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1999《台灣原住民傳統服飾》小册 p.14~15

台灣原住民屬廣布於太平洋地區之南島（Austronesian，或稱馬來-波里尼西亞（Malayo-Polynesian ）） 語族的一支，族群種類繁多。其中較早與漢人接觸的平埔族，主要原居地在西、北、南，以及東北海岸平原、盆地一帶，大致上又分為凱達格蘭（Ketagalan）、噶瑪蘭（Kavalan）、道卡斯（Taokas）、巴則海（Pazeh）、拍瀑拉（Papora）、巴布薩（Babuza）、和安雅（或洪雅，Hoanya），以及西拉雅（Siraya）等群。

另外，過去通稱為「高山族」、「山胞」或「山地人」的群體，包括有大部份分布在北部地區的泰雅（Atayal，在花蓮和南投一帶自稱 Serjiek
者，有不少人認為與泰雅不同，而應另成一「太魯閣族」、「德魯固族」或Serjick 族〔部分族人延用「賽德克」一譯稱〕）、賽夏（Saisiat）二族，中部的邵（Thao，有部分學者認為該族應為平埔族的一支，但邵人從不承認自己為平埔族）、布農（Bunun）、鄒（Tsou，居處於高雄縣境的群體自稱為Kanabu和Saalua）三族，南部的魯凱 （Rukai）、排灣（Paiwan）二族，東部的阿美（Amis）、卑南（Puyuma，有些部落自稱為 Panapanayan）二族，以及在蘭嶼島上的雅美（Yami，今有部分族人主張正確的族名應為「達
悟」Tau）等十族，總計人口為390,244人（1997 年的統計，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提供）。

曾經的”九族”中，Atayal（泰雅）、Bunun（布農）、和 Tsou （鄒）三族之名稱，原義爲「人」。Paiwan原本是「山地」的意思，該族久居於大武山附近的山區，因此就把Paiwan拿來當作共同認同的指稱。Rukai（魯凱）族人自稱Tsorisen，其義爲「山地人」；Puyuma（卑南）又名Panapanayan，原爲阿美族稱「客人」及排灣族稱「他族人」之義；Amis（阿美）自稱Pangtsa，有「蕃人」的意思，卑南族人稱「北方」為"ami。Yami（雅美）為日人鳥居龍藏於明治三十年（1897）第一次赴蘭嶼

該島調查後的報告中，首先使用。然族人自稱 Tau，其義爲「人」。惟原稱法通行數十年，已然約定俗成，所以學術界仍多採用之。不過，近年來，族人已有將雅美之名改爲「達悟族」的聲音出現。蘭嶼另名紅頭嶼。「紅頭嶼」一稱最早出現在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 黃叔璥所著的《台海使槎錄》一書中。國人一直習用此稱。而歐洲人又稱 pBotel Tobago，在更早於1622年，西班牙已測繪於古地圖中。1946年11月24日，省政府以該嶼盛產蝴蝶蘭，始改名爲「蘭嶼」。
九族的說法至今仍最爲普遍，不過在學術界或族群間，有愈來愈多人支持十族（加上邵族）或十一族（再加上太魯閣、德魯固、或賽德克族）、或十二族（再加上平埔族或噶瑪蘭族）、或更多族（若將近來進行復振運動的凱達格蘭、馬卡道［原被認為西拉雅的一支］、及噶瑪蘭等平埔各族分別視之的話）的說法，目前尚無定論。例如中央政府的「原住民委員會」雖仍只承認九族，但地方政府如台北市所屬的「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則安置有邵族和賽德克族的委員職位。

以下「族群分布」僅摘錄
平埔（Pingpu 或 Peppo）族：

主要原居地在台灣西、北、南、及東北海岸平原、盆地一帶（插圖0•1），清代中葉以後陸續有部份族群成員遷徒至花東縱谷與海岸地區，與漢人的接觸較早。從日治時期伊能嘉矩開始，平埔族的分類有九族、或八族之說，近代語言學者土田滋與李壬癸根據語言上的研究，又有十族、十二族或七族十四支的看法。

摘自：1999《台灣原住民傳統服飾》p.10~11

在人類學的界定下，服飾屬於物質文化的一個範疇，它是人們生活上不可缺少的必需品，除了禦寒、保護的功能之外，亦具有美觀的作用。台灣原住民的服飾不僅具有上述三項功能，更蘊涵傳統藝術（或稱原始藝術、族群藝術或部落藝術）的特質，同時也傳達了族群認同方面的意義。

物質文化所具有的社會意涵，似乎較少為人所注意，因為它的具象性與實用性特質常會讓人忽略了外相內部的深層意義。服飾本身具有以下六項屬性：

第一、它顯示了社會階層以及特殊身分或事蹟的意涵。例如排灣、魯凱二族，傳統上唯有貴族可穿戴華服，並施以特定的花紋；鄒族的男子在獵得山豬後，可將山豬獠牙做成臂環，在節慶祭儀時穿戴出來，以顯示其勇士的事蹟。

第二、它與社會組織的組成原則息息相關。例如泰雅女子必須習得織布才有資格紋面並成家；而阿美、卑南二族有年齡階級之分，不同層級必須穿戴不同服飾。

第三、它具有男女分工的特性。例如男子負責織布機的製作，而採麻、處理麻線則男女共同合作，但在女子織布過程中，男子忌觸織布機，也不能跨越其上。

第四、它反映了文化接觸所造成的社會變遷。例如日治時期以前，大部分的衣服材質，均為自織麻布，後來才大量使用由日本或大陸進口的棉布和印花布，晚近，更以化學纖維取代所有材料，這顯然是一種順應環境所產生的變化。

第五、它是族群認同的重要表徵。自三百多年前，漢人大量進入台灣後，原住民文化受到相當大的衝擊，服裝方面逐漸漢化，但在某些特定節慶祭儀上，仍繼續笌戴傳統的服裝，充分表現出自我族群的認同。

最後，它具有傳統藝術美學的意涵。基本上，服飾的色彩、圖案及形制，均符合對稱、律列、均衡的原則，並多據此呈現出獨特的風格。

本書以圖說的方式，簡要地呈現出各族服飾在生活中所具有的藝術美學與所代表的社會意義，冀使讀者從服飾上進一步了解原住民各族的文化。服飾不僅代表個人，更突顯出特定的族群形象，它與台灣大社會的時代變遷有著密切的關係，值得我們認識並重視。一般來說，原住民的服裝並未因漢化或現代化而消失，反而由於節慶習俗的繼續維持，使得它得以不斷傳承並表現出嶄新的文化意義。本書以保存原住民文化，並記錄其服飾特質為目的，期能達到推廣與教育的功能。

參考：台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

周璽（1832）《彰化縣志》描述地織機：「規木虛其中，圍三呎許，函口如槽，橫竹木桿於內，卷舒其經，綴線為綜，擲緯而織達戈紋粗布。」

摘自：1999《台灣原住民傳統服飾》小册 p.20~25

平埔族群的分類目前尚無定論，一般多分為凱達格蘭（Ketagalan）、噶瑪蘭（Kavalan）、道卡斯（Taokas）、巴則海（Pazeh）、拍瀑拉（Papora）、巴布薩（Babuza）、和安雅（或洪雅，Hoanya），以及西拉雅（Siraya）等族。主要分布在台灣西、北、南及東北海岸平原、盆地一帶，與漢人接觸較早，因此在服裝上受漢式服裝的影響很大，不過，文獻上對該族群服飾的描述卻相當有限。

在二、三百年前，平埔各族素以善於紡織與刺繡著稱，其中尤以位於埔里的巴則海族之織物最為精巧美麗（圖版 1.1），較之泰雅、排灣二族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以苧麻為主要材料，夾織各種顏色的毛線，並以獸毛、木斛草等作為紋飾。在冬天，則穿著樹皮編織成的背心。

噶瑪蘭族人大都用樹皮或香蕉樹幹抽絲，再與麻線混織成禦寒與蔽體的衣服。他們與其他原住族群一樣，都曾使用過或還在使用移動式水平背帶織布機。族人僅於節慶儀禮時才穿著精美的服飾，平時或田間耕作時，男子大部分皆裸體，或是圍一前遮片，而女子亦圍一布裙。材料以麻線、棉線及木斛草皮為之，在羊毛線未輸入前，族人常以茜草作染料，染於麻線上使成紅色。男子除了對襟無袖短上衣或長上衣之外，還有對襟有領長袖長上衣，在袖口、領口或背面施以夾織花紋或刺繡片，紋樣以幾何形紋為主。

