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博物館與跨國流動的文物：大英博物館藏臺灣物質文化遺產》

一、前言：博物館收藏與流動的遺產

博物館是當代社會公認的物質文化遺產重要保存機構，其典藏的文物大都被認為對人類歷史文化和知識傳承具有獨特的價值和意義。值得關注的是，每一件藏品的博物館化都伴隨著輾轉移動的旅程；它們從不同地方依循不同管道，透過收藏採集行動而在博物館匯集。文化研究者羅傑•卡丁諾（Roger Cardinal）曾細膩地描述收藏採集的動態特性：「收藏讓慾望之翼跨越地理環境與歷史交織的網絡。每一次的收藏採集，無論是關鍵的或是瑣碎的，都代表一次人、物、地點與時間的交會。」（Cardinal 1994:68）然而，所有物件轉化成博物館藏品的過程，另一層面來看也必定因為採集者的選擇、蒐集和運送到庫房保存的歷程，而與原有的生活脈絡切割、分離而斷裂（Pearce 1994）。

近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基於藏品的流動和分離特性，採用一個特殊名詞—「移動性遺產」（movable heritage）——來稱呼博物館保存的珍貴藏品（UNESCO 2012）。不同於「藏品」一詞表達物質實體凍結式地被儲藏保存的特殊性質，「遺產」主要凸顯社會文化動態性延續過程，以及強調物件對相關來源社群傳承的作用和意義（Harvey 2007）。換言之，當代博物館藏品作為「移動性遺產」，除了考慮文物的收藏、保存、展示、研究和教育功能之外，也必須開始思考藏品與源鄉或來源社群重新建立連結的可能方式。

自十六、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起，隨著跨洋越洲旅行的發展，許多不同文化群體的生活用具、工藝品或宗教神聖物品，逐漸成為歐洲採集者感興趣的目標。大量興起的採集典藏活動，也奠定了博物館在歐洲誕生的基礎。普世博物館（universal museums）正是當時興起的一種百科全書式博物館。

藉著殖民勢力擴張的推波助瀾，普世博物館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達到數量上的高峰。許多普世博物館收藏各地文化珍寶，企圖成為世界文化展示櫥窗，藉此增進大眾對人類世界的了解。然而，除了知識啟蒙和文化展示的意圖之外，這些博物館背後也交錯著科學主義、殖民主義和國族主義等不同社會思潮或意識型態的強勢影響。因此許多歐美國家早期設立的普世博物館，不但藏品規模驚人，建築宏偉壯觀，也經常被視為國家榮耀和社會文明進步的表徵（Bennett 1995；Prott 2009）。這些普世博物館仍有不少是現今聞名世界的超級博物館。

大英博物館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普世博物館。成立於1753年的大英博物館，也是歐洲最早的大眾博物館，是當時開啟知識分享和政治民主化進程的重要象徵。二百六十多年來，大英博物館一直以保存和展示世界文化、藝術和歷史為使命，累積至今典藏有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族群的文物約350萬件；這些文物主要依照來源地理區域的差異，分別由不同部門保存。¹

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在令人嘆為觀止的數百萬件大英藏品當中，包含了一小部分臺灣文物。這些臺灣藏品多年來沉寂靜默地留存在博物館庫房，很少在大眾面前現身（參見圖0-1）。根據2007年和2008年筆者實地調查研究結果，目前大英博物維的臺灣藏品共約370件，主要是二十世紀初期以前採集的臺灣原住民文物。²雖然這些臺灣藏品相對而言數量非常稀少，但是物件本身所承載的複雜採集歷史與物質文化訊息，對於印證臺灣對外互動歷史，以及當代臺灣原住民文化認同和工藝復振，卻具有重要意義。

現今這些臺灣文物主要屬於大英博物館亞洲部的藏品。過去它們大多被歸入民族學相關部門或人類博物館的藏品。³作為代表和見證特定地區文化的標本或物證，這些物品脫離源鄉脈絡的複雜流動旅程，也交雜著他者想像、偏見或矛盾不平等的權利關係。隨著當代「文化遺產」名詞和相關概念蓬勃發展，各種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存議題，延燒成為全球性熱潮（Lowenthal 1998；Harvey 2007；Urry 2007；Rowlands 2008）。文化遺產，夾雜著現代社會懷舊、記憶、過去延續、文化認同、振興經濟或權力抗爭等多重動機和目的，成為地方社群期待、想望、競爭並且可以重新活化或再運用的資源。

博物館，正是現今大家最為關注的文化遺產保存場域之一。大英博物館的臺灣文物，是流動到海外的珍貴物質遺產，蘊含了不同層面的獨特價值。就歷史層面而言，藉由爬梳文物的採集流動歷史，我們可以更細微地理解過去臺灣與西方接觸互動歷程。另一方面，就實物研究層面而言，透過文物材質、形式、紋樣和技術等分析，可以探索其中蘊含的早期臺灣物質生活線索。最後也最重要地，則是期待這些流動到海外的珍貴文物，進一步跨越時空隔閡，重新與在地社群連結，讓藏品作為召喚社會記憶的啟動機，轉化物的生命力，讓其中承載的祖先形式、紋樣、技術和知識，重新活化成為當代臺灣社會資源，再度發揮文化傳承作用。

二、跨文化遭逢與臺灣藏品採集軌跡

大英博物館臺灣藏品的採集流動，與十九世紀中葉起陸續到臺灣的西方人有關，也與大英帝國在亞洲的活動相關。放在較長的時間框架來看，臺灣文物流動到大英博物館的歷程，也是當時普世博物館開展「世界文化」收藏行動的小縮影。經歷二次英法聯軍戰敗之後，清帝國於1860年起陸續將臺灣的安平、淡水、雞籠（基隆）、打狗（高雄）開放為通商口岸，臺灣對外交流的門戶大開。在當時政經情勢的刺激下，一些歐美的領事、官員、商人、傳教士或探險旅行者，因緣際會來到臺灣，成為臺灣物質文化標本收藏採集的先驅者。他們在臺灣取得的文物經常被帶回母國，或作為個人旅程紀念品、或作為說明臺灣文化特性的具體物證。後來這些文物大多輾轉流入博物館成為民族學藏品。

十九世紀期間，民族學科在歐美興起發展，標榜以客觀、中立、科學的方法研究不同族群文化為其目標。早期民族學者認為器物是研究文化最重要的材料，透過器物分析可以更具體地理解社會文化特性。因此，採集各地物質文化標本是當時民族學研究的必要工作。不過，十九世紀也正是西方殖民勢力快速地全球性擴張的階段，在此背景下大量採集累積的民族學標本，無可避免地涉及了複雜的權力關係（Stocking 1985；Thomas1989；O’Hanlon 2000）。十九世紀後半期來到臺灣的西方人，雖然各有不同的使命和目的，但他們零星開展的文物採集行動，也輾轉受到民族學知識建構和殖民勢力擴張的影響。⁴

當然，更大規模和系統化的臺灣民族學調查研究與物質文化採集活動，於1895年日本取得臺灣殖民地之後，才在官方力量支持下正式進行。綜觀而言，大英博物館保存的三百多件臺灣文物，主要入藏於十九世紀未期至二十世紀初期，雖然藏品數量並不多，來源相當分歧，物件種類也很零散，但是卻反映了特殊時空脈絡下，外來者與臺灣交會碰撞的重要歷史。其來源管道和採集時間歸納分析如表 0-2。

從表0-2可知，這些大英博物館臺灣文物的採集者，包含一些涉及十九世紀臺灣社會變遷或見證重要臺灣歷史事件的西方人，例如史溫侯（Robert Swinhoe）、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馬雅各 （James L. Maxwell）、滿三德 （John Alexander Man）等。他們採集的背景不同、來臺目的不同，但是其中糾纏交錯的歷史軌跡，包括如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博物學調查採集行動在臺灣開啟、基督教傳教醫療引入臺灣、調解歐美船難事件等。此外，也與臺灣參與的1910年日英博覽會有密切關係。

以史溫侯（也常被稱為郇和或斯文豪）為例，他是十九世紀中葉第一位派駐來臺英國領事官員，也是知名博物學者。史溫侯於1861年至 1866年期間在臺任職；大英博物館的臺灣文物，根據入藏紀錄主要是他在1863年所採集。由於個人的研究興趣，史溫侯在臺期間經常進行自然生態和人文地理調查旅行，同時也採集動、植物和文物標本。不少臺灣特有種動、植物是由他首次對外發表或命名；例如藍腹鷴稱為「史溫侯雉雞」（Swinhoe’s Pheasant, Lophura swinhoit）。目前大英博物館保存12件他採集的臺灣文物，主要是植物纖維編製物品，如提籃、編蓆或編扇等；可以看出他對臺灣居民運用在地特色植物製作日常物品的關心和興趣（胡家瑜 2011）。⁵

另一位採集者滿三德，是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英籍駐臺官員。根據海關總稅務司紀錄，1868年至 1869年期間滿三德派駐在打狗（高雄）擔任海關稅務司司長。1869年美國駐厦門領事李仙得（Le Gendre）⁶為了「羅妹號」（Rover）船難事件第二次來臺灣與琅嶠十八社頭人卓杞篤（Tou-ke-tok）會面時，滿三德曾陪同前往恆春。李仙得曾在回憶錄中提到，滿三德當時是他與卓杞篤簽訂書面合約時的見證人。大英博物館所藏滿三德採集的 19件臺灣文物，包括雕花佩刀、繡花服飾、繡花佩袋等，大部分可能是當時恆春附近平埔族或斯卡羅族文物。

十九世紀晚期英國長老教會派到臺灣宣教的甘為霖牧師，也是重要採集者之一。自1871年起在臺灣服務四十多年的甘為霖，除了南部教區之外，也經常前往中部平埔聚落，如豐原大社和埔里烏牛欄、牛眠等地宣教。大英博物館藏有二十多件甘為霖採集的臺灣文物，其中包含一些珍貴的中部平埔原住民巴宰族或噶哈巫族織花衣飾。另外，還有一件非常特別的織花長衣，根據入藏紀錄是狗毛長衣。甘為霖和美國博物學者史蒂瑞（Joseph Steere）都曾在其回憶錄中提到，1873年甘為霖曾帶著來臺灣踏查的史蒂瑞拜訪許多臺灣原住民部落，當他們到埔里東邊附近山區聚落探訪時，採集到原住民婦女親手織雙的狗毛織衣（Campbell 1874 ； Steere 2002）。目前大英博物館所藏的狗毛織花長衣，很可能就是當時採自埔里附近泰雅或寶德克部落的文物；這也是日前難得留存下來具有明確紀錄的物質樣本，可以用來考證荷蘭時代和清代文獻中經常提到的臺灣原住民獨特狗毛織布技術。

大英博物館還有一批共 52 件安慕理牧師（Boris Anderson）1974年捐贈的臺灣文物，這些文物可能是包含不同來源的教會收藏。安慕理牧師夫婦於 1948年二次大戰結束後從中國轉到臺灣服務，1964年他們返國時帶了一批臺灣文物回到英國。這一批文物後來以「英國聯合歸正教會」的名義捐贈給大英博物館，其中包含不少難得見到的中南部平埔原住民衣飾。

文物當中有些衣飾吊掛著手寫標籤，上面記載採集者是「Dr. James Maxwell」，推測原採集者可能是十九世紀中葉英國長老教會派來臺行醫傳道的「馬雅各」醫師 （James Laidlaw Maxwell）。1865年臺灣開港後，馬雅各是最早來到臺灣的宣教師，也是首先將西方醫療方式引入臺灣的重要人物。他的醫術當時在原住民部落頗受歡迎，據說 1870年埔里烏牛欄社頭目「開山武千」打獵受傷時，曾慕名到臺南請馬雅各醫治而痊癒。後來馬雅各被邀請到中部平埔部落訪問並設教，開啟了長老教會在臺灣中部行醫傳道的歷史（Pickering 1898；Steere 2002: 159；潘稀祺〔打必里 •大宇〕2004）。馬雅各採集的一些中部平埔原住民巴宰族或噶哈巫族織花衣飾，可能與這一段特殊的互動歷史有關。

大英博物館中數量最大、種類最多樣且來源最廣泛的一批臺灣文物藏品，是臺灣總督府 1910年捐贈的倫敦日英博覽會（Japan-British Exhibition）展品。這個博覽會，是由日本和英國二國政府共同出資，透過英國博覽會公司籌辦，1910年在倫敦近郊盛大舉行。⁷

為了參與此次博覽會，日本政府投入龐大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會場除了日本藝術，文化生活和產業相關的各種展示館之外，當時日本殖民勢力控制的四個地區—臺灣、韓國、關東和南滿，也各設置有一個展示廳。其中「臺灣館」是由臺灣總督府負責安排，主要展出臺灣代表性產物如茶葉、樟腦、米、糖等，同時還運用一些原住民的物質文化標本和模型，對照呈現臺灣過去生活的落後和日本統治帶來的現代化和進步，以此宣揚日本在臺灣的殖民成果。

除了「臺灣館」的靜態展覽之外，會場還設有一間將近 1,300坪、有真人居住展演的「福爾摩沙土著村」（參見圖 0-3），臺灣總督府安排了24位（男 21人、女 3人）恆春地區排灣族人，在村中所蓋的 12戶住屋中居住展演（每戶住著二位盛裝的族人）。博覽會結束之後，臺灣總督府將許多參展的臺灣文物留在倫敦；其中約有二百多件臺灣各族服飾和各種生活用品，在1910年底透過籌辦博覽會的娛樂公司捐贈給大英博物館。⁸

