧身褲等欧洲特产则与东方传统文化相冲突，完全不被亚洲市场接受。

即便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成果—新式织布机织出的各种布匹，在亚洲也销路不畅。以南京布、松江布和印花棉布为代表的中国布和印度布物美价廉，这些手工产品出自数量众多、技艺精湛的家庭作坊群，在市场竞争中完胜英围工厂的产品，反而被欧洲商船大量带回本士，把英国货从欧洲市场上排挤出去。

为了挽救在市场自由竞争中被亚洲家庭作坊打得落花流水的本国纺织工厂，英国在征服印度以后，只好用行政命令强行摧毁印度数以万计的家庭纺织作坊，造成印度社会的严重动荡，令一百年后的甘地切齿痛恨。在无法直接统治的中国，英国布只能靠低价倾销来维持市场份额，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850年后，化学染料工艺成熟，欧洲纺织品的颜色比中国纺织品更多样和鲜艳才告结束。

在此之前，欧洲列强只能源源不绝地向中国和印度市场注入以白银为主的货币，以换取茶叶、棉布、胡椒、陶瓷等它们长期需要而又无法在本土生产的亚洲特产。

据巴雷特和阿特曼等经济学家的统计，从公元 1600到 1799年的 2个世纪内，西班牙统治的拉丁美洲共生产了 11.2万吨白银，其中超过 4万吨以各种渠道流入中国，流入印度的也有 2万吨左右。也就是说，西班牙在美洲的经营开发，一大半都是在替中国和印度打工，西班牙人工作得越努力，中国和印度就越富裕，而西班牙则只是略有寸进。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歐洲国家。欧洲人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大航海和工业革命，亚洲人则坐享其成。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对亚洲极为有利的贸易模式，中国和印度可以经此持袋获得外来资金。难怪当欧洲人在中国和印度周边大肆抢占殖民地的时候，并未受到这两个亚洲大国中央政府的频繁警告和阻止，反而经常获得某种程度的鼓励——有谁会拒绝人傻钱多、主动上门的主顾呢？

由于欧洲国家长期无法在其本土mk或其殖民地生产他们大量、广泛、持久需求的亚洲特产，因而无法改变这种对自己极为不利的“亚洲中心”贸易模式，它们只能用一种低层次的方式展开相互竞争，简单地说，就是海盗。然而，海盗肆虐使得贸易成本变得更高，亚洲特产在欧洲市场上变得更贵，丝毫影响不到中国和印度等亚洲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注入。

以清朝鼎盛的公元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为例，国库收入 4854万两纹银，折合纯银约 1800吨，其中超过 540万两为海关关税，折合纯银约 200吨，这正是西班牙白银流入中国的年均值。相比之下，号称极富的宋朝就显得非常寒酸了，北宋每年向辽国进贡 25万两白银，南宋也每年向金国进贡 25万两白银，宋朝官员经常抱怨这笔巨款使国库不堪重负。对清朝来说，每年 25万两白银的支出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很多富商都有能力独自承担。

清帝国如此有利的外贸地位，并不是轻易得来的。与近代人的普遍印象相左，清帝国不乏睿智的皇帝、精明的官员、强大的军队、与时俱进的知识分子，更有许多富于创新精神，敢于、善于同西方商人较量的民族企业家。

当印度莫卧儿帝国在欧洲殖民者面前迅速溃败时，清帝国却依旧巍然屹立，清朝前、中期的民族企业家们对此居功至伟。在百余年纷繁复杂的近代全球商战中，他们屡屡占得上风，这才使得中国稳住了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

最繁荣的经济，自然会造就最富有的商人和最庞大的企业。说起清朝富入，人们通常会想到和珅与胡雪岩。其实，和珅被查抄的上亿两白银财产被高估了，《贪污之王和珅秘史》《和珅评传》等书的作者——著名明清史学家冯佐哲认为，“和珅家除了珍藏的大量稀世宝物、珠玉、古玩和字画外（这部分财产是难于估价的），能够估价的现金、土地、房屋等，当在一、二千万两（白银）之谱” 。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个人财产据说一度达到过 2000万两白银，却被一场中等规模的丝绸危机搞得破产殒命。

清朝的首富另有其人，他不仅是当时的中国首富，也是当时的世界首當；与和珅等贪官不同，他的钱来得合理合法，因为他拥有地球上最大的企业之一，还领导著地球上最大的商会—那可不是近年来广为流传的“十大商幫”，而是超越了省份界限、整合了产业上下游、推出一系列商业创新、主宰国际贸易市场的全球商业霸主。

在西方学者撰写的经济史上，“伍浩官“是个显赫的名字。“伍浩官二世”，本名伍秉鉴，从18世纪末到19 世纪初主宰国际贸易市场三十余年，成就与其同龄人拿破仑一世、威灵顿公爵一样辉煌。作为中国古代资产最雄厚也最具影响力的商人，伍秉鉴的私人企业自然闻名遐迩。有些令人吃惊的是，这家企业至今依然存在，而且还生机勃勃。

名扬寰宇的怡和洋行通常被认为是一家纯正的英资企业，但它的历史却比这复杂得多。在它的简介中，怡和洋行本名查顿一马地臣联合公司，始建于公元 1832年7月1日。事实是，中国商人伍秉均（伍秉鉴的哥哥）早在公元 1793年就组建了怡和洋行，当时“洋行”的意思不是“外资企业”，而是“外贸企业”。

清帝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被迫签署《南京条约》，怡和洋行被《南京条约》强行解散，该商号随即被专门走私鸦片的查顿一马地臣联合公司据已有。从此，只许由外国人开设的洋行就从“外贸企业”变成了“外资企业”。