不論男女，在工作時皆使用套袖，做法係將夾織以紅毛線及藍棉線紋飾的白麻布縫成一長筒形，中段開口以便手臂穿入。穿著方式，與阿美、泰雅二族相似，先穿背心再穿套袖。

平常所戴的頭巾（圖版 1.2），一般多為一種雙重布製的長方形帶子，以藍、黑色的麻或棉布斜接而成，帶子兩端各縫接以一段繡有複雜幾何形花紋的黑布，再用白、紫、紅三種色線以直線繡法繡成，其中以八瓣花葉形紋最為常見，另也有菱形、幾何形或卍字形紋，有的頭巾會在兩端綴有紅、白及藍色毛線製成的球狀流蘇。另有一種是寬幅較大的長方形帶子，僅在兩端施以多彩色線的十字繡及直線繡。女子常盤髮，再用頭巾包覆起來。

西拉雅族人常用黑布腰帶（圖版 1.3），兩端繡有紅、藍、綠、紫、白及黃等色的花紋布段，邊緣再綴以紅、藍及白三色毛線紮成的球狀流蘇。

巴則海族則習用白麻布腰帶，兩端夾織以紅、深藍、紫紅麻線及木斛草皮的花紋，以紅色麻線緄邊，花紋有星形紋及菱形紋等。此類繡以各色花紋的腰帶，大致為參加節慶儀禮時穿用的。

女子上半身著以右襟長袖扁圓形領短上衣，肩部與身部為黑色，下襬淺藍色，袖部為藍色。領口及袖部均繡以花紋，袖部花紋是繡於袖筒內部邊緣，穿時袖口向上捲，花紋即露出，無釦子，僅以白色綁帶繫於兩側及腰部。下身圍一單片式裙子，並有一對護腳布，布上端二角各有一綁帶，用以繫於小腿間。披肩（圖版 1.4），是一種長方形布，形如袈裟，在左右上角有二綁帶，其穿法是從右腋下向左肩披上，再將二綁帶繫於左肩上。

各族衣服所用的顏色以白色（麻線原色）與黑色兩種為主，但織繡花紋的色彩則以紅色最為常見，其他顏色依次為藍、綠、紫及黃等色。直線繡大多以藍色為主，偶有紅、黃、黑、棗紅等色。紋飾多為幾何形花紋，如八瓣花葉形紋、卍字形紋、人形紋、似雷紋、八卦圖形紋等，亦有寫實性花紋出現，如鳥、動物及花草等。一般會先在方形布上施以各種刺繡花紋，作為樣品（圖版 1.5）。到了近代，族人也將刺繡花紋如八瓣花葉形紋及一些幾何形花紋運用在拜拜的桌裙、婦女胸兜、及劍帶上面。

裝飾品方面，婦女們非常懂得使用各種天然物質，製造出包括頭飾、耳飾、額飾、胸飾，以及手鐲等的飾物。其材料則以瑪瑙珠、螺錢、豬牙，以及其他珠飾為主。和安雅族人喜穿耳，以竹圈當耳環，後來愈戴愈大，甚至大到垂肩，以圓形木片或老螺錢當耳環。傳統上，少年均穿耳，並掛耳飾，直到婚後才除去。男女盛裝時會繫各種美麗的頭飾及額飾（圖版 1.6）。

平埔各族群文化，在台灣至少已延續了數百甚至千年以上的歷史，其文化的豐富性及對台灣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可惜在服飾上消失的較為快速，難以留給人們深刻的印象。

法籍士兵莫里涅爾（M.de la Morinière）記述了親身經歷：

福爾摩沙也時常出現可怕的狂風暴雨：1656 年十月七日發生了一場極其猛烈的暴風雨，島上最年長的耆老們都說他們不曾見過那樣的景象；那是我被派到當地第 15 個月的事。

那天我們人在海岸附近一座小島上的前哨站*，距離我們的熱蘭遮堡有五里。儘管哨所建在一座小丘上，平時海潮漲到最高的時候也不會淹過來，但當天我們還是面臨了極大的危險；傍晚四、五點的時候，海水開始漲潮，同時強烈北風吹起，天空是一片黑壓壓的雲層，不時閃過雷電，預示猛烈的暴風雨即將到來。後來大風轉往東吹，帶來一陣暴雨，雨勢越來越強，海水也越漲越高；晚間九點到十點之間，狂風把我們駐守的房子刮走，我們被迫躲進位置比較低的小廚房。

我們也有一艘小艇，不過沒法保住它，海水以驚人的速度繼續漲高，幾乎淹到我們所在的地方，令我們非常訝異；我們深怕海水切斷進路，只好立刻回到小丘上；我們很快就被大水包圍，在漆黑的夜晚中，想不出任何救命的方法。狂風暴雨猛烈到全體人員不得不緊緊抱在一起，以免被風吹走；我們就這樣在小丘上待了一整夜。大海包圍著我們，我們眼看我們待的這小片土地一直縮小，大塊大塊的泥土在巨浪沖激下不斷往下崩落；後來我們剩下一個只夠我們這小群人容身的空間，等著腳下的一切隨時坍塌；整個夜裡，風向一直在改變、陸續從不用方向吹來。海水則從傍晚五點一張漲到清晨五點，然後才開始往下降，強風也在同一時間停止。

我們回到大員才知道，那天夜裡有兩千多人被大水淹死，漢人的帆船全被吹到斷裂沉没。港內停了兩艘大船，其中一艘被吹翻全毀，另一艘被迫砍斷所有桅杆，這是不曾在任何海港中見到的景象。堡壘因為只是是建在沙地上，也遭受嚴重損壞；第二天，我們忙著掩埋被丟在海邊的屍體；我方死了一百五十人，漢人也死了很多。

在港口對岸的海邊，距離台灣一個火砲射程的地方，原本有一座角面堡**，是三十年前建的，城牆厚度超過 20尺，結果竟在風雨中連同裡面的所有人被沖進海中。福爾摩沙島的居民從不曾看到大海漲到像那天夜裡那樣高。市區嚴重受創，倒了很多房屋。

* 菲利辛根（Vissingen）砦堡，位於台南北門一帶。
** 即澤堡（Zeeburg）砦堡，位於現今台南市安南區四草大眾廟正後方。

• 莫里涅爾也記述了前一年發生的台南冬震。

「急水溪因而改道，自“舊廍”南下“鐵線橋”，在東南方轉灣流向西南，經“中庄”… 內連桁”，北匯於“蚊港”入海。 “威裏”之南為“內連桁”與“急水溪”會，又南為倒風港， 倒風港之水分三港：北為“鐵線橋港”，港水入至“打鹿歭”止，南為 …」

發現台灣－魍港沿革簡介
文/讀者投稿　蔡隆德
錄自2000年8、9月1日出刊的《布袋嘴文化月刊》

（上）
《明史》〈兵志〉「方國珍、張士誠餘眾逃竄沿海島嶼間，勾倭為寇。」；〈日本傳〉「明興，高皇帝^（註一）即位，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人入寇山東濱海州縣。」〈食貨志〉、〈朱紈傳〉、〈日本傳〉自世宗嘉靖皇帝即位以來，施行海禁，盡撤天下鎮守中官^（註二），併撤巿舶^（註三），促成海盜走私猖獗，而濱海奸民遂操其利。朱紈數謄疏於朝，顯言大姓^（註四）通倭，以故閩浙皆惡紈。紈既黜，海禁復弛，亂益滋甚，大奸汪直、徐海、陳東、麻葉崛起，倭聽指揮，誘之入寇。於是，海中巨盜，遂襲倭服飾、旗號，並分艘劫掠中國內地，無不大利，而海上及濱州縣竟無寧日。

〈日本傳〉「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因此魍者，斯為失意政客，飄然無依，勾倭為寇，及國際秘密通商交易之最佳據點。故《淮南子》〈覽冥〉「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莊子》寓言中，魍港似乎影外之微陰，海賊之窟宅也。〈吳桂芳傳〉、〈雞籠山傳〉四十四年（西元1565年）初，降賊吳平既撫復叛。秋，平溺死，其黨林道乾復窺南澳^（註五），已，道乾懼為賊所併，又懼官兵追擊，揚帆直抵浡泥（今印尼）攘其邊地以居，號道乾港。東番^（註六）既遭焚掠，乃避居山，然海賊恃鳥銃長技^（註七），東番獨恃鏢，故弗格。忽，中國漁舟從魍港飄至，遂往來通販以為常，魍港地位，為近古文獻史上第一次出現於政治舞台上。