二十世紀中期之後，隨著戰後政治經濟形勢變化，大英博物館入藏的臺灣文物數量大減。其中比較特殊的一批藏品，是美國人類學者馬丁．耐特胥（Martin Nettleship）⁹在 1960年代後期採集的泰雅族織品文物。這些文物來源應該與耐特胥1965年和 1966年到臺灣推動泰雅一太魯閣族原住民織布工藝復振的一個實驗性應用人類學計畫有關。耐特胥嘗試透過這個計畫輔導原住民婦女以手工紡織品發展商業經濟，藉此幫助族人適應外在世界的變化，提升生活水平和促進文化發展。當時他以臺灣中部山區河谷兩側約五千人居住的12個泰雅族部落為主要範圍，持續進行了三年的布工藝復振計畫，並且開發一些當代生活可用的織布商品銷往國外。大英博物館收藏 33件他所採集臺灣織品文物，除了一些部落生活使用的傳統織花衣飾之外，許多是當代續布商品如桌布或桌墊等。

除此之外，大英博物館還有一些私人零星捐贈的臺灣文物，包括如 1960年由倫敦皇家植物園移轉來的沃特斯（Thomas Watters）¹⁰、菲利浦斯（George Phillips）¹¹、巴特勒 (P. E. O’Brien Butler)¹²等英國領事官員，以及艾維斯（Henry John Elwes）¹³和普萊士（William Robert Price）¹⁴等植物學或昆蟲學者來臺採集的早期文物。這些個人隨機採集的文物，由於來源相關紀錄資料非常片斷和稀少，只能依賴大致爬梳整理採集者在臺灣活動期間相關史料，才能略微推測一些可能與文物有關的脈絡背景。

三、他者視線下的物質特性和地方美感

除了文物採集和流動的歷史軌跡之外，大英博物館的臺灣藏品還反映出西方視角下的臺灣物質文化特色。這些文物雖然缺乏詳細的文化脈絡資料，但仍然是難得的物質遺產，能夠一窺臺灣社會二十世紀起經歷殖民現代化大變動之前的部分生活樣貌。綜合分析這些藏品的類型比例，並檢視其個別物質特性，我們可以大致看出當時外來者觀看和採集臺灣文化的視線焦點，也或多或少呈現出早期地方生活方式、工藝技術和文化互動變遷等現象。

大英博物館總計約 370件臺灣文物中，超過 340件是原住民文物，所佔比例將近 90%，明顯可以看出臺灣原住民文物和文化是外來採集者觀注的焦點。漢人和其他族群文物藏品數量相對非常稀少，不到 10%。當時採集者對臺灣原住民文物或文化的特殊偏好或興趣，可能是基於文明與原始對比想像，或是對原住民文物造型、材質或製作技術的獵奇蒐異心理。但是，由於原住民文物大多是從周邊環境就地取材以手工製作而成，並且配合不同社會生活層面使用，因此無論是在材料、技術或文化象徵層面，經常能夠展現臺灣在地特色。

雖然臺灣文物藏品絕大部分採自原住民部落，但就其來源區域和族群比例而言，卻相當不平均；而且有關族群文化來源的紀錄，經常相當模糊而偏頗。直到 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之後才出現人類學式的原住民分類系統，並逐漸形成現今臺灣普遍使用的原住民族群分類和名稱（參見圖 0-6）。十九世紀西方採集者對於原住民族群分類的概念，主要是參照清代漢人的慣例，主要區分平原地區的「Peppo」（平埔）或「Shik-hwan」（熟番），以及山區的「Chin-hwan」（生番），僅有很少數文物採集資料提到具體來源部落名稱，如大甲、新港、大社、烏牛欄等。因此，本書只能藉助形式風格和技術分析，再配合當時採集者的臺灣旅行紀錄，大致推測許多文物的來源區域和相關文化屬性。

綜歸而言，大英藏品的相關族群文化來源，可初步分為山區原住民和平原區原住民。北部山區原住民（包括現今分類的泰雅、賽德克、太魯閣和賽夏等族）文物約有 180件，所佔比例將近 50%。南部山區原住民（包含現今分類的排灣、魯凱、或卑南等）文物約有 30件，所佔比例不到10%。中部山區布農族或鄒族文物最為稀少，總計不到10件（參見圖 0-4）。至於平埔原住民的文物大約有30件左右，主要來自西部平原，包含現今分類的道卡斯、巴宰、噶哈巫、西拉雅或馬卡道等族區域。雖然平埔藏品數量並不多，但主要是由早期來臺的英國領事官員或傳教士採集，很多藏品是現今臺灣難得見到的珍貴物品。

至於西方採集者最感興趣的是哪些類型的臺灣文物？從藏品類型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基本而言，大英博物館收藏的臺灣文物項目非常零散，無法呈現當時物質生活的全貌。粗略依材質和功能差異分為四大類來看，服飾織品類文物約 184件（包含衣服 95件和織品 89 件），所佔比例最高約 48%。配件首飾有 62件，約佔 16%。竹籐編籃和麻編網袋等文物 52件，約佔 14%。木雕和其他生活用具共 85件，約佔 22%（參見圖0-5）。

上述文物類型比例的差異，顯示出衣服或首飾等是當時西方採集者最偏愛的文物。這些衣飾文物大多精美、具有豐富變化的織繡紋樣和多彩亮麗的光澤，明顯呈現地方獨特的工藝技術或美感；另一方面也較為輕便小巧易於攜帶和運送。除此之外，以在地植物纖維編製的器具，或是木骨角雕鑿的小型生活用品，因為能夠反映臺灣生態環境的特殊性，也經常是採集重點。相對而言，具有神聖性的宗教祭祀用品非常稀少。另外，大型文物如雕刻屋柱、屋板和舟船等，可能因為越洋運送困難，完全沒有包含在收藏範圍內。

前面二個分析表顯現大英博物館的臺灣藏品，族群來源和類型分布都相當偏頗。但是，這種結果也相當程度反映出當時外來者觀看和採集臺灣文化的聚集重點。更重要地，這些在不同時間經由不同管道，採自臺灣各地的不同類型文物，仍然呈現多元差異的文化風格和物質特色，也可以對比傳達不同地方的工藝特色和美感表現方式。由於臺灣社會一百多年來經歷多次翻轉性的變化，許多早期珍貴文物與製作文物的地方知識技術，早已從生活場景中消失且逐漸被遺忘。不同人、物因緣際會交錯互動的結果，一些珍貴罕見的臺灣藏品跨越時空難得地在大英博物館保存下來；透過這些藏品提供的第一手直觀性物質文化材料，大致看見過去一些地方獨特的技藝和美感特性。

（1）西部平原精巧的植物纖維編製技術

編籃技術是臺灣原住民普遍用來製作各種日常生活器物的基本工藝技術，但是大英博物館的編製藏品呈現出早期獨特的形式紋樣和高超的技術程度。這些藏品主要包括 1860 年代左右史溫侯在臺灣採集的11件竹籐編籃、藺草編蓆和草編扇等植物纖維編製品，展現中北部平原區原住民獨特的植物應用智慧和精巧的編製技術。這些編器中有6件非常小巧美麗的提籃，提籃直徑大約 15公分左右，形式或呈六角形、或呈橢圓形，以極細的竹篾或籐篾採鏤空編法或柳條編法製成；有些提籃還附加獨特編紋或色彩變化裝飾。根據採集紀錄，這些精巧的小提籃大致來自西部平原大甲或苑裡附近地區；當地平埔婦女經常提著盛裝檳榔的小編籃外出拜訪朋友。這些精緻的小提籃展現 150年前精巧的編製技術生活智慧、器具設計美感，以及其中夾雜的漢式編籃影響。雖然類似的檳榔小提籃已經不見蹤跡，但是大甲和苑裡地區的藺草編製技術至今仍然是臺灣享有盛名的地方特色。

（2） 中北部族群傑出的織布工藝和亮麗的織花衣飾

大英博物館中數量最多的臺灣藏品，是採自北部和中部山區原住民的衣飾和織布；其中最主要的是泰雅、賽德克或太魯閣等族，以挑花、浮織或夾織法織有美麗幾何紋和菱形紋的織品服飾。這些大量被採集的美麗織花衣飾藏品，顯示出它們對西方採集者散發的視覺吸引力。另外，這也反映過去部落婦女使用傳統水平背帶織布機的普遍程度，以及織布技術的熟練程度；由此可以相對讓人理解織布工藝傳統至今在泰雅、賽德克或太魯閣等族部落保存傳承得較好的原因。

除此之外，大英博物館難得地保存有一批鮮豔耀眼的中部平埔族群織花服飾。這些衣飾包括短衣、長衣、腰裙和腰帶等總計12件，都是以原色苧麻線、紅色毛線和深藍色棉線夾織而成，布塊下襬或二端有繁複細緻的幾何或花葉織紋。從織布紋樣和採集軌跡來看，這些服飾應該都是十九世紀採集的文物，主要來自豐原岸裡大社、內社、埔里烏牛欄或牛眠社等地的巴宰族或噶哈巫族部落。根據清代文獻紀錄，過去中部平原地區原住民極善織，婦女自織的「達戈紋」布，紋樣繁複豔麗如錦緞（郁永河 1697；黃叔璥 1722）。自二十世紀初期以來，中部平埔部落的織布技術隨著生活快速變遷而逐漸失傳，目前保存下來的相關織布文物數量相當稀少。透過大英博物館的珍貴藏品，我們可以看見一百多年前中部地區巴宰族或噶哈巫族原住民精湛的挑花織布技術、紅豔亮麗的色彩偏好，以及繁複獨特的織紋組合。

（3） 南部族群精細的刺繡工藝和繡花衣飾

大英博物館保存的臺灣南部原住民服飾數量非常少，類型和來源差異也很大。但是這些藏品顯現出一百多年前南部原住民無論是山區或平原地區族群，都普遍穿著貿易棉布製作的衣服，衣服上婦女以精細的刺繡圖案作為裝飾。¹⁵至今南部山區排灣族和魯凱族的儀式盛裝，仍然保存華麗的刺繡、珠繡或拼縫貼布特色。

至於南部平原區的原住民族群，因為很早受到漢人移民大批侵入和外來統治政權的強勢影響，傳統衣飾文化已經快速改變而沒有留下太多痕跡。大英博物館保存有幾件非常罕見的十九世紀採自南部平原的繡花衣飾，可以一窺當時精細的刺繡工藝和傳統衣裝樣式。其中包括馬雅各（安慕理）和甘為霖在臺南地區採集的西拉雅族繡花長袖短上衣、長腰的裙、腰帶和方形小袋等。另外，還有滿三德 1860年代採集可能是恆春（舊名「瑯嶠」）斯卡羅族的繡花無袖短衣、短腰裙和船形佩袋等。這些南部平原區原住民衣飾都是以交易來的棉布為材料，布塊上繡有多種美麗多彩的幾何繡紋圖案。保存在博物館的這些十九世紀南部平原繡花衣飾文物，是可以用來分析傳統衣飾風格、繡紋圖案、色彩偏好和結構組合的罕見材料。這些珍貴物質遺產，也可以提供當代原住民相關族群，作為重製傳統服飾和文化復振的重要參考。

（4）文獻中流傳珍貴而神祕的臺灣原住民狗毛織衣

有關臺灣住民使用狗毛織布的記載，在荷蘭時代和清代文獻史料中經常出現，但卻一直沒有任何實際物質遺留。最早如十七世紀初期荷蘭傳教士甘治士（Candidus）的《福爾摩沙簡報》，就曾提到臺南各社原住民結婚時的聘禮包括狗毛衣（ethatao）、康干布（cangans）或漢人衣服，還有粗麻腰帶、鹿皮裝綁帶長褲、臂環、手鐲和戒指，以及珍貴的稻草和狗毛編製頭飾（Campbel 1903:18.19）。

十七世紀未和十八世紀初來盛的都永河、黃叔璥和周鍾瑄等人也曾記載，南投、北投、貓羅、半線、柴仔阬、水里、水沙連地區原住民，會使用特殊的白獅犬毛，染色製成狗毛線，並且擁有將狗毛線夾織「樹皮」的特殊技術，他們織出的布匹紋樣繁複亮麗，非常搶手不容易買到。¹⁶而且，記載還提到這種狗極為珍貴，用牛來交換原住民都面有難色（郁永河 1697；周鍾瑄 1717；黃叔璥1722）。不過，早期史料中提到可以用來製作紡線的白獅犬和狗毛織布文物，在目前的臺灣卻並沒有見到過，原住民部落也沒有口語傳說或耆老記憶與狗毛織布工藝有關。

令人興奮而好奇的是，根據大英博物館紀錄，該館保存有一件採自臺灣的狗毛織花長衣。這一件狗毛織衣於1874年入藏，是由甘為霖採集捐贈的臺灣原住民文物。甘為霖曾經在他的著作中提到，1873年他帶著到臺灣進行調查的美國博物學者史蒂瑞去拜訪原住民部落時，在埔里東方山區原住民部落採集了一件婦女親手織製的狗毛衣；史蒂瑞在他的回憶錄中，同樣也記載了這次特殊的經歷（Campbell 1874；Steere 2002）。大英博物館保存的這件狗毛織衣，推測應該就是甘為霖1873年他和史蒂瑞拜訪埔里山區賽德克部落時採集的文物。這一件一百三十多年前採集的織衣是目前唯一一件記錄為狗毛衣的文物，對於驗證過去臺灣原住民狗毛織布技術，無疑是不可替代的重要材料。