与恰和洋行一同被《南京条约》明令解散的中国洋行，还有十余家。在此之前，这些中国古代最大的民营企业主宰国际贸易市场长达近 200年，并联合组建了古代中国规模最大、管理制度最完善的商会组织—广东十三行。

在这段漫长的时间内，广东十三行战胜了所有与它们竞争的外国企业，把富可敌国的各个欧洲东印度公司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最终，残暴的战争和冷酷的行政命令才让它走下商界的王座，告别历史舞台。公元 1842年，中国政府为了结束鸦片战争，顺应英国侵略者的意图，强行毁掉了自己最优秀的企业，为此将付出百年国耻的代价。只要仔细阅读《南京条约》全文，就不难发现，英国处心积虑地发动这场毫无正当借口的战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毁掉资本雄厚、外贸经验丰富、两百年来令英国企业无可奈何的广东十三行。

广东十三行的规模之所以如此巨大，一方面得益于清朝中前期的外贸繁荣局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十三行强大，普通小企业根本不足以与之抗衡。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对手绝非等闲之辈，更不是中国本土的商帮。

鼎盛时期，它的力量远远超过当今世界上任何一家公司，就某些方面而言，甚至可能超过当今世界所有公司的总和。

作一家公司，它不仅经常守法和违法，而且有权立法、司法，还执法，甚至拥有全球性的治外法权和刑事豁免权；它不仅纳税，还收税，并且是向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收税；它不仅频繁与世界各国政府合作，而且在这些政府不听话的时候，更频繁颠覆它们；它不仅多次遭到世界各国武装力量的攻击，而且多次自费组建武装力量攻击世界各国；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总是为了同时与两个三流国家作战而焦头烂额，如果这家公司的董事会听说了，必定会对美国的实力嗤之以鼻，因为该公司经常同时在全球发动三四场战争，战争对象还常常是当时的一流大国，例如法国、俄国、中国、印度、土耳其等，顺便再收拾几个二三流国家，例如美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

实际上，它本身就堪称是全球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当这家公司的董事会做出决议的时候，从白金汉宫到紫禁城，地球上每一位帝王都要侧耳倾听。如果没有这家公司，英语绝无可能成为当今世界上的第一语言。放眼全球，这家公司不怕任何帝王将相，只怕广东十三行。

这家公司的全名是“伦敦商人的东印度公司”，后来改为“东印度的英国商人贸易联合公司”，俗称“英国东印度公司”，英文缩写为“BEIC”或“VEIC”。为了和其他欧洲国家建立的“东印度公司”相区别，它还有一个“约输公司”的昵称。从18 世纪初到19世纪初这一百年内，世界上很多人对这公司竟然不敢直呼其名，而是小心翼翼地称之为 “The Company”（该公司）。

清朝中国人，从皇帝到苦力，从圣旨到账单，对论只有一个教呼，两个漢字，公司。换言之，对他们来说，地球上仅有一家真正的公司—英国東印度公司，如果西方人必须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全名时，他们总要加上形容詞，最常见的是 “榮耀的东印度公司”（HEIC），仿佛是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帝王那种“陛下”“殿下”的地位，而这的确也符合实际：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统治的地区，很多人都以能在公司里讨得一官半职为无上光榮，一些為公司工作的职员干脆用“公司”作为自己的姓氏，也就是“孔帕尼”（Company），以显示自己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殊关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时代不同了，过去无比高贵的皇帝、沙皇、可汗、苏丹、国玉、埃米尔等，在蒸蒸日上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面前，都显得软弱无力了。如今，Company 高于一切，BEIC高于一切，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广阔的亚洲沿海地区，各族商人也许尚未掌握26个英文字母，但一定认得“BEIC”这个组合，盖有这个印章的任何货物都享受免检待遇。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平起平坐，甚至凌驾于英国政府之上的地位，是通过铁血方式获得的。以往很多著作都把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说成是1638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因宗教矛盾爆发的“主教战争”，实际上它在更早时期就已发端。类似“主教战争”这样的事件在欧洲历史上层出不穷，之前从未导致过资产阶级革命。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发生在 1640年，是因为在 1635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无法从 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令他满意的经济利益，于是转而支持新建的“库尔滕集团”（Courteen Association）打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英国与亚洲贸易的垄断。查理一世不仅给库尔滕集团颁发了亚洲贸易许可证，他还出资1万英镑*，成为库尔滕集团的大股东。

次年，库尔滕集团装备了4艘武装商船，由威德尔船长率领开往中国。1637年6月，威德尔船队抵达珠江口，因为澳门葡萄牙当局作梗，被明朝官员拒绝登船贸易。威德尔船长在中英两国政府的压力下铤而走险，悍然攻陷虎门炮台，逼广东当局就范。炮口下被迫进行的贸易规模并不大，这还是威德尔船长“胡萝卜加大棒”，通过赔偿广东军民损失，并向明朝官员行贿后的结果。

1638年年底威德尔船队返回英国多佛港时，未能带来任何利润，库尔滕集团派出的其他商船甚至没能成功到达中国和印度，查理一世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对库尔滕集团恨之入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乘机资助苏格兰人以宗教争端为借口起兵反抗英国统治，又煽动英国议会拒绝拨款镇压苏格兰暴动，查理一世被迫解散议会，却遭到反抗，1642年内战爆发。

起初查理一世的军队占有绝对优势，但他很快就军费紧张，只好再次派威德尔去亚洲贸易。不料威德尔这次尚未到达印度就死了，多艘商船还遭遇风暴沉没，库尔滕集团因此破产，董事长彼得•库尔滕逃往意大利。查理一世的军费枯竭了，加上卖掉王后首饰的钱也不能买到足够的火药和马匹。