〈張元勳傳〉、《萬曆實錄》明神宗萬曆二年（1574年）初，潮州海賊林道乾之黨諸良寶既撫復叛，襲殺官軍。三月，廣東總兵張元勳火攻賊窟，斬首一千一百餘級，其黨林鳳擁兵萬人奔閩，為官軍追擊。十月，林鳳從澎湖往東番魍港。三年，復寇閩海，鳳敗走入廣東，留賊船於魍港為窟宅。三十年十二月，都司僉書沈有容渡台大破海寇。

有此一說「清朝稱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月津（今鹽水鎮）、五笨港（今新港鄉及北港鎮）、六寶斗（今北斗鎮）、七北投（今南投巿）」；「明朝稱一魍港、二加老灣（今七股鄉國姓港）、三大員（今台南巿安平）、四堯港（位於茄萣鄉）、五打狗嶼（今高雄巿）、小淡水、雙溪口（位於白河鎮）、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誠哉斯言，參軍陳第隨舟師剿海寇，撰《東番記》、《舟師客問》，由所記事亦可知其然也。

熹宗天啟元年（西元1621年），鯤身王顏思齊、鄭芝龍率金蘭兄弟恭請湄洲媽祖金尊據魍港，鎮撫土番，分汛九庄十三寨（或曰十八寨）於魍港內海沿岸墾殖。魍港天妃廟^（註八），前臨大海、後控青山（林投山）位於魍佳半島^（註九）北端，魍港內海西側，東西臨海，與冬港（今布袋鎮東港里）、北鯤身島隔海相望。小丘上，樹林青籠成峰，中有闕口，故謂青峰闕，俗名青峰關。

明天啟四年（西元 1624年）荷蘭人入據大員，荷蘭人懼中國、日本佔據魍港；守備遊擊鄭芝龍^（註十）於閩浙征戰，雖一時無暇顧及，荷蘭人亦懼鄭捲土重來，大員揆一總督於西元 1634年（明思宗崇禎七年）上書巴達維亞總督^{（註十一）}催築城魍港以守，二年後乃築城、設砲台，是為魍港堡、佛立辛根堡、青峰闕砲台（荷據時期記述）。西元 1660年（南明永曆十四年），大員總督揆一聞延平王鄭成功欲襲台灣，乃儲存軍火戒備，及禁止船貨出口，驅逐魍港漁船，漢人聞風，即紛紛返國。隔一年，四月初一，鄭成功舟師入鹿耳門。四月十二日成功親臨魍港，相度地勢及砲台設施，改名蚊港。《清史稿》〈施琅傳〉清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密陳鄭經負嵎海上，宜急攻台之召，詣京師，上詢方略「襲南路打狗港、北路蚊港、海翁窟（台江內海）。」足證蚊港政治、軍事價值。

（下）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歸清後，蚊港地區分為東區虎尾寮；西區茄藤頭港。綜其高拱《臺灣府志》水陸營制、道標營制之分防、輪防官兵人數，先後次序比較。第一：水師中營輪防鹿耳門汛，千總一員，步戰守兵二百名，戰船二隻。第二：北路營分防半線（今彰化巿）汛，千把一員，步戰守兵一百七十名。第三：水師中營分防大線頭（今布袋鎮好美里內）、蚊港二汛，千把一員，步戰守兵一百五十名，戰船二隻。〈賦役志〉水餉，先後次序比較，第一：北線尾港徵銀二百二十三兩；第二：茄藤頭港徵銀一百六十九兩三錢四分四釐；第三：鯽魚潭徵銀一百六十兩。

陳夢林《諸羅縣志》四十三年水陸防汛，先後次序之比較，第一：陸路諸羅縣防汛，駐防北路營參將一員，隨防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目名四百八十名。第二：水師蚊港防汛，輪防安平協中營遊擊，守備一員，隨防千把總一員，目兵一百八十名，哨船三隻，設砲臺三，煙墩（註一）三，望高樓一，內分北門嶼、馬沙溝、青鯤身三汛。第三，陸兵半線防汛，分防北路營守備一員，隨防把總一員，目兵一百七十名。

綜其先民開發台灣，蚊港地略要地，經濟上為漁場經濟區，從倒風內海出口，與外海洋流（黑潮支流）匯集，漁業發達；軍事上為軍事基地，蚊港位於魍佳半島北端，地扼倒風內海咽喉，為明鄭天興、清朝諸羅縣治佳里興（今佳里鎮佳里興庄）門戶。因此，漳泉邊民經澎湖入倒風內海，海面風平浪靜，沿岸猴樹港（今朴子巿）、冬港、汫水港（今屬鹽水鎮）、鹹水港、鐵線橋（今屬新營巿）、茅港尾（今屬下營鄉）、麻豆港、頭港仔（今學甲鎮舊頭港）、內連桁、威裏（今北門鄉新圍）各港出入所必由。內海農業、畜牧、漁產、經濟貿易繁盛，為近古國際舞臺，中國、日本、南洋、西歐航運必經之地。

清乾隆五年（1740年），大風雨，鹹水港尤烈，急水溪改道，洪水毀魍佳半島內連桁出口入海，蚊港遂為外海孤島，直到清同治年間蚊港航道淤積，人口外流，港巿終至衰微凋落，昔日繁榮，一變而為歷史陳跡，蚊港地位遂被布袋嘴港取而代之。

民國二十三年，風颱，八掌溪改道，洪水毀林投山，由南方出口入海，三十五年，行政區域改制為臺南縣布袋鄉好美村。三十九年，改制為嘉義縣布袋鄉好美里。六十一年舊曆十月二日，太聖宮重建動土。六十五年，媽祖誕辰之日入廟安座。廟內俸祀開基明朝媽祖，李府千歲、程府千歲、九龍三公魏天忠、令公爺（疑似令狐爺）、尹府千歲。

八十三年十月十六日，成功大學史學教授石萬壽，發表魍港媽祖為湄洲來台最早媽祖神像，引起宗教界及地方人士高度關切，經立法委員曾振農、秘書葛俊人協助，積極聯繫台灣省文獻會、教育部，一致鑑定為明末典型媽祖神像。魍港媽祖又稱衙門媽，又有割肉治病之稱，凡急難病症，經童乩指示，將媽祖座底剔一薄片，和藥服，無不神效。因此，媽祖底有此窟窿，可見媽祖慈悲，得來信徒割肉療疾之感恩。

註一、高皇帝：即明太祖朱元璋。
註二、中官：宦官，明朝時也稱太監。
註三、巿舶：巿舶司，即今港務局或海關。
註四、大姓：官吏與仕紳。
註五、南澳：廣東省潮州府南澳縣，亦為一島嶼。
註六、東番：稱地，則指台灣島；稱人，則指台灣原住民，應指平埔族人。
註七、鳥銃長技：指葡萄牙人東來傳來之火鎗。
註八、天妃府：即今布袋鎮好美里之魍港太聖宮，清康熙23年媽祖被冊封為天后，之前僅被冊封為天妃。
註九、魍佳半島：魍港到佳里興之半島位於倒風內海西側。
註十、鄭芝龍：明末海盜出身，於明思宗崇禎元年受明朝招撫授以守備遊擊一職。
註十一、即今印尼國都雅加達，印尼當時為荷蘭殖民地。

四社熟番的大滿族（Taivuan）或稱大武壟族。 「四社熟番」指稱的是玉井盆地的平埔族群，通稱為大武壟亞族或稱大滿族，俗稱「四社熟番」或「四社平埔」；四社指頭社、宵裡、茄拔、芒仔芒社。約在乾隆初期，漢人及西拉雅人大舉入侵大武壟盆地，大部分四社平埔住民不得不放棄本來居地，向東遷徙，開始進入楠梓仙溪及荖濃溪兩流域，重新建立部落，從而又壓迫了原居之鄒族「四社番」向東遷往荖濃溪上流山區；而所謂的鄒族四社番，即美壟、排剪、塔蠟袷、雁爾四社。這些社群的遷徙在乾隆年間已大致完成。

　　康熙61年（1722年）黃叔璥在《臺海使槎錄》對玉井盆地的四社番有這樣的分類：「北路諸羅番四，大傑巔、大武壟、噍吧哖、木岡、茅匏、頭社、茄拔、霄里、夢明明。」除大傑顛外，其餘各社皆在玉井盆地。而盧嘉興的記錄，在玉井盆地的「四社熟番」包括有：大武壟頭社、噍吧哖社、大武壟二社、茄拔社、芒仔芒社、宵里社、芒明明社、木岡社、芋匏社（應在在新港社群討論）等社。簡介如下：