（5）反映過去物質生活特性的特殊標記

由於大英博物館的臺灣文物大部分採集年代較早，因此保留了不少現代化和工業化變遷之前的生活用品。這些文物不見得刻意地經過裝飾美化，但能反映過去臺灣的物質環境或生活方式。例如許多虎頭蜂頭穿串而成的項鍊，藉由蜂頭獨特的造型和鮮豔的黃黑色彩，以及甲殼光滑堅硬的質感，應該是過去原住民男子佩戴展現武勇的裝飾。另外，火繩槍是過去原住民男子普遍使用的武器，也是渴望獲得的珍貴物品。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原住民經常使用獸皮或山產與漢人交易火繩槍，也經常使用如山羌角、牛角、或木、竹、籐等在地天然材料，製作相關配備如火藥筒或火繩圈等。隨著槍枝禁用和時代變遷，火繩槍和相關配備早已不再使用，博物館保存的文物就成為後世窺視和推想過去物質生活的珍貴樣本。

四、結論：跨國遺產的連結與再現

總結而言，作為保存在海外博物館的「流動性遺產」，大英博物館臺灣文物無可避免同時交錯糾纏著「他者性」和「地方性」，以及「過去」和「當代」等複雜而矛盾的性質。無論是作為紀念品、見證品、標本、藏品或物質遺產，這些文物的動態社會生命史，說明物件隨著時空情境的變化而有不同的角色作用，並持續累積衍生不同的價值和意義。這些文物一方面背後交錯著外來者對臺灣的想像、好奇或觀看焦點，採集行動過程也反映出十九世中藥起英國與臺灣互動的些許足跡。另一方面，文物本身的形式、材料、技術或紋樣圖像等物質要素呈現出的豐富多元特性，也是過去臺灣不同地方或族群工藝技術或美感的具體表現。這些臺灣藏品承載著不同層次的訊息和記憶，穿越時空輾轉流動到海外保存下來。

當代脈絡下，大英博物館保存的臺灣文物藏品，不只是普世博物館展現全球文化拼圖的片斷元素，或是全人類的文化遺產。更重要地，對於當代源鄉社群而言，它們是祖先流傳下來埋藏在物質裡的珍貴記憶，這些物質記憶可以轉化為文化復振和動態傳承的資源。過去一百多年來，幾乎所有臺灣原住民族群和地方社會，都經歷了國家統治下嚴格的文化同化政策，以及現代化帶來劇烈而難以逆轉的社會文化變遷。在強烈的文化失落感和危機意識驅使之下，現今許多族群的年輕世代開始努力進行文化復振，也嘗試運用文化遺產和物質符碼，喚起過去記憶和再現文化意象，藉此重新建構文化認同。

保存在大英博物館的早期臺灣文物，包含許多現今臺灣已經難得見到的象徵性文物。這些流動到海外博物館保存下來的珍貴文物，是探案過去物質特性、工藝技術、美感或文化風格表現的重要窗口，也是當代臺灣相關源鄉社群可以重新運用或再製的獨特文化、經濟和政治資源。本書透過彙整和公開呈現這些海外遺珍的文物影像、歷史背泉與相關文化脈絡，希望不僅能夠建立初步的跨國連結管道，更希望這些流動性物質逃產可以發揮實質作用，成為當代源鄉後裔連結過去知識和祖先智慧的物質基礎，並且再生出綿延不絕的文化傳承動力。

註釋》

1. 大英博物館的十個收藏研究部門包括：非洲、大洋洲和美洲；埃及與蘇丹；亞洲；英國、歐洲與史前；希臘與羅馬；中東；錢幣與獎牌；移動性古物與珍寶；印染與繪畫；保存科學等。
2. 筆者於2007年至2008年間進行大英博物館臺灣文物調查研究計畫。該計畫是由國科會「數位典藏與學習之海外推展暨國際合作計畫」『臺灣散佚海外博物珍品數位化計畫』項下「臺灣民族學藏品資料跨國研究與交流」計畫支持，六年（2007-2013） 期間共針對英國大英博物館（BM）、牛津大學比德瑞佛斯博物馆（PRM）、劍橋大學人類學博物館（MAA）、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M）、美國自然史博物館（AMNH）與密西根大學人類學博物館（UMMA）等六間博物館，進行臺灣藏品調查、分析研究和資料數位化工作。
3. 大英博物館的民族學藏品，經過不同階段的保存安置，從最初的「自然更與奇珍異物」部到「古物」部。十九世紀中葉起設立「民族學展廳」，1946年成立「民族學部」 ，1970年民族學部設立獨立的「人類博物館（Museum of Mankind），專門保存美洲、非洲、大洋洲、澳洲和亞洲社會文物。1997 年人類博物館關閉，2004 年起民族學藏品又移回大英博物館本館，並按照物品來源的地理區域歸入各相關部門。
4. 民族學興起的歷史背景，或許可以解釋為何西方博物館保存的臺灣文物，大部分是十九世紀後半期來臺西方人所採集的民族學標本，而不是由接觸臺灣社會時間更早的荷蘭人、西班牙人或中國人所採集。
5. 史溫侯採集的臺灣植物標本和植物纖維文物，帶回英國之後先捐贈給皇家植物園（Royal Botonic Garden，也稱為 Kew Garden），後來皇家植物園分別於1866年和1960年分批將所藏非植物標本的文物移轉給大英博物館；不過2008年筆者調查時得知還有一或二件史溫侯臺灣文物藏品留在皇家植物園。
6. 李仙得為法裔美國人，曾任美國駐廈門領事，1867年發生「羅妹號」事件後，他在1867年至1869年間數度到臺灣調查船難事件，並曾與琅嶠十八社頭人卓杞篤會面協商；1869年他在必麒麟（WilliamAlexander Pickering）和滿三德陪同下與卓杞篤再度會面並簽訂書面合約，協議原住民不再傷害漂流於此的西方船難人員。
7. 1910年日英博覽會場址在倫敦近郊 Shepherd’s Bush 的White City；參考胡家瑜2008。
8. 博物館紀錄中這批文物的捐贈者為T. Kawada & Nosawa & Co Broad Sheet Goure，以Taiwan
   Government 。
9. 耐特胥是美國芝加哥大學與英國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系畢業的博士，曾出版一些討論臺灣原住民藝術、工藝和應用人類學等相關論文與專書，包含 Cheng Yu-lin, A Creative Woodcarver、“A Unique Southeast Asian Loom",、"Chinese-Aborigine Relations on Taiwan" ，以及The Atayal: Mountain People in Contact and Change等。他在臺灣進行的原住民織布工藝復振計畫是在倫敦-康乃爾東亞暨東南亞研究計畫項下（the London-Cornell Project fo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並由 Carna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與 the Nuffield Foundation 兩個機構共同資助。
10. 沃特斯是 1860年代至1880年代在臺灣和中國地區服務的英國領事官員。1865年史溫侯在臺灣擔任領事期間，Watters 是助理領事。
11. 菲利浦斯是1880年代在臺南任職的英國領事。曾發表文章討論荷蘭治下的福爾摩沙和荷蘭時期臺南地區原住民使用的 Favorlang 方言 （"Notes on the Dutch occupation of Formosa”， China Feview, Vol.X.，1882, pp. 123-128 )
12. P.E. O’Brien Butler是1890年代曾在瓊州、海南與中國地區任職的英國領事官員。他採集的臺灣文物還有一些保存在牛津大學的彼得瑞佛斯博物館。根據該館紀錄，其中不少文物是萬金庄（Bankimsing）附近山區原住民文物。
13. 艾維斯是活躍於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的英國知名植物學與昆蟲學者。
14. 普萊士是知名英國植物學者，1912年曾來臺灣進行環島調查和標本採集。
15. 十七世紀以來，南部地區原住民就與外來族群密切交易和互動，貿易棉布逐漸成為重要服飾材料，原本普遍的織布工藝也因而早已逐漸衰落。只有山區的排灣族和魯凱族喪禮儀式，還一定需要使用保留的織布喪巾。
16. 「其番善織罽毯，染五色狗毛雜樹皮為之，陸離如錯錦，質亦細密；四方人多欲購之，常不可得。」郁永河1959（1697）。

以上摘自：胡家瑜、歐尼基 編撰（2018）《他者視線下的地方美感：大英博物館藏臺灣文物》

繼續閱讀：大英館藏平埔族群織衣

1️⃣ khuyên tai hình hai đầu thú
「雙頭獸耳環」是一種獨特的古代首飾，被認為是越南中部沿海青銅時代「沙黃文化」的特色。該文物在台灣（玉路）、菲律賓、泰國等東南亞考古遺址的發現，是這項著名文化交流傳播的可靠證據。然而，迄今為止，胡志明市芹苴林區「甕墓」出土的雙頭獸耳環數量最多、獨一無二，為研究者們研究此類古代首飾以及越南乃至東南亞甕墓習俗提供了新的視角。

芹苴（Cần Giờ）縣位於胡志明市東南部，是一片約 6000 至 5000 年前形成的新生河口灣三角洲地區。低窪平原覆蓋著紅樹林，地形並被密集的河流和運河系統分割。在這群遺址中，已發現、發掘並初步研究了一系列考古遺跡。這些土丘上自古以來就有人類居住的痕跡，使得東南沿海地區的生態和人文環境獨具特色，與其他僅由自然海水侵蝕形成的紅樹林截然不同。

在瓊卡沃（Giồng Cá Vồ，音近總嘎佛）、瓊碧 （Giồng Phệt）兩處考古遺址，都發現了規模較大的甕墓。甕墓內大部分遺骸保存完好，顯示當時的葬法為屈膝坐葬。甕墓中也出土了數千件隨葬品，包括石器、玻璃器皿、金屬器皿、貝殼器、陶瓷器等，其種類、圖案和顏色極其多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古人用軟玉和玻璃製作的獸首形耳環。經過兩次發掘和多次勘察，目前已發現 30枚獸首形耳環。由此可見，芹苴地區的獸首形耳環主要有三種：

• 類型 1：角鉤略彎曲，通常呈圓形且較短，靠近身體處有一處切口。這種動物的臉部較寬，角通常比角鉤短。大多數標本都屬於這種類型。
• 類型二：形狀為方角，方鉤，高伸。這種動物的臉通常小而直，角的長度與鉤子的長度大致相同。目前尚未發現此類玻璃標本。
• 類型三：僅一件。器形扁平，露出動物一側面部，軀幹寬大，向上收窄，材質為軟玉，形似「石鐘」。此類器形尚屬首次發現。

如果說在沙黃文化等地的遺跡中，雙獸頭耳環通常只在陶甕墓中單獨發現，那麼在瓊卡沃墓地，陶甕墓多達 6座，每座墓中都發現了一對（2個）。雙獸頭耳環被埋在整座土墓中，這實屬罕見。尤其在一座陶甕墓中，還發現了一枚青玉製成的雙頭獸耳環，安放在頭骨殘骸的左耳附近，至今保存完好，佩戴時十分整齊，位置正確。

雖然這些耳環分為三種類型，但沒有一副完全相同，即使是同一座墓葬中的一對也並非完全相同。雖然它們仍然遵循基本造型，但由於製作過程的差異，每個耳環在尺寸差異或細節上的細微差別（例如眼睛、嘴巴、額頭、角、鉤子等）上都留下了獨特的印記。因此，該地區的雙頭獸耳環藏品更加豐富獨特。

「鐘形耳環」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工匠用一塊薄而扁平的玉板，打造出一件與其說是雕塑，不如說更像一幅畫作的耳環：整個耳環主體和兩個動物頭被放置在一個平面上，每個頭上只有一個略微彎曲的角。在耳環主體的中部，代替了鉤子，主體向上延伸，逐漸收窄，並在靠近圓形鉤子的位置突然出現兩個造型獨特的角。正是這兩個假角賦予了耳環獨特的形狀，使其平衡而獨特。否則，細長的動物身體就只是一個鉤子。

芹苴罈墓葬中的雙頭獸耳環由玉石、玻璃製成。玉石耳環通常為象牙白色，帶有或不帶有灰色紋理，有些呈“大理石”綠色。此外，還有三尖圓形耳環、各種類型的戒指、管狀珠子……以及兩塊經過拋光和鋸切，大小與耳環相近的原石。玻璃耳環通常為苔綠色（回收瓶子的顏色），其中一枚為海軍藍色，這種彩色玻璃最早見於雙頭獸耳環。玻璃也用於製作三角耳環、圍巾形耳環、各種手鐲和無數的小珠子。耳環中使用的玻璃品質優於串珠手鐲串，但不是高品質玻璃，因為它仍然是泡沫狀的並且不透明度較低，破碎時會碎成纖維而不是鋒利的薄片。

在瓊卡沃遺址，發現了雙頭獸耳飾及其他多種首飾的現場製作痕跡。不同的材質卻有著相似的首飾設計。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多件陶瓷耳環中，有三件三角耳環與玉石三角耳環在形狀、大小甚至光澤度上都完全相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雙頭獸耳飾中獨特的「雙頭獸」圖案 ，在雙頭或三至四頭的陶鳥雕像上尤其常見。多頭鳥雕像通常被置於陶塔模型之上。鳥頭長而略微彎曲的喙，向後掠出的長冠，以及圓鼓鼓的眼睛，顯得機靈而兇猛。鳥頭對稱地鑲嵌在身體上，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像展翅翱翔，顯得平衡、有力且充滿活力 (1)。