结果，从1644年起，查理一世开始屡战屡败，很快被议会军彻底击垮。1649年，在英囯东印度公司的操纵下，英国议会处死了查理一世，同时将库尔滕集团并入英囯东印度公司。从此，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业务开始爆发性增长。尽管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兄弟卷土重来，但在 168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联合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动“光荣革命”，驱逐詹姆士二世，立荷兰执政官威廉为英国国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这样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此统治英国一百多年。可笑的是，詹姆士二世逃亡时，宁可扔掉英格兰传国金玺，也不肯抛弃手提箱中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股票，可见他对这家么司的重视。

对英国来说，与亚洲特别是对华贸易就是如此重要，这是当时全球最赚钱的生意。如果威德尔在广州能够顺利进行贸易，为查理一世带回大笔利润，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很可能不会爆发；即便爆发，查理一世也能轻松镇压。

公司组织军队，甚至长期拥有军队，在现代社会似乎难以想象；但是，公司的英文“Company”，本意指的就是雇佣军团。在中世纪的欧洲，签约帮别人打仗是笔很大、很成熟的生意，“Company”是先学会打仗，再学会做买卖的。整个近代西方经济史，就是“Company”缓慢地“去军事化”的历史。也就是说，东印度公司被欧洲列强组建初期，更像列强用于征战的雇佣军团，而不像现代的纯商业公司。因此，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普遍军事人才济济，而商业人才寥寥。谁要伤害了这些公司的利益，必将遭到公司冷酷的军事打击。

当然，也有成功反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例子，例如通过“波士顿倾茶事件”，销毁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发动暴动，从英国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有意思的是，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北美十三州军队的国旗“大合众国旗”（Grand Union Flag）其实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旗：英国国旗“米字旗”配上十三道红白相间的横条。换句话说，美国虽然以反抗英国东印度公司起家，但起兵时却打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旗号**！美国独立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船旗上的英国国旗被撤掉，取而代之的是象征北美十三州的13颗星星，现代的美国国旗“星条旗”从此诞生。显而易见，星条旗仍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船旗的“山寨版”：蓝底长方块配上13 道红白相间的横条。

美国国旗抄袭英国东印度公司船旗的原因不难想象：在美国独立初期，当飘扬着星条旗的美国船只在海洋上航行时，从远处很容易被人误以为是环球霸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其他国家的军舰和海益会忌惮三分，此乃美国人的“狐假虎威”之计。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鼎盛时期就是这样不可一世，横行全球，只有一个组织令它忌惮：中国的广东十三行。

相当程度上说，在清朝中前期，广东十三行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等中间商统治着世界贸易，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后的中国荣耀。

广东十三行为什么能让打遍全球无敌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如此忌惮？它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让清朝杰出的文学家曹雪芹来告诉我们答案吧。（前言-完；回到目錄）

*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相当于英国政府一个月的收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注册资本也只有68,373英際。
** 二者唯一的重要区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旗只许在印度洋和南海上使用，而“大合众国旗”则没有这个限制。

参考文献：
［1］李彦章《榕园全集》，江南催耕课稻编。
［2］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66—269.
［3］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134-140.
［4］冯佐哲《和坤家产考实》——以辨伪宫中藏《和珅犯罪全档案》中心［D］，故宫博物院明清宫史研究中心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 198—209.
［5］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一、二）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15—30.

试图打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的查理一世
对英国东印度公司股票念念不忘的詹姆士二世

（左）英国东印度公司公章；
（右）英国东印度公司徽章

•目录•
前言 当中国商人掌控世界贸易时 /1
第一章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20（24-28 戶部·粵海關）

（31-33 順風相送·海絲起點）

（33-35 獨厚廣州）

（35-37 廣州海絲簡史）
第二章 欧洲航海家与中国海贼王 /39（40~75）
第三章 “皇商”的失败与“公行”的兴起 /77
第四章 “哥德堡”号的奇幻漂流 /102
第五章 一口通商的危与机 /126
第六章 美国之父，欧洲之父 /147
第七章 停滞的帝国，糊涂的使臣 /187
第八章 当无限公司遭遇有限公司 /202
第九章 宁为一条狗，不为行商首 /224

·前言·
21世纪的經濟增長率長期名列世界之首，可謂全球化商業浪潮中的執牛耳者，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據，以1980年到2017年的38年间，中国大陸的 GDP总量从3051 亿美元上升到12.7万亿美元，人均GDP 从252美元上升到8836美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商人的财富与日俱增。据《福布斯富豪榜》，从1980年到2017年的38年间，中国大陆个人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从 0位上升到 334位，中国香港有 68位，中国台湾有 29位，“大中华区”的亿万富豪数量首度超过美国，名列世界第一。

另据《胡润富豪榜》，2000年中国大陆个人净资产超过 10亿美元的富豪仅有 2位（还都是将整个家族财产合并统计的结果），2017年则已多达 594位。

现代中国人经商何以如此成功？要知道，就在不到半个世纪之前的 20世纪 70年代，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中国大陆居民还处于“谈商色变”的状态，参与经商者被视“投机倒把”的社会蛀虫，动不动就会沦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的牺牲品，贫农和工人则被视为最为光荣的职业。当80年代的“下海潮”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大部分“下海者”都毫无经商经验，也无法从亲友那里获得经商的知识秘诀，原始资本更是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就是这群一穷二白的商业“菜鸟”，却在三十多年内就发展为全球第一大富商集体。在骄傲之余，中国商人自然抚今追昔，试图在历史中寻觅令现代中国商业富强的奥秘。