　　（一）大武壟頭社：大武壟頭社亦稱大哖年，一般認為大武壟頭社為今鹿陶（玉井鄉中正村及竹圍村），非大內鄉之頭社。

　　（二）噍吧哖社、大武壟二社：噍吧哖社，其舊址在今玉井鄉玉井村北極殿廟北，且噍吧哖為四社番的故地。四社番之屬社被西拉雅族侵占後，多化為熟番，而噍吧哖社尚有山番的特質，故稱曰歸化番。從續修臺灣府志番社條諸羅縣記錄：「大武壟頭社縣東南六十五里，二社縣東南八十里，噍吧哖社縣東南七十里，噍吧哖街距縣八十里」可以瞭解噍吧哖社在大武壟頭社之南。而大武壟二社則在噍吧哖社之南，且和噍吧哖街同在縣東南八十里，從噍吧哖街之地名可以發現當時已有相當多漢人進入噍吧哖社開墾，集結而成街市。當時的大武壟二社及噍吧哖街、噍吧哖社合併後總稱噍吧哖。

　　（三）茄拔社：茄拔社，在今楠西鄉楠西村；楠西原名茄拔，1920年改稱楠西。因善化鎮東邊也有一茄拔村，所以一般稱善化東邊為「外茄拔」，而楠西就稱為「內茄拔」。茄拔社灣丘地區保有阿立祖（太祖）信仰文化，灣丘尚有一公廨。

　　（四）芒仔芒社：芒仔芒社，其舊址在今玉井鄉三和村，尚留有芒仔芒舊地名，及芒仔芒埤。荷蘭文獻曾留下Voungo、Voungor的社名，指稱的就是芒仔芒社。西元1650年，荷蘭人的資料顯示，芒仔芒社戶口數19戶，人口數121人，屬於小社。到了道光年間芒仔芒社才劃歸臺灣縣管轄。其地經西拉雅族侵占後，原住民遷徙至高雄縣六龜。

　　（五）宵里社：宵里社，舊址在今玉井鄉豐里村口宵里，也和其他「四社番」一樣，在乾隆初期，因漢人及西拉雅人進入大武壟盆地，宵里社也受到壓力，部分社民不得已放棄原居地，向東遷徙，進入楠梓仙溪及荖濃溪兩流域，重新建立部落。

　　（六）芒明明社：芒明明社，也稱芒明，後改為望明，舊址在今玉井鄉望明村，與東南邊之芒仔芒社關係密切，因後堀溪南岸富饒，清朝在芒仔芒社也設有一社倉，也引來大量漢人的開墾，所以村中之振安宮供奉主神已是媽祖，西拉雅人的傳統阿立祖祀壺信仰反而已不復見，對所謂「四社熟番」則很少人知。在望明村還有一名「貓兒干」的地方，其地名應為「四社熟番」所留下之舊地名。

（七）大武壟派社：乾隆年間，原居於玉井盆地的四社熟番，因西拉雅人的遷徙占居，大部分往高雄縣楠梓仙溪流域遷徙，有一部分人則往北越過烏山嶺，再翻越六重溪南側的桶頭山與大凍山等山嶺，到達哆囉嘓*社東邊的山麓，也就是六重溪一帶開墾，又稱大武壟派社，今行政區屬白河鎮六溪里。六重溪本來尚存有一顆「嘉義縣正堂給大武壟派社通事」圖記，這是六重溪稱為大武壟派社很好的例證。

參考資料來源：【臺灣原住民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網路版】（已退役）
臉友”東方司馬”補充：大武壠社（大武壠語：Tevorang、Tivorang、Tivorangh、Tefurang）如以馬來語來拼音tabu-lang，意思跟“老鷹一樣，神聖不可侵犯”。但如以 tev-orang 來解釋，orang馬來語是“人”的意思。tev 跟tibet 音很近，現代是指西藏人，tibet 音在西藏語的意思是“高原”，所 tevorang意思是“來自高原的人”。大馬馬六甲州華人先賢沈慕羽先生說馬來人、爪哇人、台灣部分平埔群⋯都來自於喜馬拉雅山脈東部山區。大武壠族原意思是“高原族”，是高海拔平埔族。這高原族祖先來自川藏高原可能性很大，東渡後變成台灣平埔族一支。

大武壠社部分族人從玉井遷移到高雄甲仙及六龜區，六龜這個地名可能也是太武壠語（藏語）來的。六龜音近藏東語“瀘沽”，意思是“山溝或山谷”，如果以“六龜”音近馬來語 laku，用 laku 來解釋眼前這土地時，是“雖不完美，但可以使用“。laku laku 是布農族人對荖濃溪的稱呼，意為「兇猛不定的河水」（如以藏語來解釋 laku laku是穿梭在山谷間的河流或是跟岡仔林（柑仔林）一樣，是交換生活用品的地方），但laku laku 在布農族語另一意思是”溫泉“。

比起六龜，甲仙就不一樣，“甲仙”音非常近馬來語、爪哇語 kacek，意思是“美麗的”，甲仙意思“有山有水有田風景秀麗、甲仙境的地方”。

噍吧哖社（大武壠語：Tamani、Tapani；臺灣話：Ta-pa-nî）又名礁吧哞社，為一大武壠族部落。tama-ni 在馬來語意思是 “這是排第一或這是正確的”，噍吧哖社以tamani 來解釋是”No. 1 排第一名的社，頭社“ 。日漢文“玉井”讀音”tamai”音近“tamani “，所以把噍吧哖（tamani) 社名地名用”玉井“代替。

木岡社（台語 木公社）馬來語音 mukan，意思是“臉“，木岡社意思是“有頭有面的社（公明正大，可以見人）的社。

芒而芒社是什麼東東？猴子的馬來語是 monyet（芒呀，芒而），簡稱就是 mon(芒），所以芒而芒社意思是“我們手腳跟猴子一樣靈活的社“。芒而芒社部分族人遷到宜蘭後就稱猴猴社，芒而芒社的隔壁就是夢明明社（芒明明社），明明音近馬來語minggir，意思是“靠邊站或是滾一邊去”，那“夢”或“芒”是”猴子“，所以夢明明社（mon -minggir) 意思是“跟我們比比手腳靈活，猴子還要靠邊站”。哈哈！是不是夢明明社在吃鄰居芒而芒社的豆腐？

芒而芒社跟夢明明社因是小社，容易受墾耕（美其名叫開荒）漢人排擠，最早拔社他遷，一個遷到葛瑪蘭變成漢名叫“猴猴社”，一個遷到崇德，漢人記為崇爻社，被阿美族形容跟猴子一樣靈活，後來跟泰雅族通婚廝混，變成忘掉大武隆語的太魯閣族。

芋匏社更神奇了，一堆台灣學者根本搞不懂什麼意思。馬來西亞白咖啡，很多人都喝過，最有名當屬於生產發源地”怡保“正宗白咖啡。芋匏的音跟”怡保“是不是非常接近，那芋匏（怡保）又什麼意思？芋匏是一種桑科的有毒植物，一般稱為箭毒木，海南人稱為“見血封喉樹”，這種植物在馬來西亞馬來人就叫怡保 (Ipoh)，當然他們台灣遠親也是叫怡保（芋匏）。在網路上或 discovery 頻道上，我們可以看到，熱帶亞洲&大洋洲的土著，把芋匏的汁，圖在箭頭上，用吹箭或射箭方式來獵殺動物。所以芋匏社意思是“我們很毒的，不要惹到我們的社“。

* 哆囉嘓社（doroko、doreko）的居民為臺灣平埔族群中的羅亞族，社址位於今臺南市東山區的東山里、東正里、東中里一帶，其社地範圍在今東山區與白河區（仙草里、河東里、虎山里）一帶。1636年1月24日荷蘭東印度公司有兩名代表拜訪，受到熱烈歡迎。
清康熙年間，該社社地逐漸贌給漢人開墾，而在康熙廿四年（1685年）該社駐有舖兵三名，〈康熙臺灣輿圖〉（約1699年－1704年間繪製）時已改稱哆囉嘓莊，後來由於受到漢人勢力影響，有部分族人往入關仔嶺、白水溪一帶遷移。

【2021～22 拍瀑拉（Papora）猫霧拺社（Babusaga）遷移入埔路線踏查系列之三：從猫霧拺社、貓羅社到北投社–地質構造與水文分布形塑的鹿港擔埔社路線】