2️⃣
迄今為止，東南亞 15個考古遺址（2）共發現約 70件雙頭獸耳飾。光是在芹苴地區，雙頭獸耳飾的數量就佔了近一半（30件/70件），遠超廣南省大領（Đại Lãnh）遺址出土的此類文物數量：約 20件成品和半成品。大領遺址是沙黃文化時期的典型遺跡，被認為是雙頭獸耳飾的製作中心（3）。同時，芹苴甕墓葬在分佈、葬儀、陪葬品組合及其相互關係等方面都呈現出許多獨特的文化特徵……目前，它們被單獨劃分為一個遺址群或一個新的考古學文化— Giồng Phệt”「瓊碧文化」。此文化分佈於東南沿海的紅樹林地區，與古代沖積區的同奈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與沙黃文化不同，但仍有一定的交流。因此，雙頭獸耳環不僅與沙黃文化大領遺址有共同的起源，而且與沙黃文化的發現在芹苴，我們至少知道了它的另一個起源，即屬於瓊碧文化的瓊卡沃遺跡。從這兩個“生產中心”，雙頭動物耳環被傳播到東南亞島嶼和東南亞大陸的許多其他地方。

然而，在沙黃文化和瓊碧文化中，除了製造遺址的證據外，我們尚未發現任何可以被視為雙頭動物耳環「前身」的器物。這為解釋這種古代珠寶的真正起源帶來了障礙。

迄今為止，這件文物被稱為“雙頭獸耳環”，因其背上佩戴著一個鉤子。然而，由於墓葬中通常只發現一個，而且“像沙黃族這樣對對稱性概念較為清晰的居民不可能只佩戴一個耳環”，一些研究人員提出了質疑，認為這件雙頭獸護身符僅在農耕節期佩戴，而非日常佩戴的飾品 (4)。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在一些除了通常的美觀意義外還具有神聖意義的場合，它們通常只佩戴一個，例如結婚戒指。

因此，雙頭獸飾品對古人而言也可能是具有重要宗教意義的護身符。然而，芹苴遺址出土的雙頭獸耳環則證明，這種「可佩戴物」的主要功能是耳環。珠寶除了能顯示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貧富、貴賤…）之外，還能幫助我們在社會中辨別特定的個體，一個獨特的人格，因為珠寶反映了佩戴者的喜好、美學觀念，甚至心理狀態。芹苴甕墓中的雙頭獸耳環就體現了這些意義。這種珍貴珠寶的主人往往是富人或社會地位較高的人，因為它經常出現在有許多珍貴陪葬品的墓葬中。

古代芹苴居民佩戴雙頭獸耳環的方式多種多樣：單耳或雙耳佩戴——大多是單側佩戴（因此單側佩戴耳環的現象自古就有），男女皆可佩戴，甕墓葬和土墓葬（芹苴甕墓地區的一種特殊墓葬類型）均可佩戴。此外，還有一些耳環僅在一座墓葬中發現，例如玉石或瑪瑙製成的三角耳環、玻璃製成的立方體耳環、星形陶瓷耳環等。但也有一些耳環在墓葬中出土了一件或多件，例如玻璃圈耳環、陶瓷耳環。芹苴古代居民佩戴耳環的類型（單件或雙件）或許取決於他們的「經濟能力」、社會地位和美學偏好。

說到雙頭獸耳環，迄今為止，研究者尚未完全確定它究竟是什麼動物。根據它的形狀，尤其是長著雙角的頭部，有人稱之為水牛或山羊，有人認為是驢或馬，有人稱之為鹿，甚至有人稱之為中南大羚……雖然目前尚無足夠令人信服的論斷，但它仍然被稱為 “雙頭動物”耳環 。然而，所有人都承認這是一種神聖的動物，是這類珠寶佩戴者信仰的象徵。民族學文獻顯示，在越南和東南亞許多民族的文化中，水牛頭的形象相當普遍——水牛角通常與鳥類的形象和諧地聯繫在一起，出現在建築、死亡和死者的象徵和信仰中。水牛象徵陰陽的平衡與和諧，象徵人類的健康與勇敢，以及生者的富足，也是一種能夠將死者帶回祖先身邊的動物。鳥通常以螺旋形為代表，象徵宇宙的運作、連續性和週期性，同時也像徵著與女性相關的生育能力。鳥也與將死者送到另一個世界的船的形像有關 (5)。

如上所述，芹苴甕墓遺址的隨葬品相當常見。

陶製的鳥形雕塑，以獨特的「雙頭」 圖案進行改造。將這兩個象徵符號結合起來，我們可以理解耳環上的動物形象象徵著水牛：水牛和鳥是護送逝者前往另一個世界的動物。這些特殊的陪葬品，體現了芹苴古代居民以及東南亞古代居民的信仰。佩戴雙頭耳環等珍貴的陪葬品，是生者表達哀悼，並祈禱逝者早日回歸祖先世界的一種行為。

此外，筆者在西原和東南部少數民族地區多次實地考察時，在參加一個被許多人稱為“刺牛儀式”的節日時了解到，當地的人們稱之為“吃牛儀式”，其含義是：水牛是唯一能夠代替人類前往神靈和祖先世界的動物，將神靈和祖先送給人類的祈求和幸福給人類，例如健康、勇氣、因此接受這份禮物。 「吃牛」儀式與「刺牛」儀式同等重要，這兩個儀式相輔相成，相互呼應，共同完整地表達了節日的意義。只專注於「刺牛」儀式（旅行團經常向遊客介紹）而忽略「吃牛」儀式，是對這個節日神聖意義的扭曲，甚至是歪曲。其核心意義在於節日的“靈魂”，即“非物質”文化價值。正是這些價值，使得傳統節日得以傳承至今。

阮氏厚博士（TS. Nguyễn Thị Hậu）

參考：

1. 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胡志明市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 《胡志明市 史前及原史考古學》。 Nhà xuất bản Trẻ 出版社，1998年。
2. A. Reinecke： 來自東南亞的雙頭動物耳環。 Beitră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ăologie，第 16 組，1996 年。
3. Vũ Công Quý： 沙黃文化。 NXB 民族文化出版社，河內，1991。
4. Trần Kỳ Phương – Hồ Xuân Tịnh： 論沙黃文化中的雙頭動物裝飾品。 考古學雜誌第 3/1987 號。
5. Tạ Đức： Đông Sơn 東山建築、符號和語言的起源和發展。 越南民族學協會，1999 年。

摘自：1998《台灣原住民衣飾文化 傳統意義，圖說》，南天書局精裝版

［平埔族］

平埔族群的分類目前無定論，一般多分爲凱達格蘭（Ketagalan）、噶瑪蘭（Kavalan）、道卡斯（Taokas）、巴則海（Pazeh）、拍瀑拉（Papora）、巴布薩（Babuza）、和安雅（或洪雅）（Hoanya）、以及西拉雅（Siraya）等族。平埔族主要原居地在台灣西、北、南、及東北海岸平原、盆地一帶，清代中葉以後，陸續有部份族群成員遷徙至花東縱谷與海岸地區，由於與漢人接觸較早，因此在服裝上受漢式服裝的影響很大，不過，文獻上對該族群服飾的描述卻相當有限。

清政府正式領有台灣之後，對平埔族「 教化」甚爲努力，其中較重要的有設社學、改風俗、及賜姓氏等。乾隆二十三年（1759），地方官奏請改變平埔族的風俗服飾，於是「邇來各社番眾，衣衫半爲漢制，略曉漢語，肄業番童，薙髮冠履，誦詩讀書，習課藝，應有司，歲科試即駸駸乎教之鄉矣。」（李亦園，1955:22）。由於族群部落眾多，因此很難清楚地瞭解各族的衣飾風貌。現在更是幾乎難以看到傳統的服飾。近年來只有部份噶瑪蘭族人依據有限的圖像及老人的記憶，來仿製該族的服裝（ 插圖 1·1 ）。

在二、三百年前，平埔各族素以善於紡織與刺繡著稱，其中尤以位於埔里的巴則海族之織物最為精巧美麗（插圖 1•2），較之泰雅、排灣二族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以苧麻為主要材料，夾織各種顏色的毛線，並以獸毛、木斛草等作爲紋飾。在冬天，則穿着樹皮編織成的背心。噶瑪蘭族人大都用樹皮或從香蕉樹幹抽絲，再與麻線混織成禦寒與蔽體的衣服。

他們與其他原住族群一樣，都曾使用過或還在使用移動式水平背帶織布機（插圖 1·3-4）。所謂水平機，是指經線呈水平的排列，背帶是指繫在腰後的籐編或皮製的寬型帶子。它的結構各族大同小異。主要工具有經卷、固定棒、隔棒、綜絖棒、打棒、布卷、背帶、梭子、以及理線刀等。這種織布機的分布，從埃及的蘇丹到東非的坦干伊喀區域一帶，從南美洲的墨西哥到北美洲的安第斯山一帶，以及中亞到東南亞一帶，而東南亞地帶是分布最密集的區域（Chen, 1968:100）。目前，平埔族中僅噶瑪蘭族仍在使用此種織布機織布（插圖1•5）。

族人僅於節慶儀禮時才穿着精美的服飾，平時或田間耕作時，男子大部份皆體，或圍一前遮片，而女子亦僅圍一布裙，清朝黃叔璥《番俗六考》就有所謂「男裸全體，女裸上身」的記載。當漢人將色彩鮮豔的花棉布帶進平埔社會之後，族人們慢慢習以瑪瑙珠、螺錢、弓箭、或鏢鎗來向漢人換取棉布，作成衣服。

男子上半身多着對襟無袖短上衣（背心）（圖 1•1），以二幅白麻布製成，不加裁剪，在背部及腋下兩側以線縫合，此種衣服正與《番俗六考》中所謂：「衣俱短至臍用布二幅，縫其半於背，左右及腋而止，餘尺許垂肩及臂，無袖披其襟」之說相合。在上衣的正背面全部夾織以紅色毛線及深藍色棉線的紋飾，主要的花紋包括有連續菱形紋及類似星形紋等的幾何形圖案。此類短上衣又分無領無釦（圖 1•2）、圓領無釦（圖 1•3）、圓領有釦等類型。

另有對襟無領無袖無釦之長上衣，以白麻布爲底布，一種是僅在腋部以下正背面皆施以紅、黑或藍色毛線夾織橫條紋及方形、幾何形紋（圖 1•4~5），或者在下襬施有流蘇（圖 1•6），另一種是全件施以紅、黑或藍色毛線夾織的幾何形花紋，下襬處有流蘇下垂（圖 1•7）。材料以麻線、棉線及木斛草皮爲之，在羊毛線末輸入前，族人常以茜草作染料，染於麻線上使成紅色。男子另有對襟有領長袖長上衣（圖 1•8），在領口、袖口、或背面施以夾織花紋或刺繡片，紋樣以幾何形紋為主。

不論男女，在工作時皆使用套袖，做法係將夾織以紅毛線及藍棉線紋飾的白麻布縫成一長筒形，中段開口以便手臂穿入。穿着方式，與阿美、泰雅二族相似，先穿背心再穿套袖。

平常所戴的頭巾（圖 1•9），一般多爲一種雙重布製的長方形帶子，以藍、黑色的麻或棉布斜接而成，帶子兩端各縫接以一段繡有複雜幾何形花紋的黑布，再用白、紫、紅三種色線以直線繡法繡成，其中以八瓣花葉形紋最爲常見，另也有菱形、幾何形或卍字形紋，有的頭巾會在兩端綴有紅、白、及藍色毛線製成的球狀流蘇。

另有一種是寬幅較大的長方形帶子，僅在兩端施以多彩色線的直線繡（圖 1•10）。女子常盤髮，再用頭巾包覆起來（插圖 1•7）。《番俗六考》〈南路鳳山番一〉書中曾記載：「（番丁）髮散垂，各以青布纏頭」；以及〈北路諸羅番十〉「（番婦）烏布五尺蒙頭」。可見平埔各族男女均用此類青色或黑色頭巾纏頭（插圖 1• 8）。

此外，男子下體多圍一前遮片或布裙以護陰（插圖 1•6），據《番俗六考》〈諸羅番三〉云：「（番丁）下體用烏布為蔽長二尺餘，炎天則結麻片爲之縷，縷四垂圍繞下體」。未成年男子，均裸體，或僅以一布或以竹篾製成束腹，垂以各種流蘇。束腹的目的是讓腰部細小，稱作「箍肚」，如此較善於奔跑，每年祭典之期，大多會舉行「走鏢」競賽，贏得勝利者不僅在社中地位大幅提昇，更能獲得少女們的青睞（劉環月，1995：309）。

西拉雅族人常用黑布腰帶（圖 1•11、1•12，插圖 1•9 中），或者肩帶（圖 1•13）兩端繡有紅、藍、綠、紫、白、及黃等色的花紋布段，邊緣再綴以紅、藍、及白三色毛線紮成的球狀流蘇。

巴則海族則習用白麻布腰帶，兩端夾織以紅、深藍、紫紅麻線及木斛草皮的花紋，以紅色麻線緄邊，花紋有星形紋及菱形紋等。此類繡以各色花紋的腰帶，大致為參加節慶儀禮時穿用的。

女子上半身着有以三種顏色棉布縫成右襟長袖扁圓形領短上衣，肩部與身部為黑色，下襬淺藍色，袖部為藍色。領口及袖部均繡以花紋，袖部花紋是繡於袖筒內部邊緣，穿時袖口向上捲，花紋即露出，無釦子，僅以白色綁帶繫於兩側及腰部（插圖 1•10）。國分直一教授曾述及西拉雅族所用的此類衣服係女子出嫁時所穿着（李亦園，1954:42）。