但是，面对悠久的中国商业传统时，现代中国商人的看法起非常不一致。

中国古代从不觖乏成功的商人，但是儒、释、道、法等主流哲学思想全都不推崇经商。“孔子罕言利”，而目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商人因此被儒家视光典型的小人。孔子在《论语•先进》中有一段名言：“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结果是，孔子欣賞的弟子颜回按照孔子的教导，认真学习，走“学而优则仕”的公务员道路，但是总也不成功，最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不听孔子教导的另一位弟子端木陽（子贡）走上了“货殖”的经商道路，由于擅长预测商业发展趋势，很快成为巨富，并受到各诸侯国着的赏识，“常相鲁卫”，孔子临终前都只能把后事托付给他。

先秦思想家如商鞅、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等人也大多对商人持否定态度，只有管仲、范蠡等寥寥几人持肯定态度。此后，中国历代政权大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是并不能阻止商人地位的上升。到了宋元明时期，已经有很多儒生也开始为商人辩护了，就连朱嘉和王阳明等儒家泰斗都认为商人对社会有进步作用，没有必要歧视他们。但是，由于商业传统从来不属于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所以中国商人中必然含有一些社会底层的文化特征，难免被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知识分子所蔑视，甚至不屑于在史书、地方志和家谱里提到商人。

如今，一部分中国商人对中国古代商业传统极为推崇，认为自己的成功完全拜其所赐，见关帝像必上香，遇赵公明庙必捐款。另一部分中国商人则认为，自己的成功主要建立在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勤奋学习和对全球化经济趋势的正确把握上，再加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和独特的自然资源吸引全球资本涌入，才取得了辉煌的商业成就。中国的商业传统与现代经济社会格格不入，即便曾经有过突出的成就，如今也没有多少借鉴意义。

以上两种看似完全对立的思想，其实都建立在同一种共识的基础上，那就是：古代中国长期在高度封闭的经济环境中发展，故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商业传统文化，它与基于外国商业传统文化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几乎完全没有共同点。的确，历史教科书一直这样教育我们：中国古代曾出现的張赛通西域、郑和下西洋等大规模对外交流活动都是出于政治目的，经济意义较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没有持续很久；中国与外国的貢赐活动也不是正常和穩定的国际贸易，马可·波羅和利瑪竇等西方來客同样沒有对中国经济做出多少贡献；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政策更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政策，中国自外于全球的独立经济格局直到鸦片战争才被打破。可是，这种看似无懈可击的历史观并没有考虑到另一种可能。

古代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很少被彻底执行过，一个开放的小口就可能带来极大的贸易额，以至于影响全球的经济格局。“闭关锁国”的朝廷谕旨不能控制所有人的思想行为，总有一些持开放贸易态度的中国力量。正如中国民谚所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朝廷出台不受欢迎的政策时，总会受到基层社会暴力或柔性的抵抗，从而降低这些政策对基层社会利益的伤害度。在元、明、清三朝，统治者长期执行“海禁”政策，结果是沿海走私盛行，基层官吏对此普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官吏还从走私中提成，久而久之，走私贸易额反而超过了“海禁”之前的合法贸易额。

元朝末年的中国首富沈万三，其主要财富据说就来自外贸走私；明朝末年的中国首富郑芝龙（郑成功之父）更是完全依赖走私。究其原因，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有极大的互补性，双边贸易受到市场需求的激励，更何况有大批华人本身就在海外经商，他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往往就是他们在中国大陆的亲友。当中国大陆的商业活动因政治运动陷入崩溃时，华侨却在海外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改革开放初年，中国政府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海外华人回国投资，最早开放的四大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都是出于方便华侨回国投资的考虑而设立的。一代又一代爱国华侨前仆后继回国投资，不仅给祖国大陆带来了急需的资金和技术，更带来了传统和现代的经商思想，为祖国大陆培养出众多的商业人才，这是许多其他新兴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优势。

同样，西方经济学理论也不是仅从欧洲内部贸易活动中总结出来的，而是诸多欧洲学者在考察了全球各地（包括中国、印度等东方大型经济体）的长期贸易活动之后总结出来的，所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本来就包含有西方经济体与古代中国贸易的经验和思考。著名的西方经济启蒙经典《国富论》就基于欧洲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商业经验，数十次提及中国经济。因此，中国商业传统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在相互学习、融合，而非老死不相往来。

众多典籍和考古资料都证实，中国与西方的经济交往早在史前时代就开始了。大冰期在距今 1万多年前结束后，亚洲腹地的冰川退去，形成了许多开阔平坦的道路。很快，西亚的小麦、牛羊，中亚的玉石、金属、马匹都被陆续引入东亚，许多东亚特产也走上了西行之路。《穆天子传》记载了公元前10世纪中国与中亚各国交换特产的故事，公元前6世纪的德国墓葬中出土了丝绸，而当时中国是地球上唯一生产丝绸的国家。相比丝绸之路，对先秦中国经济更为重要的则是圆形金属货币的引进。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相继铸造、发行自己的金属货币，如刀币、布币等，它们奇形怪状，不便携带。

商鞅变法时，认为“金生而粟死”，极力主张废除所有金属货币，回到以物易物的时代（《商君书•垦令》《商君书•外内》《商君书•去强》）。这种主张显然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公元前7世纪，今土耳其境内的吕底亚王国制造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圆形金属货币；公元前546年，呂底亚被波斯帝国征服，波斯统治者看到圆形金属货币易于流通的优越性，立即在全国推广，即金币“大流克”、银币“西格罗”等。