「#猫霧拺社遷移入埔路線踏查團」的第二段踏查路線，團長已先預告要走大肚溪（烏溪）南岸，並請說書人提供一些水文相關資訊。同時，此行將加入團隊的世珍教授也提供了「#鹿港擔埔社」（典故補充修正）的重要資訊。

「鹿港擔埔社」，堪稱台灣中部19世紀、一條往返 #鹿港 和 #埔里盆地（清代常稱為「#埔社」）之間、十分重要的挑鹽擔貨貿易路徑。

於是說書人在行前先嘗試把清嘉慶年間發展起來的「鹿港擔埔社」沿線會經過的鹿港、社口（應是平埔族群柴坑仔社）、芬園、縣庄渡船頭、頂茄荖、北勢湳等聚落，以及沿線應該也會通過的快官、舊社（應是平埔族群貓羅社）、北投舊街、北投新街、平埔族群北投社等聚落位置，大致標在清乾隆時期的《#乾隆臺灣輿圖》（圖 1）和日治初期《#台灣堡圖》（圖 2）上。

說書人意外發現，在兩張地圖上，「鹿港擔埔社」路線都呈現出沿著貓羅溪西岸往南行、再從縣庄渡船頭渡河往東前進內山的 L型路線。這看起來有點不自然的繞行路線，卻顯然有效率的繞過了河道錯綜複雜的區域（圖 1中間的虛線平行四邊形範圍，以及圖 2的虛線倒梯形範圍）。

地質構造、水文分布與聚落發展、人文活動之間，在此似乎又開始建立起了關聯。

先從兩張地圖中、說書人框起來的區域來看，我們可以很輕易地發現一個共通點：從 18世紀中晚期的《乾隆臺灣輿圖》（圖 1）、到 20世紀初的《台灣堡圖》（圖 2），百餘年間水文分布型態相當一致，盡是一片河道錯綜複雜廣大區域，地質上稱為「#辮狀河」。這個區域的東界為丘陵山地，西界為八卦台地和東麓山腳下的貓羅溪，南界為連通烏溪（清乾隆時期稱為萬斗六溪）與貓羅溪的水道，北界為大肚溪和大里杙溪（現今的大里溪）。

說書人同樣先從年代較久遠的地質故事開始說起。

約在 40多萬年之前，#車籠埔斷層（圖 3黑色虛線為斷層中段的霧峰–草屯段）開始活動，把東側上盤的地層逐漸推升成丘陵山地。當時大肚台地和八卦台地都還沉在海底下，現今位於南投縣草屯鎮東北方、一座孤立的山頭「#茄荖山」，還與北邊台中市霧峰區的「#象鼻坑」山區連接在一起（圖 3）。古老的烏溪，原本是從「茄荖山」南側約略向西南流入台灣海峽（圖 3箭頭 1的方向）。

之後，發生「#河川襲奪」（感謝網友分享彰師大地理系楊貴三教授的另一種推測，亦有可能是烏溪向北側向侵蝕而產生新河道，不同見解在此並陳），烏溪改從「茄荖山」和「象鼻坑」之間向西流入台灣海峽，「茄荖山」從此成為一座孤立山頭（圖 3箭頭 2的方向）。舊河道遺留下來的河床，便成為「茄荖山」和南側山區之間的一片平坦河階地。

約在 20多萬年前，隨著 #彰化斷層 的活動，位於東側上盤的 #大肚台地、#八卦台地 逐漸開始抬升，背後的區域相對沉陷形成 #台中盆地。俗話說水往低處流嘛，盆地四周的水系，從此紛紛往台中盆地內匯聚。比較特別的是，八卦台地大致由南往北逐步抬升（林政毅，2010），導致烏溪河道被迫越來越往西北方移動（圖 3箭頭 3的方向）。而來自台中盆地北側的大里溪水系、南側的貓羅溪水系跟烏溪交會（圖 3虛線倒梯形範圍內），終於逐漸形成了錯綜複雜的「辮狀河」水系（圖 1中間的虛線平行四邊形範圍，以及圖 2的虛線倒梯形範圍）。

接下來，各族群先來後到，準備尋找落地生根處所了。

率先抵達的平埔先民，在此區域建立的聚落如大肚台地東南麓的 #猫霧拺社、社口附近的 #柴坑仔社、八卦台地東麓的 #貓羅社、「辮狀河」區域南側的 #北投社（圖 1），和象鼻坑山腳下的 #萬斗六社（圖 2），隱隱約約似乎都圍繞在這片大肚溪/烏溪「辮狀河」區域周圍。隨後抵達的漢人先民，數百年來在「辮狀河」區域西側及南側陸續建立了快官、芬園、縣庄、下茄荖、頂茄荖、北投舊街、北投新街等聚落（圖 1、圖 2），以及北側的半路店、阿密哩、大里杙、阿罩霧等重要聚落（詳見前一篇：猫霧拺社（Babusaga）遷移入埔路線踏查系列之二）。

雖然「辮狀河」區域中並非一片空白，也是有柳樹湳、南勢、喀哩、溪心埧、溪尾寮等漢民聚落。但以聚落規模、及當時主要道路分布而論，顯然仍圍繞在「辮狀河」區域外圍。

人群聚落及交通貿易要道的選擇，向來是基於現實環境的考量與實際需求，而逐漸形成的。台灣中南部的河流幾乎都呈現夏季水漲、冬季乾涸的型態，在缺乏堤防建設的年代，聚落往往不堪屢次遭遇洪泛侵襲。而在複雜水系區域多次渡河亦有其不便之處。

清嘉慶年間、19世紀初台灣中部的「鹿港擔埔社」交通貿易路線如此繞行的原因，似乎開始有線索了。

「猫霧拺社遷移入埔路線踏查團」的第二段踏查行程，從大肚溪（烏溪）南岸啟程。南岸似乎因為有工程整理過的關係，雜草低矮易行。一行人走到河邊、眼前所見，是大肚溪（烏溪）和大里溪、筏子溪的匯流處（圖 4）。還記得嗎？踏查團上一回賣力撥草穿林，找到的正好是三條河流的匯流處北岸（前一篇圖 7）！眺望大河對岸，遙想 200年前猫霧拺社先民的遷移足跡。踏查團腳下的土地位於現今彰化市東北方的「#渡船頭」，數百年來，一直都是大肚溪（烏溪）南北兩岸往返的重要渡口。

此時團長提出一個問題：猫霧拺社先民若抵達「渡船頭」後，會往哪裡走呢？往南前往八卦山腳下的「番社口」（源自平埔族群柴坑仔社）接上「鹿港擔埔社」主幹道？還是沿著河畔往東南方前進？眾人討論後，認為沿河畔走最後也是會接上「鹿港擔埔社」主幹道。於是踏查團便往東南方前進，抵達清治初期早已形成的「#田中央」聚落，以及村庄中歷史最悠久、清乾隆60年官方賜匾「威儀降福」的 #萬興宮（圖 5）。

值得注意的是，廟中的沿革碑文寫著「擇貓羅溪畔墾殖聚居」，與現今位於烏溪畔不同，不免讓人懷疑是否河流改道。不過根據圖 2《台灣堡圖》來看，直到日治初期，田中央庄旁邊始終是 #貓羅溪。直到昭和6年（西元1931年）開始動工的「烏溪治水工事」後，田中央庄旁的貓羅溪河段被併入整治範圍的烏溪堤防內（圖 6），此後才形成我們現今所見的烏溪主河道。

接下來，由於團長已經先跟「頂茄荖」的地方耆老有約，踏查團加緊腳步，途經快官、舊社（源自平埔族群貓羅社）、芬園等聚落，也等於接上了「鹿港擔埔社」主幹道。隨後轉彎往東跨過貓羅溪，抵達位於茄荖溪畔的草屯洪氏祖祠「#燉倫堂」（圖 7）。

洪、李、林、簡為南投縣草屯鎮四大姓，其中又以洪姓最多。自清雍正、乾隆年間起，漳州漳浦洪姓族人陸續渡海到台灣，從「茄荖」地區開始開墾，逐漸成為地方大家族。清嘉慶、道光年間，洪家往東發展至「萬斗六」地區，阿罩霧圳也成為洪家家產，富賈一方。後來清治台灣時期三大民變的第三場、發生在同治元年（西元 1862年）的「#戴潮春事件」，#洪欉 響應起事，被封為「北王」，一度轉戰大肚、北勢湳等地，與大清官軍互有勝負。然而，隨著阿罩霧林家加入戰局，同治 3年民變終被官軍平定（實際上，同治 3年元月戴潮春被捕斬殺後，洪家仍在北勢湳持續抵抗，直到12月才被攻破，當地還留下「刑期無刑」匾額的故事）；洪家位於萬斗六地區的土地和阿罩霧圳等家產，都被官方抄封，此後落入阿罩霧林家（也就是 #霧峰林家）手中。