噶瑪蘭族人所穿着的對襟有袖圓領長衣，係以褐色麻布製成，領、襟、袖口及下襬均緄以藍黑色布邊，襟部有釦子或銅鈕五枚，下襹略呈圓形。

披肩（圖 1• 14），是一種方布衣，形如袈裟，在左右上角有二綁帶，其穿法是從右腋下向左肩披上，再將二綁帶繫於左肩上（插圖 1•11）。

女子下身圍一單片式裙子（圖 1•15），僅在下半部施以夾織紅色毛線及深藍色棉線的菱形及曲折形紋飾六道，寬條紋飾之間各有白色流蘇一排。也有全件施以夾織的紅毛線與藍棉線幾何形花紋，紅色花紋以雙重菱形紋爲主，藍色花紋則在菱形紋中又有人形紋。

裙子兩側緄以黑布，上端綴有淺藍色玻璃珠八串及骨製小鈕卸三個，兩上角各有麻带一條，用於繫腰。另有一種雙片式裙子，也是以白麻布為底色，夾織以紅毛線的幾何形花紋，每組花紋之間，並挑繡紅色條紋共十七道，花紋種類有菱形紋、波狀紋及寬條斜紋。裙上端有麻帶一條，用於繫腰，下端以經線的未端垂爲流蘇，長及於踝；其穿法是前後各繫一條，與阿美、魯凱、排灣等族女子把兩件裙左右相疊的繫法不同（同上，頁43）。

巴則海族的女子護脚布是以一對白麻布為底色，夾織以紅、桃紅、黑、淺藍色線的花紋，其下並以經線的末端垂爲流蘇，花紋種類不少，但以卍字紋及類似雷紋二種爲多，布上端二角各有一綁帶，相繫於腿間（插圖 1•4）。婦女平時多僅以黑布裏腿，所以此類織有花紋的護脚布，應是參加儀禮時所穿用的。

本節前述平埔男女服飾的形制，大多以巴則海及西拉雅二族爲主。各族衣服所用的顏色以白色（麻線原色）與黑色兩種爲主，但繡織花紋的色彩則以紅色最爲常見，其他顏色依次爲藍、綠、紫、及黃等。直線繡大多以藍色為主，偶有紅、黃、黑、棗紅等色（圖 1•16）。紋飾多爲幾何形花紋，如八瓣花葉形紋、卍形紋、人形紋、類似雷紋、八卦圖形紋等，亦有寫實性花紋出現，如鳥、動物、及花草等。一般會先在方形布片上施以各種刺繡花紋，作爲樣品（圖 1•16），而後再挑選所須的紋樣，施於衣服上。到了近代，族人也將刺繡花紋如八瓣或四瓣花葉形紋及一些幾何形花運用在拜拜的桌裙（圖 1•17~18）、婦女胸兜（圖 1• 19a~c）、三寸金蓮的褲飾以及劍帶（圖 1•20~21）上面。

裝飾品方面，婦女們非常懂得使用各種天然植物，製造出包括頭飾、耳飾、額飾、胸飾、及手鐲等的裝飾性藝品。其材料以瑪瑙珠、螺錢、豬牙以及其他珠飾為主。和安雅族人喜穿耳，以竹圈當耳環，後來感戴感大，甚至大到垂肩，便以圓形木片或老螺錢當耳環。傳統上，少年均穿耳，並掛耳飾，直至婚後才除去。過去噶瑪蘭族的婦女，耳朶上都會穿好幾個耳洞，每個耳洞都掛著五、六個半徑約二、三吋的金耳環（劉環月，1995:214）。男女盛裝時會繫各種美麗的頭飾及額飾。

花環，是平埔族群舉行重要祭點或牽曲（跳戲）時必配戴的飾物，至今的西拉雅及馬卡道二族祭典中，族人仍戴圓仔花環以牽曲。西拉雅族人最常以圓仔花與雞冠花編花環，而馬卡道族人則是以海芙蓉和萬壽菊爲多，再插以數根羽毛。西拉雅婦女有以一種紅色對角頭巾包裹頭髮，而其他族的頭巾則大多為黑色的。額飾有兩種，一種是額前中段爲紅色，兩側為藍色，用以作綁帶繫於腦後者則為長方形白色粗布。帶上綴有紐釦及銅幣，下緣垂有珠串流蘇，配戴時正垂於額前。或者是以紅布為底布，上下緣緄以黑邊，中間施以有孔螺貝及綴珠花形紋（圖 1•22），並在下緣綴以珠串流蘇（圖 1•23）。另一種為圈狀額帶（圖 1• 24），以紅、藍、黃三色珠子、貝片、有孔螺貝、竹片、鋁片及獸毛等相連綴而成，位於前額上面，別緻美麗，可能為成年禮儀時所戴的頭飾。

男女皆有以梯形貝片連串而成的胸飾，大小相同，以麻繩穿過，如《番俗六考》《北路諸羅番八》所謂的「螺牌項鍊」，即是其一。也有一種以金黃色玻璃珠串成的胸飾，較長者可繞頸部數圈，參加儀式時配戴之，男女不分。還有以貝殼磨成的手鐲，或以銅或銀製的手鐲。煙草袋或檳榔袋（圖 1• 25），爲一白麻布製成的倒梯形口袋，分裡、中、外三層，其外並有一蓋，上施以紅、藍、紫等色的幾何形花紋，一般在中心有一八角形框，內有卍字形紋，四周繡以鳥或雞形妝及寫實的花葉形紋，或全為幾何形刺繡花紋。其背帶以紅毛料爲底布，兩端以黑棉布，其上又綴以多彩的塑膠珠子，呈三角形，在中央縫滿了穿孔螺貝，並以毛編帶縫在上面，兩端並施以黑色流蘇，平時側揹於左肩至右腋下方（插圖 1•12 右 6）。

平埔各族群文化，在台灣至少已延續了數百甚至千年以上的歷史，其文化的豐富性及對台灣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可惜在服飾上消失的較爲快速，難以留給人們深刻的印象。

摘自：1998《台灣原住民衣飾文化 傳統意義，圖說》，南天書局精裝版

本書所採用的標本，是四年來筆者先後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60件）、台灣民俗北投文物館（77件）、台灣省立博物館（17件）、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14件）、台中縣立文化中心（9件）、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3件），以及私人收藏家魏德文（51件）、巴義慈神父（4件）、陳達明（3件）、和徐韶仁（2件）等商借照片或請專人拍攝，並逐一描述之。另外，也與任教於台大人類學系的外子謝世忠教授一同到日月潭德化社，拍攝當地邵族放置在祖靈籃內的祖先衣服（17件）；同時向現任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孫大川副主任委員借拍其母親孫貴花女士的卑南族服飾（14件）；並至台東縣台東市和卑南鄉八個村里進行田野調查及拍攝服飾。

全書所介紹的 335件服飾，大多流行於七、八十年前，不過也有沿用至今者。過去，學者們對各族群服飾的譯稱不盡相同，不過，多數係以功能與形制的角度來定名。日治時期學者們所使用的名稱，台有人沿用至今，例如女子長裙，早期稱爲腰裙，護脚布稱爲脚扎或綁腿布，後做褲稱爲綁腿褲等。本書仍循這項稱名傳統，儘量使之簡易明瞭。

最早以文字或圖說方式記載關於台灣原住民的生活，並提及服飾的書籍，有淸乾隆時期黃叔璥的《台海使槎錄》、清•高宗敕撰的《皇清職貢圖》、清•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考》、以及1803年秦貞廉編的《漂流台灣Tsyopuran記》（漂流台灣秀姑巒之記）等。到了日治時期（1896-1945），日本學者陸續來台從事民族學約調查研究，對台灣原住民有了進一步詳實的記錄。

依筆者初步統計，至今約有 145位（註一）漢人、日人、西方人、以及原住民學者曾在關及原住民社會文化的著作中，或多或少介紹到，或以生活照片傅達食衣住行等概况。大體上，日本學者的著作偏在早期（1946以前），多爲概括性的介紹或分類，並常以寫真帖或圖說的方式來呈現原住民的風貌。其中，佐藤文一的《台灣原住種族の原始藝術研究》一書（1942），對服飾方面作了較詳盡的描述與分析。而台灣學者大多係選定一個族群或社區作爲實地考察的對象，報導該族衣服的紡織技術、製作過程、種類、以及紋飾的特徵等。Chi-lu Chen（陳奇祿）的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Formosan Aborigines” 一書（1968）曾對原住民物質文化作了全面性的介紹與探討，其中在服飾部份也有頗爲詳盡的描述與圖說。

總之，物質文化所蘊涵的藝術特質與社會意義是非常豐富的，其中又以服飾最能顯現出各族群獨特的文化面貌。社會接觸所造成的文化變遷對於衣服的材質與形制，均有相當大的影響。今天如果沒能完整記錄傳統的服飾，那麼明天可能就真的失去了一份珍貴的文化資產。

本書分爲六個部份，第一是導言，回顧關於台灣原住民服飾的研究，並說明撰寫的動機、目標與研究方法。第二是概述原住民族群的分類系統、分布情形以及傳統的文化特質。第三以文字、插圖、及彩色照片介紹各族的服飾。從平埔族群開始，依族群分布情形，由北而南至東及東南，分族進行敍述。每章先以四千多字介紹各特定族群服飾的特色，再以彩圖為主，黑白插圖為輔進行圖說。全文共約十萬多字。圖版編排男子服裝在先，女子服裝於後，接著則為男女裝飾品。彩圖以圖1•1（第一章第一圖）的方式標示。圖1·1a~b 的例子中，a指服飾的正面，b則表示服飾的背面或局部放大。彩圖大多由各公私立博物能或私人收藏家提供實物拍攝而成，若已確定蒐集來源，則在說明中述及，有些因為輾轉收藏，無法確定來源地，則不予註明。黑白照片大多選自十九世紀末日本學者所拍攝的多本寫真帖，以及當時的明信片。第四為參考書目。第五，詳述服飾標本的特點。第六爲索引，以便查閱。文中所見番人、化番、蕃、生蕃、熟蕃、蕃社、黥面蕃、及王字蕃等舊稱，係爲忠於原著，反映時代背景，敬請諒察。

寫就這本書，係先以詳實記錄原住民各族群的服飾特質，再及以傳承與保存原住民文化爲主要目的，期望讀者從服飾上進一步瞭解原住民的文化內涵，以達推廣與教育的眞諦，並冀盼更多學術同好與知識嚮友共同來參與物質文化的研究。

（繼續…本書中平埔族衣飾文化）

參考：1999年漢光版精華小圖册

《生命記憶的呼喚：
博物館藏品與臺灣原住民族連結之重啟》 – 歐尼基 /Niki Alsford

摘自：胡家瑜、歐尼基 編撰（2018）《他者視線下的地方美感：大英博物館藏臺灣文物》
Local Aesthetics with Foreign Perceptions:
The Taiwan Collections Housed at the British Museum

從一位英國傳教士的收藏說起

1872年4月中旬，31歲的傳教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在抵達臺灣四個月後，展開從今日臺南一帶前往打狗（高雄）的旅程。一路上，他經過了四個由李庥牧師所管理的教會。甘為霖所選擇的這條路線深為眾人熟悉，乍看下雖然只是他的私人行程，卻也記錄了沿途居民的日常生活。關於這次旅程的細節可見於甘為霖的兩本著作，分別是：《荷蘭統治下的臺灣（1905）》以及《素描福爾摩沙（1915）》。除了純文字的紀錄，甘為霖在旅程中所蒐集的各類文物則是較鮮為人知的，這些文物目前藏於大英博物館的臺灣民族文物系列，來自甘為霖者共 17件。甘為霖藏品的特殊之處，在於他不僅對臺灣原住民文物感到興趣，也蒐集早期漢人移民的特殊物件（見圖 0-7）。

在甘為霖的收藏中，以藏品（BM. As.9734）這雙竹筷為例，單從其玳瑁色、斑駁的外觀來看，似乎只是普通的筷子，檔案資料中也沒有關於這雙筷子來歷的詳細資訊。¹起初，筆者猜測這可能是甘為霖的私人用品，也許是他最喜歡的一雙筷子，亦或是信徒、其他傳教人員送給他的聖誕或生日禮物；然而，若檢視甘為霖藏品中的其他物件，則隱約可推敲出其中關聯。由於甘為霖全數 17件藏品中有7件標註來源為「漢」，某種程度上顯示了它們可能是甘為雞在旅程途中與當地居民交換禮物所得。再以藏品（BM.As.9732）的玻璃製仿玉班指為例，玉班（扳）指為中國文人用於表現社會地位的飾品，但此件材質為玻璃而非真正玉質則說明了幾種可能性。玉石貿易在當時的臺灣已經十分發達，如板橋林家等富紳之家都擁有各類珍貴玉器，故可推測這件班指並非來自真正上層社會階級，而可能來自某位理解班指象徵性價值，但未能負擔真玉材質、亦或無法辦識玉石真假的人。在這樣的假設前提下，班指的來源又可以推測出兩種可能性：班指可能來自甘為霖的前輩葉漢章牧師或好友吳文水；另一可能則是來自當時臺灣外僑社群中某位成員。