随着波斯帝国的扩张，圆形金属货币逐渐从西亚传播到北非、南欧、东欧、中亚各地，直至毗邻中国的今阿富汗等地。与此同时，黄土高原上的秦国也在向西扩张，秦穆公霸西戎、征敦煌，势力已深入河西走廊。公元前338年秦惠王登基后，立即诛杀反对发行金属货币的权臣商鞅，于公元前336年发行圆形金属货币“秦半两”，极大促进了秦国货币经济的发展，一举奠定此后两千余年“外圆内方”的中国货币形制。

与东方各国相比，秦国经济并不算特别发达，币制之所以反而领先，应该是因为秦国地处华西，离已经推广國形金属货币的波斯帝国近，双方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的缘故。先秦时中国就与印度有贸易往来，但从未引入印度传统的长方形板币，而是引入波斯圆币，可见古人的商业眼光。

现代教科书的编纂者大都是在20世纪末完成学业的，那时正是全球化浪潮开始之际。当时，西方世界一极独大，制定了几乎全部政治经济规则，中国的经济教科书几乎全部是对西方经济教科书的翻译和总结；如今，随着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崛起，世界变得多极化，这种多极化并未因互联网的普及而消失，反而因为输入法等信息科技的改善而得以巩固。因此，与教科书的编纂者们相比，他们的学生更加自信，更有创新精神，眼光也更宽广。

在 21世纪初的新一代学者眼中，不仅现实中国充满希望，历史上的中国也不再以一副呆板的面孔示人，而变得多姿多彩。他们发现，现代世界政治经济规则已不再完全因循西方模式，就连以往的世界政治经济规则也未必全然是西式的。回首标志全球化开端的大航海时代，西方人为了远渡重洋与当时占全球经济总量三分之二以上的东方各国开展贸易，既要不断改善自己的商船结构与航海技术，也要熟悉东方的商业文化规则并主动适应。

被誉为“第一位环球航行者”的麦哲伦从未完成过环球航行，他在菲律宾加入土著的内战，以求获得一份对西班牙有利的商贸合约，结果不慎兵败被杀。对东南亚文化，麦哲伦其实相当熟悉：在筹备环球航行之前，他曾经在印度和马来亚生活多年。然而，他这样智勇兼备且具备丰富东方生活经验的探险者稍有不慎便客死异乡，如果仅凭坚船利炮一味蛮干，肯定是行不通的。

西方列強之所以能夠征服并统治大片东方殖民地长达数百年，不仅要依靠先进的军事科技和经济思想，还得依靠许多东方族群的支持，其中就包括明清时期大批下南洋的中国商人——他们下南洋的行动本身，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就不合法。西方列强同样离不开的，是大陆的中国商人，他们代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与南洋中国商人密切配合，将外国商品输入中国，将中国商品输入外国，从而构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坚力量。

说到清朝商人与外国的关系，人们可能会想起曾经几度与外商较量，最终失败破产的胡雪岩，也可能会想起长期与俄罗斯贸易的晋商，或是上海滩上为“洋大人”跑腿的买办。然而，在清朝外贸史上，他们都只是配角。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大部分外贸都由一个特殊的商业集团控制着，他们便是本书的主角——广东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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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摘自：羅三洋（2018）《古代絲綢之路的絕唱 – 廣東十三行》前言·当中国商人掌控世界贸易时，p.1~7（本書目次）

摘自《嘉義金龍文史遊誌》 A1-52

從早期歷史圖繪及古籍細讀，發現台灣平埔族男人比女人更愛漂亮。

除了上一篇撰寫“平埔族男人無鬍鬚？”的內容 顯示，“愛少惡老”而拔除鬍鬚的愛美習俗之外，在髮型方面，女性大都一個髮式：束髮盤頭，但男性卻有四種髮式變化。

郁永河說：以青蒿為香草，日取束髮…。圖檔所見之女性髮型，大都束髮盤頭（圖 1）。

男子的髮型概分四類，第一類為“斷髮鬅鬙”（頭髮剪短後的散亂之意）（圖 2）。

第二類：梳一髻（盤結髮）於頭頂或腦後（圖 3）。

第三類：攢雙髻於左右兩側（圖 1及圖 4）。

第四類：“髮在周圍者悉除之，中留圓頂，剪而下垂，狀若頭陀”（圖 5）。另有一說：狀若頭陀者為內山原住民；或許年代不同，相互影響流行，致有變遷。此外，圖 2及圖 5還有一些類似，奇怪？

如果現代人參考台灣平埔族髮型，營造流行風潮，讓復古美學再現，可乎？！

文獻記載平埔族髮型的內容，主要在 1697年郁永河的裨海紀遊；1717年周鍾瑄的諸羅縣志；1724年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圖檔源於《職貢圖卷》，以及《番社采風圖》。

「隋煬帝朝征流求事件」發生在 607年至 610年。過去的研究皆關注此流求是在台灣或琉球，其實還有更多的歷史現象待我們探索。藉由《隋書》等史料記錄了這個事件，讓我們知道「東海群島」的政治地理區的成立的一些相關事實。

關鍵字：大隅諸島，奄美群島，崑崙船（舶），陳稜，海師，何蠻，朱寬，求訪異俗，通絕域，裴矩，西域圖記，常駿，赤土，貢方物，梵語，慰撫，內附，布甲，夷邪久國，屋久島，浙江金華，崑崙人，鳥了帥，生口，「人形短小。似崑崙」，「深目長鼻，頗類於胡」，真臘，婆利，天可汗。

Podcast 講者甘懷真，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台灣大學中華文化講座教授。史學專業是中國政治制度史、東亞王權與國際關係等。