感謝洪家耆老熱心的接待與分享，讓踏查團進一步瞭解了洪家在此地的發展脈絡，以及從貓羅溪西岸「#縣庄」渡口渡河至此的路徑。「鹿港擔埔社」的路線，在此地已經越來越清晰了。

踏查團隨後前往北投里活動中心，在北投社區發展協會的熱情招待下，享用了豐盛又美味的大餐。午後聽取簡報，得知了在地人所描繪的「鹿港擔埔社」路徑（圖 8）。曾在這片廣大土地上漁獵游耕的北投社平埔先民，亦是在清道光年間平埔村社大舉遷移往埔里盆地的牽線人（張家榮，2004），對於沿著大肚溪（烏溪）這一路入埔的平埔族人們來說，取道此徑或許又多了一層合理的理由吧。

北投社區發展協會的老師隨後也帶踏查團返回貓羅溪畔東岸，分享從貓羅溪西岸「縣庄」渡河至此地的渡口（圖9）。老師還分享此地曾有過會冒泡的奇景，但隨著國道三號工程後就消失了。不過，說書人倒是撰寫此文時看地圖，才想到「縣庄」渡河後究竟是往「頂茄荖」還是「北投舊街」上岸呢？可以確定的是，清乾隆年間「頂茄荖」聚落和「#北投舊街」都已陸續成形。是不同時代的路線微調呢？還是有其他可能性？或許這還有待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踏查團接著再沿路拜訪了位於北投舊街的 #慶安宮（圖 10）、和北投新街的 #朝陽宮（圖 11）。「鹿港擔埔社」的古老路廊至今猶存，踏查團夥伴發揮田野調查的功力、沿途與地方耆老挖掘故事，收穫十分豐富。

除了豐富的文史調查外，說書人也沒忘了 #地震學 的老本行，在慶安宮沿革誌中發現「道光 18年（西元 1838年，文內 1839應有誤）再行疇議改易，可謂適觀厥成，而未嘗告竣，適逢地震，脊梁崩頹，不避風雨，咸豐丁巳年（西元 1857年）…爰集眾議重建…」之描述。道光年間台灣中部曾發生過兩場大地震，一場在道光 25年，拺東保、貓羅保受災最重，南北投縣丞衙署坍倒，可能與車籠埔斷層前一次活動有關；另一場在道光 28年，則是海岸平原地帶受災最重，可能與彰化斷層活動有關。慶安宮屬於北投保，應該是道光 25年這場地震造成「脊梁崩頹」吧。

然而，相距不到 1公里之外的朝陽宮，廟宇沿革中並未有關於道光 25年前後的受災、重建紀錄。反而是露出一片舊牆，供後人賞析廟宇早期工法（圖 13）。若說是神明要藉由地震來檢驗工程的話，那朝陽宮確實不簡單呢。

時間不早了，踏查團趕緊繼續往東前進，取道登輝路，眼前明顯突起的小陡坡（圖 14），是草屯在地人都熟悉的「#牛屎崎」地區。這個地名的由來是個很有趣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早年台灣相當依賴牛車來載運貨物，然而要是遇到像眼前這個小陡坡，牛牛爬得吃力，牛車駕駛或許忙著趕路、一時心急鞭子打下去，牛牛就…就…挫屎了…

但這個有趣的故事（好啦，對牛牛來說是苦命的故事），說書人心想還可以再錦上添花一下，更增添地球科學的特殊意涵。事實上，這個小陡坡，就是鼎鼎大名的「#車籠埔斷層帶」位置！車籠埔斷層長年來多次活動，把上盤逐漸抬升，形成這個小陡坡，沒想到卻因此成為牛牛的苦命坡，想想這真是…地牛何苦為難拉車牛呢？牛牛如果會說話，每次來到「牛屎崎」大概都會哀怨：「挖歹命喔…哞 ～ ～ ～ 」

天色又一次近傍晚了，踏查團越過「牛屎崎」，終於抵達「茄荖山」。還記得這篇文章前面所提到的地質故事和圖 3 嗎？說書人此時正站在「茄荖山」半山腰往南拍照（圖 15），眼前這片田園，正是古老烏溪的舊河床（圖 3箭頭 1的方向）。早在烏溪改道前，「茄荖山」就因為車籠埔斷層的活動，跟北側的象鼻坑山區一起被抬升成丘陵山地。烏溪改道後，「茄荖山」被切割成殘存的獨立小山；而南側舊河床，也同樣繼續被車籠埔斷層抬升，因而形成現今所見的「牛屎崎」小陡坡。

「鹿港擔埔社」的路線，便由此舊河床地帶，繼續往東（圖 15左側）走。而這個夾峙兩山丘間的狹窄地帶，在清治時期也因為地勢險要，曾在此設立「#內木柵」隘寮。而防守此隘寮的，則是清治台灣時期在一次次動亂後陸續實施「隘番制」、「屯番制」下，駐守此地的平埔各村社勇士。

「猫霧拺社遷移入埔路線踏查團」的第二段踏查行程，至此結束。說書人同樣帶著豐富的見聞與收穫，感謝安排此行、以及沿途遇到的每一個人，此行活動紀錄到此告一段落。

經過兩段踏查後，大肚溪（烏溪）下游的南北兩岸都走過了。下一回，「猫霧拺社遷移入埔路線踏查團」將要越過「茄荖山」，開始往內山推進。

系列文上一篇：2021～22拍瀑拉（Papora）猫霧拺社（Babusaga）遷移入埔路線踏查系列之二：實地勘察紀錄之大肚溪（烏溪）北岸

參考資料：

1975〈大肚溪流域的地形學計量研究〉臺灣文獻，石再添等。

2004《清代北投社社史初步研究——以社址、社域變遷為中心》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張家榮。

2007〈烏溪治水事業之研究—以《灌園先生日記》為中心〉臺灣文獻，馬鉅強。

2009《台中地區頭嵙山層的沉積環境分析》海洋大學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翁健三。

2010《八卦台地古流路分布與礫石特性之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林政毅。

【2021～22拍瀑拉（Papora）猫霧拺社（Babusaga）遷移入埔路線踏查系列之二：實地勘察紀錄之大肚溪（烏溪）北岸】

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猫霧拺社遷移入埔路線踏查團」終於準備啟程。啟程之前，團隊先在猫霧拺社祖遺之地番仔井（圖 1）舉行簡單莊重的儀式。

新聞報導：[中時電子報] 猫霧捒社遷徒路線探險團出發 追尋百年平埔族人足跡

團隊中唯一的猫霧拺社後裔小白老師，到附近山嶺以族語呼喊祖靈，隨後以雙手交疊背後、背負祖靈的傳統（圖 2），邀請祖靈來共同見證踏查團啟程的歷史時刻。

啟程後，踏查團沿著昔日古道路線往南行，首先抵達烏日區的番仔井福德祠。從小居住在大肚山西麓山腳下的說書人，在小白老師的介紹下，才得知大肚山東麓沿線也有多處湧泉。這不免讓說書人思索起湧泉的原理（圖 3），大肚山地區的湧泉分布、與地方聚落早期發展之間密不可分的關連，應該值得更進一步的調查、整合並詮釋。

再往南行，抵達下馬厝福德祠，附近為王田圳和知高圳支流的匯流處（圖 4）。水圳的開鑿，讓農業發展的範圍大幅增加。在台灣清治時期，開闢水圳的技術可是當時的高科技呢！農田的拓墾，往往伴隨著水圳的延伸，也因此形成一個又一個漢人村庄，同時平埔村社的土地一塊又一塊的流失。猫霧拺社先民在清道光年間、近 200年前，選擇搬離家鄉、前往埔里新天地的行動，也正是大時代下的群像之一。如今，僅存的地契記錄著入墾漢人與平埔先民之間的土地轉移，感謝各地熱心文史工作者的努力挖掘與整理，我們才得以從地契中解讀出數百年前先民互動的蛛絲馬跡。

繼續往南前進，踏查團穿越比人還高的草叢，在密林間穿梭、努力探尋路徑（圖 5、圖 6）。好不容易，一行人終於抵達河邊，正好是筏子溪、大里溪與大肚溪（烏溪）三條河流的匯流處（圖 7）！行前會時，眾人就不斷討論，當年猫霧拺社先民的遷移入埔路徑，會選擇水路還是陸路？當然啦，自然環境不斷變遷，今日所見與 200年前必然有很大的差異。但從查閱文獻史料、拜訪地方耆老、並結合地球科學對河道變遷及古氣候的研究，或許仍能找出一些線索。