關於類似禮物交換贈送的證據，也可由一個錫製的漢式香爐（BM. As.9735）察得。從香爐的標註說明可知，香爐的原物主是馬雅各醫生（James Laidlaw Maxwell），故可能是馬雅各送給甘為霖的禮物。另外，從香爐蓋子上的囍字刻文可知，這本應是婚禮物件，而馬雅各和甘為霖是否意識到這點則不得而知。甘為霖在夥伴眼中是一個狂熱的「中國文物」收藏家，這樣的嗜好在當時的外僑社會並非獨特。²我們可由文獻中得知，甘為霖對其個人收藏十分熱愛，尤其是那些有著特殊背景故事的物品。1874年（距他個人收藏被捐至大英博物館僅兩年以前），一個嘉義南方幾哩處的地方部落首領曾對甘為霖祭出獵頭懸賞，甘為霖被迫躲藏保命。在藏匿的過程中，他失去了所有的家當，其中最重要的物品乃是格拉斯哥故鄉教團贈與他的一隻手錶。³

縱觀大英博物館臺灣民族文物系列，總計收納了約370件文物，其中多數與臺灣原住民有關。自十九世紀以來，該系列先後得到來自17位捐贈者的贈與，至於原採集者不明的藏品則有12件。這 17位捐贈者多為英國人，原採集者則往往在 1860年代臺灣通商口岸開港後來到當地定居。除了個別捐贈者外，還有多達 207件文物是由 1910年日英博覽會的「臺灣館」在展覽結束後所捐贈（臺灣館乃是由來自當時南臺灣的 24位排灣族人所做的真人生活展演）。這批來自日本政府的「禮物」，反映了當時日本殖民政府是如何透過對臺灣原佳民物件、畫面以及真人展示，來重新應用這些文物，並達成對其國家地位的重新詮釋。時至今日，這批深富臺灣本土文化蘊含的臺灣民族文物系列，仍深藏於大英博物館庫房中。本文的主要目的，即是透過聚焦文物原採集者和捐贈者的背景故事，繼而重現藏品文物在過去與現今歷史上的價值和意義。

「看哪，這些人從遠方來」：英國長老教會（PCE）與其醫療傳道任務（1865-1940）

臺灣福音傳道史向來是英國長老教會廈門宣教任務的一部分。1850年5月18日，賓惠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 和楊雅各（James Young）牧師被指派為廈門傳道醫療服務站的代表。⁴受聖經中唯一提及中國處（以賽亞書49：12）—即所謂「希尼地」—啟發，廈門在 1860年共計有50位傳道士及其家人，時至 1900年則成長到 2,500人。廈門傳道處的道德指標為終身學習，繼而鼓動了不少傳教士積極學習中國語言和當地文化。1855年5月，賓惠廉在楊雅各與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的陪同下再抵廈門。杜嘉德致力鑽研閩南語，他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漢語語言學的重要資源。⁵

杜嘉德於 1860年橫渡臺灣海峽，並在金輔爾牧師（Hur Libertas Mackenzie）的陪同下抵達北臺灣的淡水。杜嘉德與金輔爾發現傳教事業在臺灣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立即聯絡長老教會派遣代表前往臺灣。杜嘉德對於此事甚為熱中，甚至連回英度假期間都持續要求長老教會派人，繼而促成馬雅各跟他一同重返中國之事。馬雅各在廈門停留一年後，被派往臺灣成立傳教基地。1865年5月26日，馬雅各搭上前往臺灣府城、今日臺南的汽船，此後他獨自在臺灣生活兩年，直到 1867年12月才有第二名傳教士李庥（Hugh Ritchie）加入。1871年2月10日，第三名傳教士德馬太醫生（Matthew Dickson）抵臺。有了馬雅各和德馬太兩名醫生，醫療服務規模得以逐步增長，也先後設立了數間小診所。同年12月10日，又迎來了另一位新血甘為霖。

多數來自甘為霖的藏品是透過亨利．克里斯蒂（Henry Christy）所捐贈。克里斯蒂是一富裕而頗富盛名的知識分子，他的財富主要來自帽子和棉織品製造。克里斯蒂受其兄長以及威廉•胡克（William Hooker，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園長）兩人的影響，學習了很多採集、記錄植物標本的技術，而這些技術都被他運用到人文及考古文物的收藏上。⁶基於他的個人興趣，克里斯蒂捐贈給大英博物館的甘為霖藏品也多是棉織品。

大部分甘為霖的收藏於1876年抵達大英博物館。編號 BM.As.9727 的菸草袋是格外有趣的物件，資料註明為平埔族物品。必須強調的是，大英博物館臺灣民族文物系列藏品中，以平埔族的相關物件最具有代表性。平埔這個用於歷史上定居臺灣西部沿海平原一帶南島語族群體的詞彙，據賀安娟（Ann Heylen）所言，是對「近乎滅絕文化所進行之缺乏結構性的盤整」⁷。它反映了日治時期（1895-1945）是如何粗糙地以漢化進程將平埔群體與「山地原住民」區分開來。民族文物收藏令人著迷的其中一點，便是對於各種奇特物事的理解、分類並且呈現，而藏品中一件狗毛製的服裝便是奇特物事的典型（BM. As.9723）。雖然這件衣服的織紋呈現了強烈的泰雅族特色，但其編織素材—狗毛—卻是更重要的文化象徵。一直以來，民族誌的中心主張即是對於「他者」的定位與分類。民族誌的書寫自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興起後，在「參與觀察」的軸心下，其首要實踐是在「分離文化」指標下，對地域架構的「差異」進行包裝。⁸雖然現今學界已經發展出許多不同的分析方式，若欲了解一地的社會文化環境，民族誌詮釋仍具有深刻的重要性。⁹若引用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的觀點，即文化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屬於符號學的，因為「人是一種懸掛在自己所編織出意義之網的動物」¹⁰。因此，這件狗毛衣服所欠缺的便是背景故事，因為文物的解析不能只簡單地僅透過物件本身，而須連帶考慮其背景故事，才能呈現完整的意義。

由此，雖然館藏中有許多物件都標註與原住民有關，但在背景故事不清的情況下著實難以真正釐清藏品的意義；這種缺陷對儀式相關物品的影響尤其顯著，非常容易造成誤解。1946年，安慕理牧師（Boris Anderson）和妻子傅明珠（Clare Porteous Anderson）被英國長老教會派遣至福建省。他們抵達中國不久，就又因中國內戰而由當時臺南神學院院長黃彰輝（Shoki Coe）轉調至臺灣。¹¹安慕理在臺灣停留期間非常熱中文物蒐藏（大英博物館館藏中安慕理藏品共計 52件），其中包括喪禮用服裝，十分特別。多數安慕理藏品於1974年送抵大英博物館，安慕理和甘為霖一樣，不僅只收藏原住民物件，同時還對客家文物感興趣。此外，1970年代的臺灣還存有許多日本殖民時期遺留之物件，因此安慕理藏品中也包括一些日式葉紋印花織品。其中比較特別的一件，是一塊用紙殼仔細包裹保存的藍染印花布，其複雜而精細的設計圖樣，乍看下應是日本製（BM. As.1974.28.73），然而若沿著今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溪流行走，則可發現舊時用來染製靛藍色布料的廢棄水槽。靛藍植物葉片的保存主要就是用於布料藍染，1953年威爾氏臺灣考察行程蒐集了多件來自蘭嶼雅美族的藍染藝品，此反映了藍染的應用範圍與程度（該次旅程所蒐集的物件藏於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

植物學是十九世紀最受歡迎的科學學科之一，而科學化研究所注入的龐大投資與帝國的擴張往往息息相關。哈拉瑞（Yuval Harari）認為，科學革命的關鍵在於人類是否願意承認自己的無知。¹²更精確一點來說，現代科學之所以存在，即是因為「我們不知道！」因此，不同於以往傳統上所謂人類已知曉所有重要事物的觀點，現代科學致力於揭露未知。哈拉瑞質疑，軍事力量是否致力於保障科學考察的發展？抑或科學只是軍事擴張的附帶品？哈拉瑞的論點乃一體之兩面，而帝國主義與科學兩者也確實於十九至二十世紀期間共同成長。在下文中，筆者將透過植物學、帝國主義以及文物收藏三者之間的連結，探討帝國主義與科學的共同關係。

「蔬菜的科學」：植物學和標本採集

當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後被迫對西方「開放」，前往中國的的科學家逐漸增加，其中英國皇家園藝學會所派出的福鈞（Robert Fortune）是知名度較高的一位。¹³然而福鈞抵達中國不久後，便轉而接受來自東印度公司以及美國待遇更優厚的職務。鴉片戰爭後，隨著東印度公司全球貿易市場佔有率下降，公司以中國時值內亂為藉口，認為應改在印度發展茶業，以維護全球茶葉貿易的穩定。為此，東印度公司委派福鈞到印度建立茶園，福鈞也順利地執行了任務；其中成功關鍵非常簡單，便是直接與茶農交易並避免和當地政府官員打交道。¹⁴

1855年，出生於加爾各答的英國生物學家羅伯特•史溫侯（Robert Swinhoe，郇和）抵達廈門英國領事館工作。跟其他傳教士一樣，史溫侯開始學習當地語言，並逐漸對中國東部鳥類學有了權威性的理解。隔年3月，史溫侯造訪臺灣，旅途中也不間斷地採集。1860年臺灣開港後，史溫侯被派駐臺灣，在島上設立第一個領事館。

在大英博物館館藏中，有12 項物件是由史溫侯所採集，之後被克里斯蒂收購，並被捐贈給大英博物館。在此之前，這些物件存放於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而最初之所以選擇邱園，乃是基於邱園在植物學研究上的專業。

邱園位於倫數西南區，成立於 1840年，擁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植物收藏。邱園除了培育植物樣本，也設有兩間藝術館，分別是專門夏出雪麗·舍伍德收藏品的雪麗•舍伍德植物園藝廊，以及瑪麗安娜．諾斯藝廊。瑪麗安娜•諾斯藝廊成立於 1880年代，永久展出諾斯的畫作。諾斯曾獨自於美洲，南非和亞洲等地旅行並描繪當地植物。除了藝廊以外，邱園還設有圖書館和檔案室，而當時史溫侯的收藏即是被捐贈至此處。

史溫侯的收藏中，有一設計精細的大角形籐編提籃（BM. As.1960.10.453），提籃用於盛裝橫榔，尺寸僅17×17公分。提籃的造型罕見，推測收購於臺灣北部，因為北部原住民相較於南部較常有嚼食檳榔的習慣。多數史溫侯的收藏來自平埔族，與其他館藏相比，史溫侯藏品乍看下似乎不那麼突出，然而編號 BM. As.4030 的草蓆仍屬有趣的物品。臺灣民族文物系列中的編織品，多是儀式服裝，而草蓆則顯然是世紀交替之際來自原住民部落的居家生活用品，因此推測這件草蓆應非禮物交換的結果。

史溫侯被派往廈門領事館後，接任主持打狗與臺南領事館的，是來自愛爾蘭道寧郡的湯瑪士 •沃特斯（Thomas Watters）。跟史溫侯一樣，華特斯也是個狂熱的收藏家，並且將許多他的個人觀察書寫成文。1867年，他首度於當年12月版的《皇家亞洲學會北中國分會會刊》發表文章，文章題名為《漢文化中鴿子的概念》。1874年，他又在同一期刊發表《中國狐狸神話》一文。華特斯並不是第一個把私人收藏捐給博物館的民俗學家，下文將介紹的羅倫斯．高莫（Laurence Gomme）則是另一位英國民俗學領銜學者。若重新聚焦華特斯，他曾於 1887年至 1888年派駐韓國領事館，在該時期也收藏了一批有趣的韓國文物，這些物件後來分別被捐贈給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及大英博物館；至於他的臺灣收藏品，則因多與植物相關而被捐贈給邱園。目前所存由華特斯採集的10項藏品中，多數為來自漢人移民的日常生活物品。除了史溫侯和華特斯，喬治•菲利浦斯（George Philips） 也為臺灣民族文物系列貢獻了一件藏品。菲利浦斯同樣身為英國領事，1880年2月25 日至 1886年4月21日期間於臺灣南部任職。菲利浦斯是肯特郡一位麵包師傅的兒子，他在倫敦國王學院念書時，獲推薦到中國為英國領事鮮擔任口譯實習生。跟很多人一樣，他的第一個工作地點是廈門。之後，他先在1859年被派駐福州，然後又回到廈門，直到 1877年再次前往福州塔島擔任代理領事及副領事，日後順理成章地被提拔為長江南岸九江領事館領事，直到被轉派臺南領事館為止。這件屬於菲利浦斯的藏品為一把棕櫚藥掃帚（BM. As.I960.10.458），這種掃帚是當時（理論上今日仍是）島上漢人非常普遍的日常用品。掃帚由棕櫚科的錫蘭海棗所製，於1960年由邱園移轉至大英博物館存放。

各類與植物相關的藏品中，也有來自威廉•羅伯特•普萊士（William Robert Price）的藏品。普萊士曾於 1912年12月23日在臺北鐵路飯店寫信給邱園的亞瑟•威廉•希爾（Arthur William Hill），信件中，普萊士詳細地敘述了他將從臺灣寄送到邱園的各類植物樣本¹⁵，其中包括稀有的琉球百合球莖。而普萊士所採集的物件中，有三件日後被轉贈給大英博物館，其中兩件為來自琉球（標籤註明沖繩）的布塊，另一件則為漢人物品。

大英博物館臺灣民族文物系列中與植物相關者當中，最後一件是由月桃葉所編成的附蓋籃子（月桃是薑科類植物，在日本常用於食材保存）。籃子可能來自排灣或魯凱族部落，於 1960年由邱園轉贈至大英博物館（BM. As.1960.10.447），捐贈者為亨利•約翰•艾維斯（Henry John Elwes）。艾維斯是英國植物與昆蟲學家，以其百合收藏聞名。他曾獲得皇家園藝學會（RHS）頒發維多利亞獎章，並於1880年出版《百合屬植物專論》，1906年又與奧古斯汀•亨利（Augustine Henry）合寫《英國與愛爾蘭的樹木》。艾維斯的收藏還包括目前藏於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的三萬隻蝴蝶。接下來，本文將討論由人類學家及其他領域學者所捐贈的臺灣相關藏品。