我們正處在一個鉅變的時代中，歷史正在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向前推進，我們不可能停留在過去，甚至不可能駐足於現代。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中國再起」。於是十九世紀以來的這一波西方（歐美）霸權的全球代浪潮將消退，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重新崛起，將改寫世界新秩序，改變我們的生活。

我們必須重新認識中國，包括歷史中國，且刻不容緩。甘教授在台灣大學推動新中國學中的新中國史研究。這本有聲書是將他的教研成果與各位分享。相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史研究，重新認識歷史中國的關鍵在於中國自古以來如何在一波波的全球化中的非西方重新崛起，將改寫世界新秩序，改變我們的生活。

📍以下節錄自《隋書·陳稜傳》

…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煬帝即位，授驃騎將軍。

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

流求人初見舡艦，以爲商旅，徃徃詣軍中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爲先鋒。其主歡斯渴剌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至低没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

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旣而開霽，分爲五軍，趣其都邑。渴剌兜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栅。渴剌兜背栅而陣，稜盡鋭擊之，從辰至未，苦鬥不息。渴刺兜自以軍疲，引入栅。稜遂填塹，攻破其栅，斬渴剌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

帝大悦，進稜位右光禄大夫，武賁如故。…（wiki 白話解說）

📍以下節錄自《隋書》卷 81 列傳第 46 ·《東夷》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琱刻禽獸。多鬪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為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為帽，其形正方。織鬪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為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為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鐺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為笠，飾以毛羽。有刀、矟、弓、箭、劔、鈹之屬。其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机，鏤為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為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鬪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為隊帥。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准，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箸，長尺餘，鑽頂而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藥枯以為年歲。

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鬢，身上有毛之處皆亦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為蟲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貝為娉，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灸，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釀米麫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杯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舉至庭，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親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為父者，數月不食肉。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

有熊羆豺狼，尤多豬雞，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土宜稻、粱、𢇲 、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楩、楠、杉、梓，竹、籐、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

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鬪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為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

大業元年（605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郤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海南諸國，各有酋長，三佛齊最號大國，有文書，善算。商人云，日月蝕亦能預知其時，但華人不曉其書爾。地多檀香、乳香，以為華貨。三佛齊舶齎乳香至中國，所在市舶司以香係榷貨，抽分之外，盡官市。近歲三佛齊國亦榷檀香，令商就其國主售之，直增數倍，蕃民莫敢私鬻，其政亦有術也。是國正在海南，西至大食尚遠，華人詣大食，至三佛齊修船，轉易貨物，遠賈輻湊，故號最盛。

餘在廣州，嘗因犒設，蕃人大集府中。蕃長引一三佛齊人來，云善誦《孔雀明王經》。餘思佛書所謂《真言》者，殊不可曉，意其傳訛，喜得為證，因令誦之。其人以兩手向背，倚柱而呼，聲正如瓶中傾沸湯，更無一聲似世傳《孔雀真言》者。餘曰其書已經重譯，宜其不同，但流俗以此書薦亡者，不知中國鬼神如何曉會。

番社
台地熟番大小九十六社，每年輸納番餉。社中戶口多者三、四百口，少者百餘口至八、九十口。每社置一土官、四土副，每土副一人名下有公戒二人；猶衙役也。凡徵收錢糧及大小事件，土官掌之。至於生番住社，難以稽查。鳳山相傳七十二社，新修縣志加增三十八社；計傀儡山生番二十七社、琅嬌山生番十八社、卑南覓山生番六十五社。其外臺灣、諸羅、彰化三邑生番，不在此數。

居處
熟番居處，築土為基，架木為梁，複編竹結椽桷為蓋各一大㮼。豎柱上梁畢，眾共擎蓋以升，編茅以覆。每築一室，合社之眾助之。名屋曰「朗」；四圍植桄榔、椰子、䓶竹之屬。貯米另為小室，名曰「圭茅」；或方、或圓，或三、五間，或十餘間，皆以竹草成之。至內山生番，則於山凹險隘處以小石片竹為牆基，大木為梁，鑿石為瓦。寢處以鹿皮，屋中置火爐，無冬、無夏，燃榾柮不令絕。

婚嫁
熟番初歸化時，不擇婚，不倩媒妁。男皆出贅；生女則喜，以男出贅、女招夫也。女及笄，構屋獨居，番童有意者，彈嘴琴挑之。嘴琴削竹如弓，長尺餘或七、八寸，以絲線為弦，一頭以薄篾折而環其端，承於近弰弦下，末疊系於弓面，扣於齒爪，其弦以成音，名曰「突肉」。意合，女出而招之同居，曰「牽手」。逾月各告於父母，以紗帕、青紅布為聘。女父母各具牲醪，會親友以贅焉。既婚，女赴男家，灑掃屋舍三日，名曰「烏合」。此後，男歸女家，同耕並作以諧終身。

夫妻反目，夫出其婦，婦離其夫，不論有無生育，均分舍內什物；再「牽手」出贅。邇日番社亦知議婚，令媒通好，以布帛酒果或生牛二，先行定聘禮；亦有學漢人娶女，不以男出贅者。至漢人牽番女，儀節較繁；近奉嚴禁，其風稍息。生番婚嫁與熟番初歸化時相類。

衣飾
熟番自歸版圖後，女始著衣裙、裹雙脛；男用鹿皮或卓戈紋青布圍腰下，名「抄陰」。惟土官有著衣履者。邇年來漸被聲教，男婦俱制短衫褲，與漢人無異。土官則衣裘帛。男喜簪野花，圍繞頭上，名曰「蛤綱」；插雞羽，名曰「莫良」；猶漢言齊整也。手帶銅鐲或鐵環，以瑪瑙珠及各色贗珠、文貝、螺殼、銀牌、紅毛劍錢為飾，各貫而加諸項，累累若瓔絡。性好潔，男女日一浴；赤體兀立，以瓢水從首淋下，拭以布；或浴於溪。