無論水路或陸路，渡口都是必經之處。因此，接下來的行程，便是沿著大肚溪水系，探尋較早形成的古老聚落，並拜訪地方耆老、文史工作前輩。踏查團來到烏日區的湖日社區（圖 8），早期稱為「半路店」。在地方文史專家的介紹下，確認此處確實曾經是大里溪的渡口，也因為位居渡口、曾經一度商貿鼎盛。但對於近 200年前猫霧拺社是否曾經途經此處，則表示沒有聽聞；地方耆老對民國 48年的八七水災印象較為深刻。

隨後踏查團再繼續往上游前進，接連探訪烏日區的「阿密哩」、「喀哩」等聚落（圖 9）。感謝團員們的行前聯繫、以及在地耆老的熱情接待與分享，渡口、竹筏、水運與水患，都是老一輩的生活經歷。然而「阿密哩」、「喀哩」這些疑似平埔族語名稱的由來，現今尚無文獻可資佐證，當地人也回答不上來，只知過去就一直流傳下來。近 200年前貓霧拺社是否曾經取道此處，似乎仍然找不到線索。

說書人先前已書寫完畢、尚未出版的小說中，閱覽文獻時查到清雍正 2年（西元 1724年）報墾的「藍張興庄」四至界線，東至旱溪土牛，西至轆牙溝（現今台中市南屯溪），南至阿密里烏溪（即為踏查團本次所到之處），北至二分埔貓抵（現今台中市北屯區二分埔一帶）。由此可知，近 300年前的雍正年間，漢人入墾方興未艾之際，「阿密哩」早已是當時熟知的地名。

“火山：在諸羅縣猫羅猫霧大山之東野番界內。山上日則有烟，夜則有光，但人跡鮮到，亦止傳聞如此。”——《臺灣府志》

冬日天色暗得早，傍晚時分，踏查團終於趕到霧峰區象鼻坑山腳下，烏溪畔、阿罩霧圳取水口的秘境（圖 10、圖 11）。在夕陽照映下，遠方裸露的岩層和九九峰，呈現出迷人的紅色。早在清康熙 24年（西元 1685年）的第一版《臺灣府志》（蔣毓英版），就收錄了神祕的火山紀載。300多年前的人們所見所聞，究竟是夕陽下的火紅？抑或是更玄奇的火山景象？

從烏溪引水的平直水圳，是早在清乾隆年間就已開闢的萬斗六圳（源自曾在這一帶生活過的平埔族群萬斗六社）。隨著草屯洪家拓展至此，又因清末的戴潮春事件與霧峰林家對抗，戰敗後土地與水圳都被抄封，此後成為霧峰林家的資產。數百年來的爭奪已過，唯有河水仍不停歇地持續奔流。

一整天的踏查，終於到了夕陽西下的時候（圖 12）。關於清道光年間、近 200年前，猫霧拺社先民是否取道大肚溪（烏溪）北岸前往埔里，目前似乎仍難以找到相關線索。然而，這個踏查團具有實證考察的精神，沒有線索也可以說是一種重要線索。

天黑後，踏查團再前往附近的抄封水車，由團長黃教授解說始末。隨後再到象鼻坑山腳下，由說書人為團員們解說車籠埔斷層的位置與地震活動。逆斷層抬升的地層，百萬年來形塑成山與平原的交會；數百年前在台灣中部生活的先民，跟經歷過 921地震的我們一樣，都能體會到地震屬於生活的一部份。

初次踏查結束，說書人帶著滿滿的收穫返程。「猫霧拺社遷移入埔路線踏查團」在團長的精心規劃下安排踏查路線，每位團員也都各擁專長，田野調查的功力深厚，單眼、錄影、錄音設備傾巢而出，扎實收集訪查資料，還有空拍專家小武老師帶來的空拍機，令說書人相當印象深刻。

下一回，「猫霧拺社遷移入埔路線踏查團」將移師大肚溪（烏溪）南岸，尋找另一種可能的路線。

系列文上一篇：2021～22拍瀑拉（Papora）猫霧拺社（Babusaga）遷移入埔路線踏查系列之一

【2021～22 拍瀑拉（Papora）猫霧拺社（Babusaga）遷移入埔路線踏查系列之一：漫談平埔文史、沿線地質概況與大肚溪（烏溪）】

清代台灣 #平埔族大遷徙 的故事，說來話長。而久居現今台中市南屯區的平埔族群 #猫霧拺社（Babusaga）遷移往 #埔里盆地 的近因，大概得從清嘉慶19年（西元1814年）的「#郭百年事件」說起。

「郭百年事件」後，「埔社」傷亡慘重，勢力大幅衰退。北方的泰雅族「眉社」有意往南擴張領域，引起「埔社」的存亡危機感（圖1）。而與「埔社」關係密切、居住在日月潭附近的「水社」，透過與附近素有往來的平埔村社（主要為位於南投縣草屯鎮的北投社）這層關係引介，連絡上台灣中部、百餘年來受漢人開墾影響、生活也陷入困頓的平埔各村社，以「#打里摺」（Taritsi，好朋友、好鄰居之意）的身分引進埔里盆地開墾，壯大彼此的聲勢。於是，從清道光 3年（西元 1823年）起、至道光30年（西元 1850年）這 20多年間，台灣中部平埔居民一波又一波遷移進入埔里盆地。而早在清康熙年間就陸續受到漢人的 #張鎮庄、#藍張興庄 大舉入墾影響、土地流失的猫霧拺社，也在這一波大時代的動盪中，舉社往埔里盆地遷移。

近年來，猫霧拺社的原鄉尋根活動，在族人、地方文史人士和學者們的共同參與中，已經累積出一定的成果。如今，團隊將要進一步探索近 200年前、清道光年間猫霧拺社遷移進入埔里盆地的路線，嘗試重現猫霧拺社當年選擇離鄉背井的所見所聞、艱辛路程。

感謝猫霧拺社後裔小白老師的引介，說書人有幸參與拍瀑拉（Papora）猫霧拺社（Babusaga）遷移入埔路線踏查團隊。對說書人而言，猫霧拺社（Babusaga）不僅只是一個文獻中閱讀過的台灣中部平埔村社，更是說書人才剛初步完成（尚未出版）第三部小說中相當重要、引發一連串事件的關鍵角色。因此，在這一系列的活動中，說書人將以自身地球科學的背景，以不一樣的視角，為團隊做出一點實地勘查紀錄與微薄貢獻。

以下將以一些圖文資料，為猫霧拺社遷移入埔路線西段作一些的簡介。

清康熙年間，猫霧拺社的分布範圍主要位於現今台中市南屯區，東側的廣大平原則是獵場。自從清康熙末年張鎮庄入墾、雍正年間藍張興庄接力大舉拓墾後，猫霧拺社的範圍已經退縮到 #筏子溪 西側和 #大肚台地 東麓之間、山腳下一帶。現今台中市南屯區 #春社里 還留有猫霧拺社早年遺留的水井，亦即圖2中的 #番社腳 地區。踏查團隊也將從此地出發，沿著筏子溪南下，再沿著 #大肚溪（烏溪）上溯，往 #埔里 的方向前進。

在地球歷史上，台灣是個板塊碰撞擠壓後至今仍持續抬升的年輕地質環境，大致呈南北向的高聳山脈成為台灣島上眾多河流的分水嶺，導致河流多為東西向。在早年架橋鋪路技術尚不成熟的時代，水量豐沛的大河成為族群分布的阻隔，卻也是水路運輸、貿易往來的重要路線。大肚溪（烏溪）在台灣中部也扮演著一樣的角色，甚至可能是傳說中 #大肚王國 的運輸貿易網絡根基。而猫霧拺社位居筏子溪畔，向來是更上游的 #巴宰 各村社的固定貿易對象（"岸里、樸仔離、阿里史、掃拺、烏牛欄五社，不出外山，惟向貓霧拺交易。"–《#臺海使槎錄》卷六）。可以相信猫霧拺社對於筏子溪和大肚溪的水路運輸，應該早已相當熟悉。