「我就是充滿好奇！」：學術界與臺灣收藏

雖然自十六世紀以來就陸續有關於臺灣原住民族民族誌研究的證據，但系統化的研究一直到 1897年才正式展開。關於臺灣與雅美族原佳民的研究，首見於1897年《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一封鳥居龍藏（Torii Ryuzo）所寫的信。¹⁶ 鳥居龍藏是日本人類學家，以中國、臺灣、韓國與俄國為研究主題；如同華特斯與高莫，他也對民俗學充滿興趣。他的收藏與其他學者—例如伊能嘉矩（Ino Kanori）—的收藏，共同組成了1908年所成立的臺灣博物館中永久藏品之一部分。

大英博物館中來自高莫的藏品僅有一件，這是一把附有木製刀鞘的男子用鐵製佩刀（BM. As.1935.1102.1.ab），刀鞘上飾有百步蛇雕紋，可能來自排灣或魯凱族部落。這把刀於 1935年、也就是高莫去世近 26年後，才移轉至大英博物館。關於高莫是如何取得這把鐵刀，並無相關文獻，甚至也沒有高莫造訪臺灣的紀錄。高莫是知名的英國民俗學家，曾經協助成立英國民俗學會（1878年成立於倫敦）以及維多利亞郡縣歷史研究計畫（1899年獻給維多利亞女王的英國各郡歷史百科計畫）。不論是倫敦居民或訪客，或許都曾見證高莫對歷史建築的貢獻，因為他也是藍色牌匾計畫（在建築外牆掛上藍色牌匾以標記知名人物住家或工作場所）的推手。

如同高莫，目前也沒有任何紀錄顯示威廉•布勒 •法格（William Buller Fagg）是否曾造訪臺灣。法格於 1969年至 1974年間任職大英博物館的人類學部門，雖然他的領域是約魯巴史，並且專致研究西非貝寧藝術，但他於 1993年捐贈給大英博物館的人蛇紋雙口木雕連杯（BM. As.1993.04.2），跟高莫的鐵刀同樣來自排灣族或魯凱族。此雙口木雕連杯為儀式用，兩位飲酒人須併排坐，手握木杯蛇雕處，共同飲酒。類似這樣的飲酒連杯，也存在於約魯巴文化中。此外，剛果共和國西南部的彭代族，也有雕有雙頭顱的木連杯，同樣用於飲酒；飲酒連杯上的頭顱雕刻樣式，同時是普遍的彭代族面具設計。¹⁷

大英博物館臺灣民族文物系列藏品的原始採集者中，蘇格蘭藝術家伊麗莎白•基思（Elizabeth Keith）是確實曾經造訪臺灣的一位。她的藝術深受她在日本、臺灣、韓國、中國和菲律賓等地旅行的影響，是為人所知的。館藏中，有兩件基思所收藏的蘭嶼雅美（達悟族）陶藝品。一件是抱著孩子的女人陶偶（BM. As.1926.215.1），於1926年被捐贈給大英博物館：另一件則是雙手環胸、呈現坐姿的男人陶偶，於1927年被贈與博物館。這樣的陶偶，近年已成為深受蘭嶼遊客青睞的旅遊紀念品。

由個人學者贈與大英博物館最大一批藏品，是由馬丁．耐特胥 （Martin Nettleship）於 1970年所捐出的。這批文物來自泰雅族，全數 33件，是耐特胥為了完成倫敦政經學院畢業論文所進行田野調查的採集品。¹⁸其中由苧麻和羊毛所製的織花長衣（BM. As.1970.18.11），是以稱為「浮織」的特殊編織技術製成。此類長衣通常為居住在北部山區的泰雅族男性所穿著，而使用羊毛混和植物纖維的織布技術，也是泰雅族的一大文化特色。

耐特胥的全數藏品均與紡織相關，也全部來自泰雅族。由骨頭所製的紡輪（BM.
As.1970.18.31），直徑5公分，用於織造和刺繡；纏有黃線的線梭（BM. As.1970.18.28）則是木製，長度為 56公分。

耐特胥與其他採集者比較不同之處，在於耐特胥的收藏並非他逝世後才捐出。類似情況的還有麥大維（David McMullen）。麥大維主要研究唐代宗教史（618-907），身為劍橋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所長，他曾於2004年與臺灣教育部合作成立「臺灣研究講座」。¹⁹

麥大維的收藏中包括兩件出自排灣或魯凱族的木雕連杯，與法格的「蛇紋雙口木雕連杯」類似；此外，還有一件同樣來自排灣或魯凱族的百步蛇木雕蠟版（BM. As.1965.01.5），刺繡時使用蠟版可讓繡針更滑順。接下來，筆者將討論日本殖民政府在 1910年12月7日倫敦日英博覽會後所捐贈出的 96件文物。

「野蠻人的遊行」：1910年日英博覽會與臺灣館

本次博覽會所要實現的目標十分遠大。博覽會將拉近東、西方兩個島嶼帝國的關係，並確保一直以來對雙方均甚為重要的利益，即道德、智慧以及物質文明。唯有雙方共同努力，才能確保如此偉大共業的圓滿成功。²⁰

以上這段文字，是日本駐英大使加藤高明在1910年2月4日所發表的。當時日本政府的重要目標，在於如何連結並讓兩個「島嶼帝國」平起平坐，而方法之一，就是透過視覺的展示，來呈現日本的殖民能力是如何成功馴服所謂「未開化的野蠻民族」。

1910年的日英博覽會展期自5月14日至10月29日，展覽地點位於倫敦雪伯特布什區的白城。該博覽會是日本帝國所承辦過的最大型海外博覽會，也是帝國政府向世界展示其現代化實力的良機（見圖 0-9）。在此之前，白城也曾於1908年作為法英博覽會、1909年帝國國際博覽會的展場。

談到日英博覽會，必須聚焦伊姆雷•奇拉菲（Imre Kiralfy）。1907年，奇拉菲於倫敦開發建造了佔地140英畝的微型城鎮白城，以及一座新體育館。奇拉菲與他的兄弟波拉希（Bolossy）是眼鏡和歌舞雜劇用品的生產商，不論在歐洲或美國都頗有影響力。奇拉菲兄弟於1840年匈牙利革命年代生於布達佩斯，兩兄弟在加入匈牙利馬戲團演出後，棄用康尼格思博（Konigsbaum）這個家族本名而改姓奇拉菲。伊姆雷在 1887年與波拉希分道揚鑣，之後仍持續以表演藝人為職業，他與十九世紀美國的馬戲團業主費尼爾司•泰勒•巴納姆（Phineas Taylor Barnum） 類似，都十分熱中於「活體展示」。

在 1908年的法英博覽會中，有兩個「真實殖民村莊」的展出，一個是「愛爾蘭村」，另一個則是「塞內加爾村」，這兩個村莊都是為了表彰帝國殖民制度的成功。名為「巴利麥克林頓」的愛爾蘭村落，居民由 150名愛爾蘭女性組成，塞內加爾村則展現了所謂塞內加爾的「正統」日常生活。至於1909年帝國國際博覽會展出的「村落」，則有1600年至1894年間的非洲王國，也就是日後成為西非法屬殖民地的達荷美，以及來自俄羅斯帝國領土中亞區域遊牧民族的卡爾梅克人村落，展出的目的主要在於宣揚殖民政策對於「文明化」其殖民地區的效力。由此，1910年的日英博覽會可想而知的必然也抱持著同樣的理念，而這次被選出的活人展覽品，則是北海道阿伊努人和臺灣排灣族。

「臺灣館」位於「東方宫殿」，宫殿中除了臺灣館，還包括韓國館、滿州館以及關東租界三個展覽。官方展覽報告指出，僅臺灣館即佔去了東方宮殿整體面積的一半，展覽內容「呈現了臺灣的資源、教育、各類產業、以及最新的開發建設」。²¹除了各類展覽品外，還有24名排灣族人被送往倫敦，住進模擬搭建的「福爾摩沙土著村」中，進行「真人演示」。博覽會的簡介手冊描述：「⋯⋯他們是世界上最狂烈也最難以馴服的種族之一」。²²胡家瑜指出，該次展出刻意將臺灣原住民塑造成未開化的原始人，相較之下日本則是那企圖帶領臺灣走向「文明」與「現代化」的一方。就如同其他殖民強權，日本全力展現它有能力同化、教育、並且讓這「最狂烈的種族」文明化。²³

透過對臺灣原住民形象的操控，日本將自身國家地位放置在與英國同樣的水平。1910年10月博覽會展出結束後，日本將總計共 200箱的部分展品分別送至30個不同的機構，而大英博物館正是其一；另有部分被送至其他國際展覽繼續展出（1911年於德雷斯頓和都靈），至於剩下的 400箱則送回日本。被稱為「帝國信使的門戶」之京都勅使門的複製展品，則被送至邱園展示至今。

與多數大英博物館的收藏一樣，臺灣總督府所彙整展出的文物主要與紡織品有關。基於日本殖民政府所欲呈現臺灣原佳民「狂野」的一面，其中一件展品來自泰雅族用於盛裝首級的袋子（BM. As.1910.1207.193），藉以突出原住民的狩獵與戰鬥力。在臺灣，除了蘭嶼雅美族外，其他部族均有獵首儀式。1930年10月的霧社事件後，獵首儀式在日本政府的嚴格取締下很快地絕跡。至於其他被日本政府認定為原始未開化的習俗，還包括泰雅族和賽夏族常見的紋面傳統。

期待重現藏品背後的歷史脈絡

目前這批全數約370件的十九世紀臺灣文物，仍藏於大英博物館庫房中。唯有試圖將這些文物與原收藏者重新連結，釐清其背後的多重意義，許多故事才能得以重現。關於收藏者以及捐贈者的歷史，在博物館學上一直是相對沉默的；本文所欲達到貢獻，即是透過藏品採集者與捐贈者背景的探索，進而重現當時的一些歷史脈絡。例如，早期的收藏品中有一定比例的漢人物件，然而至二十世紀初期，當漢人己成為島上固定的永久群體，並且隨著現代化的腳步越來越習慣於各種全球化產品，相較於原住民物件，漢人所使用的物品已不再具有「異國情調」，而鮮少被採集者收藏。

大英博物館臺灣民俗文物系列的原採集者和捐贈者往往並非同一人，因此，透過這些人物，得以見證歷史的多變性。組成此文物系列極為重要的一部分，為1910年的日英博覽會，至於其他捐贈者，則多視大英博物館為最能妥善保存藏品的機構而選擇將藏品贈與此處。然而在英國，大英博物館並非唯一的捐贈選擇，牛津大學的皮特河博物館和劍橋大學考古學暨人類學博物館，也都同樣藏有重要的臺灣文物。因此，釐清藏品被採集與捐贈的背景歷史，對於理解臺灣原住民的物質文化是如何被呈現、展示以及詮釋一層上，十分重要。

1 英國長老會（PCE）檔案目前藏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檔案館 （Arehives & Speclal Colections at S0AS,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2 其他案例可參見文獻：Nicolas Peterson et al （eds.） The Makers and Making of Indigenous AustralianMuseum Collections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2008） 以及 Jaqueline Yallop, Magpies, Squirrels & Thieves: How the Victorians Collected the World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1).
3 Edward Band,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London: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CE, 1948 / Rpt.: Taipei: Cheng-wen, 1972), 93-95.
4 Niki J.P. Alsford (ed.) Chronicling Formosa: Setting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1865-1876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15), 7.
5 See: Niki J.P. Alsford and Bernhard Fuehrer, 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 and hi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1873), Translation Studies (forthcoming); Henning Klöter, Written Taiwanes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5), 122; and Ann Heylen, Missionary Linguistics on Taiwan. Romanizing Taiwanese: Codific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Dictionaries in Southern Min (1837-1923), in Authentic Chinese Christianity: Preludes to its development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eds., Ku Wei-ying and K. De Ridder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35-174.
6 BM, Henry Christy (Biographical details), The British Museum, accessed 28 July 2016.
7 Ann Heylen, Grassroots Taiwan History, in Taiwan Since Martial Law, ed., David Blundell (Taipei: NTU Press, 2012), 35.
8 James Buzard and Joseph Childers, Introduction: Victorian Ethnographies, Victorian Studies 41: 3 (1998), 351.
9 Robert Gordon and Vladimir Kabo, On the Myth of the “Savage Other", Current Anthropology 30: 2 (1989), 205
10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1973), 5.
11 Niki J.P. Alsford, Torn Between Two Worlds: Rev. Shoki Coe, Domesticity, and the Taiwanese Self-Determination Movement, in The Shaping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ed., Paul Woods (Oxford: Regnum Publishing Co., forthcoming).
12 Yuval Harari,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mankind (London: Vintage, 2014), 279.
13 Susan Schoenbauer Thurin, Victorian Travelers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42-1907 (Athens: Ohic University Press, 1999), 28.
14 Ibid, 32.
15 RBG, Directors’ Correspondences 152/73, Letter from W.R Price to Sir Arthur William Hill (23 Dec 1912).
16 David Blundell, A Century of Research, Austronesian Taiwan 1897-1997, in Austronesian Taiwan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09）， 3.
17 See Anon, World Cups: A cross-cultural look at drinking vessels, accessed 2 August 2016.
18 Martin A. Nettleship, An Experiment in Applied Anthropology among the Atayal of Taiwan, Ph.D. Dis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971.
19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op UK Universities Launch Taiwan Research, accessed 2 August 2016.
20 Ayako Hotta-Lister,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of 1910: Gateway to the island empire of the east (Oxon:
Routledge, 2013), 2.
21 Hu Chia-yu, Taiwanese Aboriginal Art and Artifacts: Entangled images of colo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Refracted Modernity: Visual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olonial Taiwan, ed., Yuko Kikuch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205.
22 Ibid, 205.
23 Ibid, 194-215.