達戈紋
達戈紋，一名卓戈絞；鳳山邑志云：分以為二，非也。「瀛壖百詠」云：番婦以狗毛、苧麻為線，織成布，染以茜草，錯雜成文，朱殷奪目。或云：系取樹皮細搗摖為線，以織成布。予所見系褐色、藍色，方闊三尺餘，質類布毯，土人又名番包袱。番人織以為衣，土人買之以為衣袱。

番婦
南路鳳山及北路諸羅、彰化，番婦多醜惡；惟住上淡水者甚美，面如傅粉，僅兩睛稍圓為異。居南路者，熟番不供役；居北路者，皆供役，輿夫多番婦為之。

薩豉宜
薩豉宜，鑄鐵長三寸許如竹管，斜削其半，空中而尖其尾，曰薩豉宜，又名卓機輪 (虎尾壠語：tόkkilli)。系其尖於掌之背；番兩手皆約鐵鐲，身行手動，則薩豉宜與鐵鐲撞擊，錚錚有聲。凡番童差役則用之。

咬訂
北路聽差者，曰「咬訂」；又謂之「猫踏」(虎尾壠語 badda)，又謂之「猫鄰」；以番童十二、三歲外者充之。先時，編藤束腰腹使小，以身輕便於奔走。凡遞公文，立稍長者為首，聽通事差撥。插雉尾於首，手系薩豉宜；結草雙垂如帶，飄揚自喜。風起沙飛，薩豉宜叮當遠聞，瞬息間已數十里。

射鹿
番以射臘為生，名曰「出草」。番童十齡以上，即令演弓矢；練習既熟，三、四十步外取的必中。弓取材於竹，密纏以藤；染茜草，其色朱。內山番或以韌木為之。無鞘，不需筋角膠漆；繩紵為弦，漬以鹿血，堅韌過絲韋。箭以堅直小竹為之，傅以翎，翎如漢人之制。鏃以鐵為之。或用鏢槍；槍桿長五尺許，能取物於百步之外。槍舌為兩鉤，形如「个」字。其鋒銛利，將槍套入桿末，桿末小而槍孔稍大，以便槍脫桿便利。系長繩於槍鉤上之孔及桿末，中物則槍舌倒挂而不能出，其桿擺落，長繩糾纏樹木間，番從後尾之，無得脫者。當春深，鹿場草高丈餘，一望不知其極，四圍先掘火坑，以防延燒；逐鹿因風所向，三面縱火焚燒，前留一面，各番弓矢鏢槍並發，圍繞擒殺，鹿積如邱陵。邇來鹿場悉開墾為田，鹿亦漸少；惟於內山捕之。凡捕鹿，番婦不與焉。

番犬
番犬大如黃犢，吠聲殊異。剪其雙耳，以草木蒙密，且多鉤刺，欲其馳驟無挂礙也。能生擒者，曰「生咬」；獨擒者，曰「單倒」。捕獐鹿，發示追蹤，百不失一。價至三、四十千。番人以田犬為性命，時撫摩之，出入與俱。凡鹿捷於犬，然每奔盡一灣則反而顧，故犬及之。予在道憲署，見番犬約重可六、七十筋。

番童
番童頭梳兩髫，謂之「對對」。

土生仔
內地無賴人，多竄入生番為女婿；所生兒，名「土生仔」。常誘生番乘醉夜出，頗為民害。然道署造海船軍需木料，惟生番住處有之，必用「土生仔」導引，始可得；是「土生仔」為百害中一利。

（作者自序：署理臺澎道兼按察使銜、福建補用”臺南府知府”。以上僅摘錄與平埔族群較相關者）

《卷上》有時話題偏離臺灣、論及荷蘭在爪哇：

和蘭與紅毛、高車（印度 Kochi，明稱柯枝）為鄰，而差弱於二國。近紅毛與高車相仇殺，皆求援於和蘭，皆許之，而兩不敢有所助。其紅毛、高車之賈於咬𠺕吧者，和蘭必善遇之。和蘭之來咬𠺕吧 (Kelapa)，必經高車。高車番不甚長大，男子耳貫全環，綴珠；國殷富，通商遍諸邦；有慧識，能辨寶物。

和蘭借地
荷蘭一名和蘭，初至臺灣，借地居之，遂據有其地。「吧游紀略」云：和蘭初賈於咬𠺕吧，亦借地以住；後益熟，遂攻殺咬𠺕吧王。和蘭種類在咬𠺕吧者，不滿四千人，悍鷙多譎計，諸夷懾服。自和蘭抵咬𠺕吧，帆海兩月可到，中國人不得至其國。其吧地有犯罪被流，安置和蘭；或遇赦放回，懼其按志水道，必沿海迂道，經歷所屬番島，五、六月乃達咬𠺕吧焉。

按咬𠺕吧，即系爪哇。其屬最眾，曰萬丹、曰井裡悶、曰三把隴、曰井裡哞哪頭、曰直葛、曰北家浪、曰貳怕嘮、曰爪哇林、曰南望、曰碣勒石、曰四里末嗄、曰望佳煞、曰安悶、曰萬蘭、曰𧒄子蹄、曰瞿港、曰馬臣、曰末留齡、曰牛嶼等島，皆爪哇屬也。和蘭悉愚弄之。性癡拙，貪酒，冒色，無長計，尤嗜鴉片。鴉片土產於和蘭。和蘭法制，國人吃鴉片者，罪死無赦。歲海運數百萬斤於咬𠺕吧，賣與諸番及異國人，以取其貨物；且毒害之。爪哇無男女，皆吃鴉片，故其人悉貧，無厚產，羸懦，怯於戰鬥。咬𠺕吧並於和蘭，不能有所抗，則鴉片為之也。