從大肚溪沿線的地質剖面圖（圖3）來看，先是不同時期在海底（#卓蘭層）、濱海（#頭嵙山層香山相）和河流下游沖積（#頭嵙山層火炎山相）形成各水平岩層，隨著台灣數百萬年來的造山運動，形成台灣西部一段又一段平行分布的南北向斷層帶，斷層出現的年代依序為 #九九峰 以東的 #大茅埔雙冬斷層、台中盆地東緣的 #車籠埔斷層、以及清水彰化海岸平原東緣的 #彰化斷層。一次又一次的大地震和持續的潛移，把西部麓山帶和大肚台地逐步抬升，逆斷層上盤也把深埋下方的岩層逐漸抬上地表。而在大肚台地隆起之後，後方相對沉陷形成背負盆地，再經過筏子溪、旱溪、大里溪水系持續沉積的礫石層，形成今日的 #台中盆地。

相較於西側的 #筏子溪，東側的 #大里溪 主流較短、支流水系眾多，雨季較易形成洪泛。目前為止台中盆地內發現的考古遺址、以及歷史時期以來的猫霧拺社皆主要位於盆地西部，或許有先民選擇適宜居住地點的考量。

因此，沿著大肚溪往上游走，沿線可以見到滿滿的礫石層，直到西部麓山帶山腳下、位於台中市霧峰區的 #象鼻山，卓蘭層的砂岩、頁岩和泥岩互層開始出現，在大肚溪沿岸露頭，將能看到整齊、傾斜排列的漂亮岩層分布。直到九九峰的出現，陡峭險峻的地形，是以 #礫石層 為主的頭嵙山層火炎山相，一方面岩層已經被擠壓抬升到高角度、另一方面因地震和豪雨沖刷帶走較鬆軟的風化岩屑，形成九九峰的獨特山勢。

根據目前的研究，在大肚台地、八卦台地受彰化斷層抬升之前，大肚溪就已經形成（圖4）。早年有「台中湖」曾經存在的推測，但以先後次序來說，地形封閉的「台中湖」應該缺乏形成條件。即使在全球氣候變遷的溫暖期，也僅有海拔較低的海岸平原遭到上漲的海水淹沒（最近一次大規模海進期約在10000～6000年前），台中盆地內海拔相對較高，並未受到海水入侵。因此，約45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 #牛罵頭文化 時期考古遺址，在大肚山西麓皆存在於一定海拔高度的坡地上（如台中市清水區 #牛罵頭遺址、龍井區 #龍泉村遺址、大肚區 #社腳遺址），在台中盆地內則有 #惠來遺址（台中市西屯區）的大規模分布。

因時間有限，說書人先簡單介紹到這裡。接下來會以「拍瀑拉猫霧拺社遷移入埔路線踏查」為系列主題，繼續介紹地質及文史相關資訊。

（本文同步發表於「山腳下通事屋的說書人」痞客邦部落格）

The diagonal yellow lines that cut the corners of the image simulate the fasteners that held picture postcards in place in collector’s albums at the time. This visual cue reminds us that this postcard was published at the height of a boom that saw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opies of some cards published under government auspices.

Here is a Russo-Japanese War card that employed the same design element, published on October 15th, 1905, with a print-run of 140,000 cards [6]:

The postcard album below was assembled from 1904 to 1908 by the Tsubokura family of Tokyo. One of the Tsubokura boys was dispatched to Liaoning and worked in logistics; the album preserve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front and Tokyo. These albums were common at the time (photograph by Eric Luhrs).

The top card in the image below (“Taiwan Temple”), is from the 10th anniversary set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 General (its first officially issued set of postcards). Its presence in the Tsubokura album links the Taiwan cards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postcard boom, and illustrates the physical attachment mechanism that was easily recognizable to consumers at the time:

Official commemorative Russo-Japanese War cards were issued in print runs ranging from 30,000 to one million; the usual number was around 140,000 cards. Based on these numbers, it would not be reasonable to estimate that at least 50,000, if not more, Taiwan Government General 13th Anniversary cards (with the group portrait from 1874) were produced in 1908.

This postcard image, with caption intact, was reprinted in the January 1916 monthly issue of a Tainan based photography club’s journal. It was one of a 12-photograph series about the Expedition. Aside from reproducing the caption from the 1908 postcard, this reproduction adds no new knowledge about the contents or origins of the photograph. Its radical cropping, lack of explanatory text, and visual marginalization suggest that the editors did not think of the group portrait as an image central to the iconography of the Taiwan Expedition.

After its appearance in the album above in 1916, this photograph seems to have kept a very low profile. Yamamoto Yoshimi discovered a 6 postcard set published by Saigo’s family on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Saigo Tsugumichi’s death (1922).

Five of the postcards are not connected to 1874:

However, one postcard indeed includes the group portrait, along with a picture of a silver bracelet that Saigo reportedly received from one of the headmen (and did not remove from his wrist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the Imperial Order to “subjugate the barbarians,” and a note describing the bracelet (Yamamoto 2007, 188):

There is a copy of this card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s postcard database (故侯爵與臺灣土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002414324), and all six postcards are held in microform copy at the Salt Lake City Family History Center in Utah, under the title 故元帥候爵西郷従道二十周年祭記念絵葉書).

The photo was included in an imperial photo collection date the same year, 1922, called “Meiji-Taisho Trans-reign Commemorative Photograph Album.”　『明治大正連続記念写真帖 : 皇室軍事天変人事』.　東京:帝国記念協会.

In the mid-1930s, there was a Saigō boomlet that coincided with the rise of militarism and ultranationalism in the home islands and colonies. Saigō Totoku to Kabayama Sōtoku 西郷都督と樺山總督 was published in 1936. The editors thanked various supporters for raising money for an enormous 5000 yen subvention budget–this publication was indeed a labor-of-love.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n original copy today, suggesting that it had a small print run. This book was published to restore Saigo to a place of prominence in Taiwan’s history, it would seem. Unsurprisingly, then, Mizuno Jun’s name does not appear in the caption. Only Saigo is mentioned by name. In this 1936 version, the “savage settlement chiefs have been summoned-drafted 招集 to be separated out prior to the victory procession in order to be photographed with Commander Saigo.”

According to Professor Fix’s most recent analysis of the portrait, one the headmen sitting next to Saigo was quite possibly “Isa” (or “Esuck”) from Sabaree. Based his collation of a number of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his consultation of the 1936 account mentioned above, Fix also allows for the possibility that “Tokebunkya (土結文脚) from Churaso (豬勞束), Kareitai (加禮帶) from Monsui (蚊蟀), and Abiko (or Amiko 阿眉子) from Monsuiho (蚊蟀埔)” were present in the photograph. Yamamoto also provides this list, based on the same document, in her article. In addition, based on her reading of Kabayama Sukenori’s diary, Yamamoto also puts Isa/Esuck at the site of the photograph. As we have seen, Davidson also named Isa as a sitter for this photo. We can conclude from what is missing in these captions that Japanese image-makers and consumers were not much interested in Langqiao residents, or Paiwans, as individuals with names and biographies. Instead, they were content with general terms like “headman” “savage village” and “savage.” While there is much textual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Langqiao political leaders considered themselves allies of the Japanese, and that some of them possessed formidable political, linguistic, and diplomatic skills, none of these considerations made it into the visual record I have been tracking in this post.

In the post-colonial period, as we have seen from the genealogy of drawings based on the group portrait, this image continues to circulate, and the captions and contexts continue to shift. Lin Chengrong’s 林呈蓉 The Truth about the Mudan Incident 牡丹社事件的真相 has perhaps followed Davidson in suggesting that Tokitok might present in the photograph. Incidentally, this claim is also reproduced on the Chinese Wikipedia page for Tokitok, which suggests that Davidson’s captioning has been taken at face value by a number of parties.

The next reproduction is from a large collection of images organized around the theme of Indigenous resistance to Japanese imperialism, of which the 1874 Expedition forms the first chapter (in this narrative).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Gen Zhiyou, has edited several other pictorial studies of Taiwanese resistance to Japanese rule as well as of the Atayal people. Novel to Gen’s usage of this image is his claim that the man seated in the front row all the way to the left is Pan Wenjie (潘文杰，Jagarushi Guri Bunkiet). I have not seen this claim in any study, and suspect that Saigo himself, as well as his family, would have trumpeted Pan’s presence if in fact Pan Wenjie had attended this get-together.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recent books, the group portrait decorates websites, Wiki entries, and coffee-table books that will continue to find many viewers. On this website, it illustrates an opinion piece about the Han Chinese oppress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both as the lead image and as an embedded issue. Perhaps it is a tribute to this photograph’s revival that it has nothing at all to do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

However widespread this photo has become, it probably was not the dominant image of 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Hengchun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t seems more likely that grave markers and monuments, or even scenic views of Stone Gate, were more pervas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