以下摘自：李莎莉策展/主編（2018）《織路繡徑穿重山：臺灣原住民族服飾精品聯展》圖錄，故宮博物院出版

導論（pdf）- 李莎莉

和安雅族無袖織花短衣：Hoanya woven sleeveless short upper garment

和安雅族無袖織花短衣：Hoanya woven sleeveless short upper garment

和安雅族無袖織花短衣：

巴宰族無袖織花長衣：

巴宰族織花披肩：

馬卡道族頭巾繡片：Makatao embroidered head cloth

臺博館藏巴宰族：

臺博館藏巴宰族：

此四色織花短衣由蔡玉珊老師解析復刻，於2015年臺博館《樸埔風情》展出。

北投文物館的李莎莉館長於二十幾年前出版的這本精美的平裝小圖册是當年「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出版的「傳統藝術叢書-12」，由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輯製作。

如今料已絕版，僅摘錄以下部份精華內容：

壹、導言

貳、台灣原住民概說

參、各族傳統服飾（之一）平埔族群

摘自：1999《台灣原住民傳統服飾》小册 p.14~15

台灣原住民屬廣布於太平洋地區之南島（Austronesian，或稱馬來-波里尼西亞（Malayo-Polynesian ）） 語族的一支，族群種類繁多。其中較早與漢人接觸的平埔族，主要原居地在西、北、南，以及東北海岸平原、盆地一帶，大致上又分為凱達格蘭（Ketagalan）、噶瑪蘭（Kavalan）、道卡斯（Taokas）、巴則海（Pazeh）、拍瀑拉（Papora）、巴布薩（Babuza）、和安雅（或洪雅，Hoanya），以及西拉雅（Siraya）等群。

另外，過去通稱為「高山族」、「山胞」或「山地人」的群體，包括有大部份分布在北部地區的泰雅（Atayal，在花蓮和南投一帶自稱 Serjiek
者，有不少人認為與泰雅不同，而應另成一「太魯閣族」、「德魯固族」或Serjick 族〔部分族人延用「賽德克」一譯稱〕）、賽夏（Saisiat）二族，中部的邵（Thao，有部分學者認為該族應為平埔族的一支，但邵人從不承認自己為平埔族）、布農（Bunun）、鄒（Tsou，居處於高雄縣境的群體自稱為Kanabu和Saalua）三族，南部的魯凱 （Rukai）、排灣（Paiwan）二族，東部的阿美（Amis）、卑南（Puyuma，有些部落自稱為 Panapanayan）二族，以及在蘭嶼島上的雅美（Yami，今有部分族人主張正確的族名應為「達
悟」Tau）等十族，總計人口為390,244人（1997 年的統計，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提供）。

曾經的”九族”中，Atayal（泰雅）、Bunun（布農）、和 Tsou （鄒）三族之名稱，原義爲「人」。Paiwan原本是「山地」的意思，該族久居於大武山附近的山區，因此就把Paiwan拿來當作共同認同的指稱。Rukai（魯凱）族人自稱Tsorisen，其義爲「山地人」；Puyuma（卑南）又名Panapanayan，原爲阿美族稱「客人」及排灣族稱「他族人」之義；Amis（阿美）自稱Pangtsa，有「蕃人」的意思，卑南族人稱「北方」為"ami。Yami（雅美）為日人鳥居龍藏於明治三十年（1897）第一次赴蘭嶼

該島調查後的報告中，首先使用。然族人自稱 Tau，其義爲「人」。惟原稱法通行數十年，已然約定俗成，所以學術界仍多採用之。不過，近年來，族人已有將雅美之名改爲「達悟族」的聲音出現。蘭嶼另名紅頭嶼。「紅頭嶼」一稱最早出現在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 黃叔璥所著的《台海使槎錄》一書中。國人一直習用此稱。而歐洲人又稱 pBotel Tobago，在更早於1622年，西班牙已測繪於古地圖中。1946年11月24日，省政府以該嶼盛產蝴蝶蘭，始改名爲「蘭嶼」。
九族的說法至今仍最爲普遍，不過在學術界或族群間，有愈來愈多人支持十族（加上邵族）或十一族（再加上太魯閣、德魯固、或賽德克族）、或十二族（再加上平埔族或噶瑪蘭族）、或更多族（若將近來進行復振運動的凱達格蘭、馬卡道［原被認為西拉雅的一支］、及噶瑪蘭等平埔各族分別視之的話）的說法，目前尚無定論。例如中央政府的「原住民委員會」雖仍只承認九族，但地方政府如台北市所屬的「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則安置有邵族和賽德克族的委員職位。

以下「族群分布」僅摘錄
平埔（Pingpu 或 Peppo）族：

主要原居地在台灣西、北、南、及東北海岸平原、盆地一帶（插圖0•1），清代中葉以後陸續有部份族群成員遷徒至花東縱谷與海岸地區，與漢人的接觸較早。從日治時期伊能嘉矩開始，平埔族的分類有九族、或八族之說，近代語言學者土田滋與李壬癸根據語言上的研究，又有十族、十二族或七族十四支的看法。

摘自：1999《台灣原住民傳統服飾》p.10~11

在人類學的界定下，服飾屬於物質文化的一個範疇，它是人們生活上不可缺少的必需品，除了禦寒、保護的功能之外，亦具有美觀的作用。台灣原住民的服飾不僅具有上述三項功能，更蘊涵傳統藝術（或稱原始藝術、族群藝術或部落藝術）的特質，同時也傳達了族群認同方面的意義。

物質文化所具有的社會意涵，似乎較少為人所注意，因為它的具象性與實用性特質常會讓人忽略了外相內部的深層意義。服飾本身具有以下六項屬性：

第一、它顯示了社會階層以及特殊身分或事蹟的意涵。例如排灣、魯凱二族，傳統上唯有貴族可穿戴華服，並施以特定的花紋；鄒族的男子在獵得山豬後，可將山豬獠牙做成臂環，在節慶祭儀時穿戴出來，以顯示其勇士的事蹟。

第二、它與社會組織的組成原則息息相關。例如泰雅女子必須習得織布才有資格紋面並成家；而阿美、卑南二族有年齡階級之分，不同層級必須穿戴不同服飾。

第三、它具有男女分工的特性。例如男子負責織布機的製作，而採麻、處理麻線則男女共同合作，但在女子織布過程中，男子忌觸織布機，也不能跨越其上。

第四、它反映了文化接觸所造成的社會變遷。例如日治時期以前，大部分的衣服材質，均為自織麻布，後來才大量使用由日本或大陸進口的棉布和印花布，晚近，更以化學纖維取代所有材料，這顯然是一種順應環境所產生的變化。

第五、它是族群認同的重要表徵。自三百多年前，漢人大量進入台灣後，原住民文化受到相當大的衝擊，服裝方面逐漸漢化，但在某些特定節慶祭儀上，仍繼續笌戴傳統的服裝，充分表現出自我族群的認同。

最後，它具有傳統藝術美學的意涵。基本上，服飾的色彩、圖案及形制，均符合對稱、律列、均衡的原則，並多據此呈現出獨特的風格。

本書以圖說的方式，簡要地呈現出各族服飾在生活中所具有的藝術美學與所代表的社會意義，冀使讀者從服飾上進一步了解原住民各族的文化。服飾不僅代表個人，更突顯出特定的族群形象，它與台灣大社會的時代變遷有著密切的關係，值得我們認識並重視。一般來說，原住民的服裝並未因漢化或現代化而消失，反而由於節慶習俗的繼續維持，使得它得以不斷傳承並表現出嶄新的文化意義。本書以保存原住民文化，並記錄其服飾特質為目的，期能達到推廣與教育的功能。

參考：台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

周璽（1832）《彰化縣志》描述地織機：「規木虛其中，圍三呎許，函口如槽，橫竹木桿於內，卷舒其經，綴線為綜，擲緯而織達戈紋粗布。」

摘自：1999《台灣原住民傳統服飾》小册 p.20~25

平埔族群的分類目前尚無定論，一般多分為凱達格蘭（Ketagalan）、噶瑪蘭（Kavalan）、道卡斯（Taokas）、巴則海（Pazeh）、拍瀑拉（Papora）、巴布薩（Babuza）、和安雅（或洪雅，Hoanya），以及西拉雅（Siraya）等族。主要分布在台灣西、北、南及東北海岸平原、盆地一帶，與漢人接觸較早，因此在服裝上受漢式服裝的影響很大，不過，文獻上對該族群服飾的描述卻相當有限。

在二、三百年前，平埔各族素以善於紡織與刺繡著稱，其中尤以位於埔里的巴則海族之織物最為精巧美麗（圖版 1.1），較之泰雅、排灣二族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以苧麻為主要材料，夾織各種顏色的毛線，並以獸毛、木斛草等作為紋飾。在冬天，則穿著樹皮編織成的背心。

噶瑪蘭族人大都用樹皮或香蕉樹幹抽絲，再與麻線混織成禦寒與蔽體的衣服。他們與其他原住族群一樣，都曾使用過或還在使用移動式水平背帶織布機。族人僅於節慶儀禮時才穿著精美的服飾，平時或田間耕作時，男子大部分皆裸體，或是圍一前遮片，而女子亦圍一布裙。材料以麻線、棉線及木斛草皮為之，在羊毛線未輸入前，族人常以茜草作染料，染於麻線上使成紅色。男子除了對襟無袖短上衣或長上衣之外，還有對襟有領長袖長上衣，在袖口、領口或背面施以夾織花紋或刺繡片，紋樣以幾何形紋為主。

不論男女，在工作時皆使用套袖，做法係將夾織以紅毛線及藍棉線紋飾的白麻布縫成一長筒形，中段開口以便手臂穿入。穿著方式，與阿美、泰雅二族相似，先穿背心再穿套袖。

平常所戴的頭巾（圖版 1.2），一般多為一種雙重布製的長方形帶子，以藍、黑色的麻或棉布斜接而成，帶子兩端各縫接以一段繡有複雜幾何形花紋的黑布，再用白、紫、紅三種色線以直線繡法繡成，其中以八瓣花葉形紋最為常見，另也有菱形、幾何形或卍字形紋，有的頭巾會在兩端綴有紅、白及藍色毛線製成的球狀流蘇。另有一種是寬幅較大的長方形帶子，僅在兩端施以多彩色線的十字繡及直線繡。女子常盤髮，再用頭巾包覆起來。

西拉雅族人常用黑布腰帶（圖版 1.3），兩端繡有紅、藍、綠、紫、白及黃等色的花紋布段，邊緣再綴以紅、藍及白三色毛線紮成的球狀流蘇。

巴則海族則習用白麻布腰帶，兩端夾織以紅、深藍、紫紅麻線及木斛草皮的花紋，以紅色麻線緄邊，花紋有星形紋及菱形紋等。此類繡以各色花紋的腰帶，大致為參加節慶儀禮時穿用的。

女子上半身著以右襟長袖扁圓形領短上衣，肩部與身部為黑色，下襬淺藍色，袖部為藍色。領口及袖部均繡以花紋，袖部花紋是繡於袖筒內部邊緣，穿時袖口向上捲，花紋即露出，無釦子，僅以白色綁帶繫於兩側及腰部。下身圍一單片式裙子，並有一對護腳布，布上端二角各有一綁帶，用以繫於小腿間。披肩（圖版 1.4），是一種長方形布，形如袈裟，在左右上角有二綁帶，其穿法是從右腋下向左肩披上，再將二綁帶繫於左肩上。

各族衣服所用的顏色以白色（麻線原色）與黑色兩種為主，但織繡花紋的色彩則以紅色最為常見，其他顏色依次為藍、綠、紫及黃等色。直線繡大多以藍色為主，偶有紅、黃、黑、棗紅等色。紋飾多為幾何形花紋，如八瓣花葉形紋、卍字形紋、人形紋、似雷紋、八卦圖形紋等，亦有寫實性花紋出現，如鳥、動物及花草等。一般會先在方形布上施以各種刺繡花紋，作為樣品（圖版 1.5）。到了近代，族人也將刺繡花紋如八瓣花葉形紋及一些幾何形花紋運用在拜拜的桌裙、婦女胸兜、及劍帶上面。

裝飾品方面，婦女們非常懂得使用各種天然物質，製造出包括頭飾、耳飾、額飾、胸飾，以及手鐲等的飾物。其材料則以瑪瑙珠、螺錢、豬牙，以及其他珠飾為主。和安雅族人喜穿耳，以竹圈當耳環，後來愈戴愈大，甚至大到垂肩，以圓形木片或老螺錢當耳環。傳統上，少年均穿耳，並掛耳飾，直到婚後才除去。男女盛裝時會繫各種美麗的頭飾及額飾（圖版 1.6）。

平埔各族群文化，在台灣至少已延續了數百甚至千年以上的歷史，其文化的豐富性及對台灣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可惜在服飾上消失的較為快速，難以留給人們深刻的印象。