爪哇之外，又有武兀、烏鬼番、過水諸雜番。武兀性懦馴，殖榖負販，習技自給。咬𠺕吧之俗，屋皆層樓，人居樓下避暑。惟武兀之番，室內架木而處，故俗謂之蜘蛛番。烏鬼番，膚黑如墨，所居之屋，塗以牛糞。性黠，和蘭用以為爪牙。凡查票差役、左右護衛及各處鎮兵，皆此類也。

嘉義縣
嘉邑居中扼，靠山、面海。近山則有南路之茅港尾、下加冬、東南之店仔口，北路則有他里霧、大莆村、打貓街、東北之斗六門等處；近海則有布袋嘴、鹽水港、北埔、笨港等處，均屬通津要衝。斗六、鹽水港、笨港，尤為水陸厄要之區。匪徒出沒嘯集，則莫如東南之店仔口、北路之打貓街。故盜寇之為患，不急於海而迫於山。

* 自序之末段：
“光緒十七年辛卯，欽加二品銜、署理臺澎道兼按察使銜、福建補用臺南府知府唐贊衮撰。”（見聞錄全文）

編註：1503年至 1663年，柯枝先後被葡萄牙人、荷蘭人所統治。四次英荷戰爭（1652~1784）之後，步入衰敗的荷蘭 在 1810年一度被拿破崙併吞。在 1814年英荷條約中，戰勝國英國將拿破崙戰爭爆發前荷蘭人位於美洲、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地歸還給荷蘭；柯枝被割讓給英國以交換邦加島，最遲到 1809 年英國在 Cochin（科欽）王國建立宗主權 (paramountcy)。

作者說紅毛與”Kochi 番”相仇殺，都向荷蘭求援。而兩國商人到當時的 Batavia 都受荷蘭人歡迎。紅毛是指英國人嗎？

參考：南溟網《清代前期吧地華僑游記概觀》(陳佳榮參加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 2015年北京年會“華僑與中外關係史”學術會議論文
(2015-10月16-18日)；列舉 10 篇著作)

第三節 小結

本章透過對 VOC 檔案以及 17世紀臺灣古地圖的比對分析，詳細考證出 Favorlang 村社的可能位置，並且對於所引用檔案記錄之間的矛盾與記錄中可能的問題一一進行討論。

在研究的過程當中，耙梳了大量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從中尋找可以趨近或指向 Favorlang 位置的所有材料，重新謄抄、翻譯，並仔細校對原檔案與譯文的差異，務求翻譯精準。

由於檔案中對於 Favorlang 位置的說明均使用相對位置，用於比較的基點本身也是需要考證的未知地點，因此路線不甚清楚，難以指歸；爲使 VOC 檔案中的記載可供應用，筆者耗費大量時間收集分散在歐洲各國檔案館、圖書館中的 17世紀東印度公司繪製的臺灣地圖及海圖，一一過濾有否記載 Favorlang 的位置，將尋得之地圖中 Favorlang 的區域清楚呈現並解讀，以精確之儀器測量圖面地點之緯度，並以球面投影求取兩地點之間距離，裨供與 VOC 檔案記載之距離互相比較使用。

經過校正地圖座標及比例尺後，取得 Favorlang 之緯度，並且配合 VOC 檔案中「魍港至 Favorlang」距離，詳細查考 17世紀使用的距離單位，本研究終於考訂出荷蘭時代 Favorlang 村落之位置中心，位於濁水溪南岸，今日崙背、臺西、褒忠、東勢交界處一帶。

用於 Favorlang 位置考證的材料，皆出自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及海圖中，筆者繼續討論這些文獻紀錄，要如何與其他時代的文獻互相連結的可能性。由於荷蘭時代之後的漢文史料中，此地區為「南社」及「猫兒干社」的社域，因此運用四張清初官方輿圖中的紀錄，詳細討論河川與聚落變遷的諸多問題，並且首次以實際案例，揭示 VOC 檔案中地名、河川名，如「Heyaukan」以及「Bonsipin」等地名之考證，以及如何運用清代以降的文獻資料，佐證研究臺灣更早期的歷史狀態。

最後，筆者以 Favorlang 語語法結構，解釋了 Favorlang人的另一個稱呼「Temnern」乃是自稱，出自 Favorlang 語的「de errenerren」，並且與當地地名「黃地崙」有關，「黃地崙」可能也屬於 Favorlang 人的活動範圍之內。

本章證明，Favorlang 在清代應稱為「南社」，與「猫兒干社」有很密切的關連，使用了大量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並且進行迄今最詳盡的討論，考證出較之前輩研究更為確定之 Favorlang 社所在位置，希望對於後續的研究，能提供一個非常翔實完整的堅固基礎。

* 將 VOC 檔案中的公里數與 17世紀臺灣地圖作比對，以「德哩」計算的距離和以古地圖緯度差計算的距離相當一致；逐步推導至此，我們擁有數個不同來源的資料，可資證明 Favorlang 的位置：我們知道 Favorlang 位在魍港北方大約 44～55公里處，無論魍港的位置在臺南縣北門或是嘉義布袋，Favorlang 的位置大約可以定位在雲林縣的麥寮、崙背、褒忠、東勢一帶。經過非常繁複的論證，VOC 檔案中的記載可以佐證 2張古地圖中的緯度推算，結論應該相當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